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民主抉擇與統治菁英權力結構變化

[[abstract]]「梅普共治」中普金的強勢總理角色，無論在形象上或權力上似乎都超越了總統梅德韋傑夫。要如何去解釋俄羅斯半總統制高度人治的現象，是個極為有趣的議題。憲政法規與政黨政治之制度性因素對於解釋俄羅斯高度人治現象是否具有一定的分析張力？抑或是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普金所領導之統治菁英派系與權力傾軋更能對俄羅斯該特有現象提供不同層次的思考？因此，本文焦點是放在統治菁英權力層級的結構與缺陷，並探討其權力消長與變化，進而影響俄羅斯民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改變，分析普金政權之權力層級與權力層級的推手─俄羅斯資源型經濟，並由此導出為何普金會在2008年將總統職位交與梅德韋傑夫，自己退居總理職位，卻能在未修憲的情況下，讓總理之權高於總統。最後，並試圖建構俄羅斯人民的民主抉擇模型來導出普金架構的統治菁英是否成功地以中央集權政策將權力集中於莫斯科中央，而俄羅斯民主抉擇的變項會對俄羅斯的半總統制與民主的未來會產成何種影響，皆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notice]]補正完

「分」或「合」的抉擇與邏輯─試析俄羅斯聯邦之聯邦制

[[abstract]]俄羅斯現代史上轉型時期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就是俄羅斯聯邦制的建立與發展。而俄羅斯社會的經濟、社會和國家政治領域改革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聯邦制的順利發展。實際上，整個俄羅斯的命運也取決於俄羅斯聯邦制如何發展。本論文試著釐清兩個問題：第一、在葉爾欽時期，聯邦主體的主權過度擴張，為何在普金時期卻又能將這些權力收回？第二、其決定性因素為何？而此決定性因素又如何地影響聯邦中央和聯邦主體之間的權力拉鋸爭奪？ 故本文有兩個重要議題，首先是試著對俄羅斯聯邦制作理論模型建構，再者探討此模型之於俄羅斯聯邦制的適用性。再從此模型觀察整體俄羅斯聯邦制過程，認為聯邦經濟表現與經濟發展程度和聯邦政權合法性，會直接影響聯邦主體向聯邦中央爭取地方分權的意願與實際行動，而聯邦中央也會隨著經濟表現和經濟發展程度的提升，以及聯邦政權合法性的提高，會更加強中央集權的立法與縮減地方主權的措施。這正可以解釋普金時期的領導，即隨著經濟表現亮眼和經濟發展程度提升，促使政府積極對政權合法性的運作，此有助於聯邦政權的提高，相對地削弱葉爾欽時期遺留下的群籓擴權現象，中央再度掌握主控權。[[notice]]補正完

政黨形象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1996-2008年總統選舉的實證分析

[[booktype]]紙

以譯而治 : 清前期多語文政治下的翻譯政策研究

本文從管治的角度探討了清前期多語文政治下的翻譯政策。在多族群、多語文的環境中，翻譯是清朝管治域內多語文族群的重要手段，翻譯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對帝國的管轄統治存在多面向且多層級的影響。 基於清前期大量的滿、漢文檔案史料，本文重點描述和分析了清朝政府架構中的翻譯管理、翻譯識解、翻譯規範、翻譯機構，以及翻譯價值觀，旨在以翻譯研究等多個領域的方法和視角，層層遞進，分析清廷翻譯政策的施爲過程，揭示清廷如何使用翻譯來輔助其管治。 本文發現，滿洲統治者會按照滿洲的文化價值觀認識多語文環境，幷對滿語文和其他語文的翻譯權利實施區別化管控，爲前者爭取必要的生存空間。清廷對翻譯的概念化也以此爲基礎，從範疇上劃分了“內服型”書面語際翻譯和“外服型”口語語際翻譯，幷由此建構了以“繙譯”(ubaliyambumbi)和“通譯”(tungserembi/hafumbumbi)爲代表，分別針對筆譯和口譯的術語架構。 其次，清廷的“以譯而治”還體現在以翻譯政策指導滿文使用，管控翻譯規範。在儒籍滿譯的個案中，爲了應對滿語文日益衰落的困局，維護滿洲的族群身份，官方翻譯規範的重心逐漸由充分性轉向了可接受性，反映出偏向“滿洲化”的譯本優化方案。這種演變還進一步體現在跨機構的規範整合活動中。這些翻譯機構的結構分工和工作流程明顯受制於相似的行政體制，其中清帝始終居於權力與決策的中心，能夠自主地選擇來自蒙、漢、藏、維等語言文化的資訊與知識。 最後，本文將“以譯而治”的翻譯價值觀歸結爲異質語文間的“同文之治”。基於清代考據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清前期的“異語同文” 既表示滿文或漢文單一文字的規範化，也暗含了可譯性的多重建構——除了指涉跨語際音、義轉換的完整性與規範化，也引申爲多民族帝國內部統一的倫理教化和語言管治權。清廷藉此建構了一個以滿文爲樞紐、多語文共存的話語空間，幷按照地域-族群的差異施行不同形式的“同文之治”，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支撐了滿洲族群統治中國王朝的正統性

為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僱員創造共融職場

職場共融是香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重要一環。職場共融指出僱主需要尊重僱員之間的多樣性，肯定僱員對工作環境的不同貢獻，並提高員工的專業水準。多元的工作場所亦需要接納來自不同背景、膚色、種族、健康狀況、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員工。綜觀香港商業各界，向來少有女性的高層代表。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更因為其性別和性傾向，在職場晉升中面臨「雙重隱形天花板」(double glass ceiling) 的阻礙。 透過嶺南大學創新及效益基金的資助，並與香港跨銀行同志論壇(The Hong Kong LGBT Interbank Forum)和Lesbians in Finance合作，鄧芝珊博士向正在香港金融和銀行業工作的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進行了一項網絡問卷調查與兩次焦點小組訪談。研究旨在探討香港金融服務業當中，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所遇到的具體挑戰和障礙。 我們發現，只有37%的問卷調查受訪者曾經在職場「出櫃」，亦有23%向部分關係密切的同事「出櫃」。換言之，他們對於在職場「出櫃」一事仍然有重大顧慮。企業內的LGBT+員工亦面對「隱形天花板」的晉升問題，18%的調查受訪者同意、47%有點同意存在著這種限制。問及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是否比男同志更難在職場上「出櫃」時，32%受訪者同意、46%表示有點同意。27%的受訪者同意、39%表示有點同意「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難以獲得企業的晉升」。其他結果則顯示，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在企業環境中難被看見、缺乏指導機會、承受更大壓力和焦慮，且擔憂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的身份會令她們遭受質疑。相較於順性別的女性僱員，表現陽剛的員工亦明顯要面臨更嚴格的審查。故此，即使有關多元共融的討論，一直是改善香港企業工作環境的議程之一，但在提升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議題的意識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處。https://commons.ln.edu.hk/ccrd_report/1001/thumbnail.jp

嶺暉 (第38期)

https://commons.ln.edu.hk/campus_glow/1022/thumbnail.jp

実質課税原則と国際課税

実質課税原則と国際課税　二〇一五年一一月二六日に、日本と台湾のそれぞれの交流団体である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と亜東関係協会との間で「所得に対する租税に関する二重課税の回避及び脱税の防止のための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と亜東関係協会との間の取決め」（略称「日台民間租税取決め」）への署名がなされた。この取決めは、所得が生じる地域（源泉地）での課税の制限や課税上の問題の解決、税務上の協力関係について定めるものであって、日本と台湾間の健全な投資・経済交流の促進に資す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　この取決めでは、具体的には、①日台間で支払われる配当、利子、使用料（ロイヤルティー）などについての源泉地における課税の税率を一〇％に引下げること（台湾の所得税法では、従来二〇％の税率が適用されてきた）、②企業が進出先の税務当局から受けた課税について問題が生じた場合に、これを解決する枠組みを創設すること、③日台それぞれにおけるより効果的な税務行政の執行のため、租税に関する情報を日台間で交換する枠組みを創設することなどを取り決めている。　この取決めは、二〇一六年六月一三日に発効しており、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から適用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この取決めによって、日本と台湾の間での健全な投資や経済交流が一層促進されるこ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一方では、両国間で投資・経済交流において、新たな租税に関する紛争が起こる可能性もある。このような問題に対処する意味でも、日本と台湾双方の課税庁と裁判所が、租税にかかわる規範をどのような視点で解釈適用しているのかを考察し、予測することには、意義があると思われ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台湾の国際課税事件に関する行政裁判所の判決を検証しその内容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により、台湾の課税庁と裁判所が実質課税原則の下でこのような紛争に対し、どのような見解を有しているかを検討している

叙事與抒情 : 《紅樓夢》詩學中的風格論

《紅樓夢》乃説部第一之傑作，叙事宏大複雜而精妙入微，卻又是抒情傳统的絶佳繼承者，詩歌作為文人最主要的抒情載體,在其中發揮了説部前所未有的功能，包括其他小説所無的“起結構作用”，而有機地參與了叙事範疇，與人物塑造相互作用，堪稱叙事與抒情的絶妙匯融，更使之成為紅學的重要議題。於緊密結合叙事與抒情的《紅樓夢》中，曹雪芹幾近全面地提供了完整的詩學呈現，也包括了風格論述。透過中西風格學的視角，本文一方面從形式因的幾個方面入手，分析作品的詞藻、句子結構和句法、韻律的格式等現象；另一方面則從動力因的範疇，分析作品中所展現某種獨特的世界觀，亦即“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的關係”，一種對社會生活世界的觀照或對生命存在的感知。據此可以進一步足成《紅樓夢》的完整詩學體系，並使《紅樓夢》的抒情性更形朗現。 Being a great masterpiece of classical novel,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celebrated in its grand, complex and finely-characterizing narrative.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 also inherits and incorporates a great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In the novel, poems (the main vehicle to express and communicate feelings for Chinese literati) play an unprecedented “structural role” and are organically incorporated in the narrative. The wonderful blend of narrative and lyric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Hongxue (The critic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hich closely combines narrative and poetic lyricism, Cao Xueqin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poetic representation, including a style discours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is discourse from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style. I first discuss several aspects of the poetic form, analyzing the usage of words, sentence structures, syntax, and the formats of rhythm of the poem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 then discuss the aspect of poetic motivation, analyzing the unique worldview embodied in the poems, that is, “a certain vital relation of man to the world”, a 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life and/or the existence of life. The discussion contributes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poetic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illuminates the lyricism of this novel

中國古代血食風俗抉隱

高田時雄先生古稀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