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感觉”到心理分析——重审“新感觉派”的都市性爱叙事

中国30年代的所谓“新感觉派”小说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借鉴或移植。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们各自展开的都市性爱叙事在其本质上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自由中国》的刊行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的演进

战后台湾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其本土政治或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行生发的思想潮流,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讲,自由主义本身就不是汉语语境自身所生成出来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自由主义的诞生与发展带有明显的外源性与移植色彩

“文艺”如何“复兴”:“诗性”文本的没落与重建

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类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目的在借助\"语言\"为突破口,通过\"文言\"向\"白话\"的\"换形\",为现代中国寻找到能够与之相对应的\"言说/书写\"的总体性\"形式\"。但基于汉语文学自身悠久的\"抒情\"传统,以\"诗\"为正统本位的\"文体形制\"已经无法\"赋予\"与\"现代\"的\"叙事\"世界相对应的\"心灵形式\"了。\"白话新诗\"的尝试既未能延续汉语文学的\"诗\"的传统,也未能成功地移植域外\"现代诗\"之召唤真理的特定功能,由此导致了汉语文学\"诗性\"的没落。而在另一方面,出于晚明小品文和欧洲絮语散文的启发,白话的\"美文\"反而为现代文学寻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赋形\"路径,汉语文学自身的\"诗性\"传统也因此得以\"再生\"和\"重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确立——从“词章”到“美术/美学”

作为现代中国独立学科的\"美学\"既不是西学冲击下纯粹的\"舶来品\",也不是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延续的产物,而是在中西文化汇融之下渐次演化出来的一门全新学科。\"美学\"学科一方面有赖于西式\"审美\"观念的引入,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所积累起来的\"感性经验\"的滋养。晚清\"词章学\"的分化和转换为\"美学\"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学术类别基础,西式\"知识\"的引介则建构起了\"美学\"学科的理论构架,而中国传统的\"感性经验\"则为这一新兴的学科注入了可资推进的充足活力资源。\"美学\"学科诞生之初的历程可以为当下\"中国美学\"知识系统的重建提供积极的支持与启发

“国语”的发现与“国学”的重建

“国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其基本构成要素与语言及民族国家具有重要关系。从本质上讲,“国学“所凸显的主要是其“民族特性“,而民族特性最为鲜明的显性标志则是语言。“国学“正是以“汉语“重新建构“汉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章太炎时代的“国学“强调以“小学“(音韵训诂)来复活汉民族早期的原初语言,以作为重构汉民族文化的前提,因而背离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需要。后续的胡适等人倡导以“国语“的“创制“作为“国学“

文学的“理论”建构——从韦勒克、伊格尔顿到卡勒

文学的\"理论\"建构主要是指从\"理论\"层面上对\"文学\"所给予的宏观概括,20世纪的三位代表性人物韦勒克、伊格尔顿和卡勒,在不同向路上对此一问题作出了深具典范意义的探索与论述。韦勒克尝试为\"文学\"研究建立起一种普适性的\"知识\"系统,伊格尔顿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试图还原\"文学\"作为政治实践的一般性功能,而卡勒基于后现代的多元语境,为\"文学\"的\"理论\"谱系给予了全新的定位。回顾和勾勒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演化轨迹,无疑对中国当下文学理论形态的重建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都市文化、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

正像进化论、细胞学说和相对论等等的科学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一样,新的世界的一切也必将改变人们感知和描述这个世界的表达方式。自晚清民初开始,由于西方势力的强势挤压与胁迫,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中国终于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社会也因此被动地进入了现代性发展的世界序列。伴随着西潮的滚滚涌入,西方现代性的图景也开始在中国人的眼前次第展开。面对全新的社会景观,汉语文学同

民族国家想像与文学史书写——以藤井省三《华语圈文学史》为中心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华语圈文学史》是以文学研究为基本平台而展开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型例证。文学史书写必须重新回到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上来,文学以言说的方式记录和参与着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文学想像的丰富性是源于对现代性的多重面相的描述,而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也只能在与现代性的“同一性“共存共在的境遇中得以显现和保存。就此而论,藤井先生的著述无疑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启发

作为后现代策略的“非虚构书写”——误解、边界及其一般性理论定位

\"非虚构书写\"不能简单被理解为\"纪实性书写\"的代名词。\"非虚构\"创作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后现代背景,它其实是对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形成并逐步被\"定型化\"了的\"现代书写典范\"的一次有意识的挑战。\"非虚构书写\"以其同步的即时性、事件及人物演进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在\"书写\"活动的召唤之下\"本真自我\"的现身\"在场\",与传统的现代\"纪实\"书写形态划分出了明确的界限,进而使其自身成为了后现代书写的一种全新的文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