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rpreter's Role as a Mediator of Face-Work in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s in Diplomatic Settings in China

伴随着口译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发展，基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也逐渐屡见不鲜。口译不再被看作是发生在社会“真空”环境下的单纯的语言类活动，而学者们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情境下的交际活动来研究。与此同时，学界对译员角色的看法也发生了本质性改变。译员不再被看做是透明的“机器”或“管道”，转而变成了显身并具有主体意识的交际参与者。随着学者们对译员角色的日益关注，它已然成为了口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外交场合下译员的“面子协调者”角色。“面子协调工作”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提出，它指的是个人为了维护自身面子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1972:12）。已有的一些研究证明译员会...With the broadening scope of paradigms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scholars are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aspect of interpreting researches an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tudies in light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Researchers no longer regard interpreting as a speech event happening in “vacuum” regardless of social factors, but as authentic social interactions. Accordingly, breakthr...学位：翻译硕士院系专业：外文学院_英语语言文学学号：1202013115277

重整马华文学独特性

马华文学独特性是马华文学文学史的主线 ,它涉及一个艰难的立足点———马来亚地方与民族—国家文学 ,两个分裂的极端———现代性与中华性。本文试图从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现代性与中华性这三个关键概念入手 ,分析马华文学史上的几个观念误区 ,解释从南洋色彩、马华文学独特性、爱国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到经典缺席与断奶论等 1 990年代以后文学论争的意义。 【英文摘要】 The “uniqueness"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mainline of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involves a weak and shaking base, the literature of nation-state, and two divided extremes, modernity and Chineseness. My argument is that almost all the debates about the “uniqueness" in the history trappe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dilemma of the falsely supposed opposition of Modernity and Chineseness. We can try to reconstruct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debate of “u..

中西戏剧中的叙述与对话——从文本到文化的解读

黑格尔曾说：“……全面适用的戏剧形式是对话，只有通过对话，剧中人物才能互相传达自己的性格和目的，既谈到各自的特殊状况，也谈到各自的情致所依据的实体性因素。”[1]如果将对话理解为剧中人物之间相互交流的

从疯狂中建立理性：文艺复兴时代的“忧郁王子”与“愁容骑士”

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 ……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它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文明人和那些野蛮人。 —— 亨廷顿 内容摘要：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关键词： 文明与野蛮； 东方与西方； 中国形象

水深火热的世界——茶与鸦片：污染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毒品根源

提要：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给中国运来鸦片。茶进入英国与鸦片进入中国，经历了同样的三个阶段：首先作为贵重药品，然后作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最后成为大众日常消费品。但相同的过程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鸦片从贸易到战争，最终摧毁了帝制中国；而茶，不仅在民族体质与社会结构上促进了英国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以毒品（鸦片）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帝国体系。 本文尝试用叙事体表述历史，使历史经验化，从史实中看出趣味，从史诗中看到荒诞。茶与鸦片，这类轻飘飘、如水似烟，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商品，甚至毒品，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也毁灭了一个帝国。水深（喝茶）火热（抽鸦片）的世界。在凯旋般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深藏着一个“黑暗中心”——毒品贸易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世纪末的中国形象：陷入莫名的敌意与恐慌

二十世纪四个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完成了四次极端化的转变，美好的中国形象取代了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紧接着新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又将前一个时期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否定。每一个时代，西方人都对他们构筑的中国形象确信不疑，而下一个时代，他们又对前一个时代的轻信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从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