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

十多年前,徐杰舜教授曾就"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做符合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文法’提升"等问题,对彭兆荣教授做了一个专访。十多年后,彭教授业已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界领军人物。当两位老友相聚在首届旅游高峰论坛上,探讨的话题自然就定格于旅游、旅游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以骨为证：破译中华民族的开天辟地——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教授

文章是对厦门大学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王传超教授专访,介绍了王传超教授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普所进行古DNA的研究经历以及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概况。王传超教授团队所开展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是通过对更多的考古墓葬和遗址的古代样本取样提取DNA,建立起一条时间轴线来研究古今人群关系,尤其对丰富和完善东亚人群历史有重要意义

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

2013年9月28日,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课题组成员在四川大学聚会,就《文库》的出版和“总序“构想进行了专题对话。会议由徐新建教授主持。与会者追溯了口述史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口述史,尤其是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对话体““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总序“初稿。出席专题对话的还有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李菲博士、人类学高级论坛行政助理韦小鹏以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十余名研究生

我非我与“学术浪子”——人类学者访谈之三

人类学应偏向于不同族群文化的共时性关怀 ,因为 ,目前的人类学在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质的学科 ,它的开放性、整合性、战略性、应用性价值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 ,尤其对已经改革开放了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应该更注重本土的研究 ,即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 ,做符合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文法”提升 ,同时 ,对中华文化传统也要有一个基本透

李亦园先生:生态文明的践行者

2004年6月,李先生出席在银川举行的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是在这届论坛上,李先生做了著名的《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的讲演,引发了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热烈讨论,成为后来生态文明研究之滥觞。在银川会议上李先生从跨文化的视野谈到\"发展\"和\"进步\",这类来自启蒙运动的理念对人类社会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为发展而发展是一种盲目的发展,它不仅无视民众的需求,而且无视文化和传统的语境;它使资源枯竭、植被与环境遭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负面后果。这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在他看来,56个民族的\"民族\"翻译为nationality最好,因为它体现了平等,政治上十分正确。李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多有贡献与识见,而且政治上的嗅觉也十分敏锐。这是多年从业人类学的结果。人类学第一手接触研究对象,更了解民众所思所想,并由此体察出究竟是什么影响一般民众的视野与想法。而许多人类学者所具有的世界主义心态无疑也使李先生对许多事情有所感悟。他极为敏锐地意识到,建构认同便是制造边界,这对人类和谐相处是有些负面影响的,因此,他总是主张,在全球化时代里,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十分重要

人类学与国学

国学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建立,也使世界把眼光投向中国“国学”。国学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和平崛起中重建,是人们关注国学的焦点。为此,《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专门组织了由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杰舜教授组织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郑仁钊博士等。在座谈会上,人类学家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国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畅谈了自己的看法,颇为别开生面,另有洞天。本刊特全文发表座谈会录音稿全文,以飨读者

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

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于2010年6月23～25日在贵州省凯里学院举行。会议期间,《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组织了一个关于"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小型座谈会,会议由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主持,参加人员有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林敏霞博士等。座谈会就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

旅游与人类学牵手的学理分析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已成普遍现象,旅游也不例外。为什么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学科也要与人类学牵手,旅游人类学会应运而生呢？这是有深厚的学理底蕴的。众所周知,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把行、住、吃、游、购、娱各个环节联为一体,提供一条龙服务

人们共同体刍议

人们共同体,学术界亦称之为“民族共同体”。这个专门术语最早始用于50年代初,即1953年在翻译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时)将“”译成“人们共同体”。后来,约70年代开始,在苏联民族理论界又出现了“”一词,“”一词是“民族的”意思,“”是“共同体”或“共同性”的意思,两者联用译

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政策特点略论

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分分合合,但统一却成了历史的最终趋势,这与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仅就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大分裂时期,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略作论述,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