The Embedded Protagonist： the Kuomintang County Party Newspaper in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本文以对县级报刊在1928、1936、1941三个不同年份的分布和归属类型为线索，试图复原在此期间中国报刊基层化的走势与动因。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党报在县报的空间扩展中扮演了主角。由于资源获取方式上的差异，党报与民营报刊本不存在彼此消长。但就当时中国普通县份的普遍状况而言，却更有利于被作为组织构成部分，而被自上而下嵌入的党报迅速生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富庶县份大多沦陷，大报发行网络的弱化，国民党党报在战区各省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在县级的空间分布优势，也在客观上充当了基层新闻流动的主脉。Follow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attribution of county newspapers in 1928,1936 and 1941, this paper tries to restore the trend and motiva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s, the KMT party newspaper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space expansion of the county newspaper. Due to differences of resource access, party newspapers and private newspapers did not affect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hinese general county, it was more conducive to the organization as a component embedded in a top-down party newspaper to get a rapid growth.Al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Kuomintang party newspaper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dvantage further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he theater provinces, but also objectively was acted as the main vein of grass- roots news flow.本文系厦门大学2017年度校长基金项目：从嵌入到遍在：对报刊在近代中国的空间扩散的动力学探究（编号20720171044）项目成果

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

本文以典范的生产流程为考察线索,从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对吴满有现象的成因进行剖析。笔者认为吴满有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因为他既符合四十年代初期宣传新民主主义人物的需要,还符合陕甘宁边区形象建构的需要,又因为符合领袖的偏好而被边区认可为典范。此类典范人物的生产流程反映的是看重当前需要的工具理性,而非着眼于道德的价值判断

维新何以成“运动”:以《时务报》报费的流向为个案

文章以《时务报》被外埠派报处拖欠报费的数额、成因及其去向的分析为个案,试图探究其中蕴含的资源调配机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与报馆主事人存在密切人际关联的\"亲友派报处\"总体上更倾向于延迟将报费交给时务报馆,由于\"亲友派报处\"在外埠销量中所占份额较大(通常在60%左右),这就造成了时务报馆应得的报费大比例、长时期沉淀在它覆盖所及的区域(尤其内陆地区)。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报馆自身的运营。但被\"亲友派报处\"拖欠的报费,却有相当部分,很可能被维新同道挪用于在地开设其他新型建设。而且,在如湖南等本地财力并不丰裕的内陆地区,往往还是维新同道的唯一选择。就此而言,《时务报》遍及举国的发行网络是维新中人融合资源的中介平台。在财力、人力和发行网络上的互助,实乃维新各报的相处常态。藉此个案,也许能对维新何以迅速在空间和群体上延展开去,成为举国运动的内在机理略有管窥。在这样流动性的共享体系里,时务报馆担当核心,既出于实力雄厚,也是\"士道\"的情理使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860045

“中体西用”张之洞是如何做的

张之洞之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是思想者,还是践行者。也许也只有像他那样,将两者良好结合,方是改革的首选上策。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上,张之洞是个怎么都绕不过的人物。相关论述有很多,对“中体西用“的探究更是其中大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西潮冲击下慢慢形成的一个变革性共识:即中国传统的政教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局势,必须有所改变,有所革新;而

试论“文人论政”的流变——以报人的自我期许为中心

本文试图以知识分子报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知做为观察的切入点,考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报刊理念的流变脉络及其历史成因。笔者认为从戊戌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报人对自身及其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评估,呈现出持续下调的趋势,这也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格局中不断边缘化的现实表现

近代报刊与士林格局——以戊戌湖南“新旧”分野为例

在戊戌时期,士绅阶层在维新建设中至关重要。在士林中的既有地位高下,决定着参与者选择的优先次序。从事报业等文化建设,能给当事人带来的收益主要是名望而非经济收益,而且对名望的提升度亦有上限。但当学堂、学会、报刊渐次开办,连贯一气后,却又在士林中形成了新的人脉体系和交往网络,对既有的交往秩序、利益分配形成了潜在却强劲的冲击,进而引起了"新"与"旧"、"前辈"与"后辈"之间的纠葛。湖南的维新建设属公共事业,举凡湘绅,都有资格来干预。所以,在士林的交往规则中,两派之间的争执并无明显的是非曲直,只能是以势相抗,愈演愈烈,最后两败俱伤,从整体上折损了湖南绅界影响公共事务的资格与能力。在此过程中,《湘报》既是"新派"掌握的斗争利器,又是促使矛盾不断升级、再无回旋的诱因

对如何做到“我是建设者”的一点思考:从两个关键词谈起

近段时间,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以笔者之见,在我国,记者与媒体应当是社会的建设者,本身就无可争议,但要从正当的理念延伸、转化为操作的规范,进而又通过践行来加以丰富、验证,就还需对此中机理阐发的更加具体。个中考量,也许可以落脚于对“我“和“建设者“这两个关键词的深入思考

媒体报告和报告媒体

所谓“社会责任“,不止是媒体的自我设定,还是媒体与社会各界交往互动时的关系准则。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责任报告既是对此前的总结,更是就未来向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做出的公开承诺。笔者认为,媒体社会责任报告既是媒体报告,也是在报告媒体。据笔者的看法,所谓“媒体报告“,立足于对媒体的运作情况做出整体性的结构呈现;而“报告媒体“,则侧重就其间事件进行具象化的陈述。虽说两者都是必需,但如何将它们有效勾连,就势必涉及对自己是谁、社会是什么的判断。其间的认识,自然不需要都写出来,但从行文中仍能看出一些端倪。以此来衡量,笔者认为此次中国青年报社发布的报告在架构上甚是周密,因此在阐述上也就颇为流畅。该报告将“履行媒体社会责任意愿“设为专门板块。在这部分里,开篇就对自己的媒

试析建国初期宣传网的建立和撤销:以党的组织力量为考察背景

本文试图探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宣传网的建设何以会在全党、全国内迅猛兴起,又逐渐淡出。笔者认为,建国伊始,党的组织力量总体尚待扩充,在各地域、各行业分布很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宣传网是进行全面社会动员的必要选择。而各地既有组织力量的强弱,又直接影响着宣传网的组建和运作质量。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组织力量不仅增长明显,而且分布逐渐均匀,相对正式的宣传机构,宣传网不再是唯一的可行选择,呈现出管理和运作等各方面的缺陷,随即淡出也就是顺理成章

“专为外交所设”:清末远东社管窥

本文以《汪康年师友书札》为主要文献来源,试图再现国人在境外创办的第一家通讯社——远东通信社的主要经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情境剖析王慕陶、汪康年、熊希龄、外务部等参与方面的关联互动,探究远东通信社何以会呈现如此面貌的原因。本文认为王慕陶和汪康年提出的远东通信社"专为外交所设"是各方面形成共识、达成合作的基石,也是远东通信社一直贯彻始终的运作方针。但由于本身的内涵模糊,"专为外交所设"同时也为各方面人士根据自身利益和具体观点,进行不同诠释留下空间,必然会导致分歧和纠纷的出现,阻碍了合作的贯彻和深化。籍此个案也可以看到在已经进入国际化、世界化交往体系的情境下,政府机构与民间人士在对外维护国家形象,进而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的共识、差异以及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