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磁拱的约束平衡位形

本文讨论分层大气中孤立约束磁通量拱的二维静平衡位形．通量拱中的磁场初步假定为无力场;通过利用有限元计算方法;得到这个非线性自由边界问题的数值解．结果清楚地表明磁拱的内外场的耦合关系;并讨论了大气压力分布;尤其是大气标高对通量拱位形的影响

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唐中宗景龙年间设置修文馆学士一事,见载于多种典籍,但矛盾之处颇多,似乎没有绝对准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比勘考证,可知景龙二年、三年、四年皆有选任修文馆学士之事,在这三年中任过学士的共有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所云学士数吻合。但《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等典籍中所说的“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只是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时计划员数,在随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类学士的确切员数都与原计划不符。景龙修文馆学士重形式尚技巧的宫廷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唐代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总体上价值不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主持人语

厦大建校伊始,即有中文系。早期执教于此的鲁迅、林语堂、沈兼士、周辨明、罗常培等著名学者,奠定了我系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悠悠百年,星移斗转,栉风沐雨,薪火相传。随后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我系都能涌现出一批功底深厚、特色鲜明的学者,举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林庚、施蛰存,五六十年代

汉末、建安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

汉末、建安时期,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使文学观念出现了一系列相应的递嬗。文学体裁与此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辞赋和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关注;文学进一步向性灵化方向发展,抒情、娱情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旨归;文学逐渐远离正统观念,世俗化倾向非常显著

《文选·洛神赋》题注发微

尤刻本《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认为,洛神就是甄氏,她与曹植之间有爱恋之情。自胡克家到梁章钜等都怀疑此注非李善原注,乃尤袤添加,为小说《感甄记》之内容。此说一是误解了李注中“记“的意思,二是与李注的其他部分有矛盾,因而不可信从。曹植与甄氏之间的私情,不一定在甄氏归曹丕之初,而极有可能在建安后期,特别是曹丕随曹操出征、曹植留守邺城的那些时期。曹丕不仅处死甄氏,而且侮辱她的尸体,这源于因甄氏背叛自己而产生的刻骨怨毒。曹植争夺继承人失败后,一度向曹丕效忠示好,但曹丕绝不原谅,残酷打击迫害他,某种程度上是对曹植夺妻之恨的强烈发泄。归根结蒂,《洛神赋》的主旨还是“感甄说“。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0YJA751027

开创与回归——木斋古诗研究的思考

《文选》收录的“古诗十九首“,得到古今评论家的激赏,相关研究不绝如缕,二十世纪尤甚。关于“古诗十九首“对五言诗形式的开启,抒写生命意识与人的觉醒,情的真率与景的传神,浑然天成与雍容大气,凡此种种,不可谓不切中研究之肯綮,但是,不足也显而易见“,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何人所作？具体的文学关联如何？这些难题始终没有得到深入探索。在千余年彷徨、踌躇之后,木斋先生的探索,大大推进了相关研究。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许多学者常常不自觉地将“古诗十九首“单独研究,但局

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发覆

《与高司谏书》是欧阳修的散文名作,影响深远,其指斥对象高若讷因之而背上千载骂名。然而,仔细考察相关历史记载,高若讷不仅算不得奸佞,而且还较有胆识,有一定的正义感。与高若讷同时或稍后的北宋著名官员,普遍给予高若讷很高的评价。高若讷与范仲淹只是政见不同,并没有与宰相吕夷简结为朋党,排斥范仲淹。欧阳修之所以痛责高若讷,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了解范仲淹被贬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是他家庭遭遇极端不幸,本来就比较情绪化的他,因此变得更加偏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修养的加深,欧阳修对自己早年的行为有一定反省,后人顶礼膜拜的《与高司谏书》,不仅不让他引以为荣,相反让他感到羞惭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文选》选文“任昉现象”之成因探析

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为历代作家所不及,形成所谓的“任昉现象“。主要原因如下:一、任昉创作中渗透着风教意识,契合梁代前期润饰鸿业的文化政策需要。二、任昉与梁武帝为多年旧交,他在梁初文坛的领袖地位,一定程度上是梁武帝的钦定。三、昭明太子东宫学士多出自任昉门下,他们对《文选》选文有一定影响。四、任昉之文,与《文选序》强调“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非常吻合。可见,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是包括上述四点在内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