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地区公众政治信任的发展与演变:水平、结构与影响因素

政治信任是影响政权合法性、政治稳定以及治理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对象分布与层次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以考察2000年以来台湾民众政治信任在水平、结构以及影响因素方面的发展变化为核心,以东亚民主化调查2001-2014年四波数据为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差异较大,对于党派色彩浓厚的机构,公众的信任程度较低;在影响因素层面,公众对政府质量、政治体系保护公民权利、推进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民主程度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具有较大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信任会促进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公众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不断提升,而公众对台湾民主体制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逐渐减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7ZZB001)阶段性成果;;厦门大学校长基金“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项目批准号:20720171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民间交流与社会融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GAT001)资

转型期中国公民治理的主体性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公民治理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公共管理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目前所着力建设的基层民主政治不谋而合,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公民治理模式的建立需要积极的公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依据公民资格的经典理论,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削减转型期的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的程度,为公民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政治信任生成的心理机制与实践悖论

作为公众与政治体系良性互动的体现,政治信任既是一种微观的政治态度,也是一种宏观的政治文化,既体现出明显的心理属性,又具有浓厚的政治特征。在微观心理的层面,对政治体系的不同期望决定了政治信任的不同类型,对付出信任所面临风险的评估决定了政治信任的强度。在宏观的政治层面,政治信任与政治不信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关系,制度化的政治不信任恰恰是政治信任生成的来源与重要保障。对政治信任生成的心理机制与实践逻辑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当前政治信任水平如何;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信任以及如何培育这种政治信任的理论争论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缘起、方法与理论论争

政治信任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照和理论根基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于理论的分析仅仅停留在西方思想的引介阶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信任理论的挖掘和分析十分欠缺;在研究方法方面,许多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实证的,尤其是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但是在样本选择、数据分析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观点论争方面,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观点趋同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仍然处于思想积淀不足、理论分量不够的"研究领域初创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只有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加强学科融合,深化对理论元问题的剖析,加强对中国本土信任文化的挖掘,才能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不断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取决于并直接反映研究者的研究类型与研究层次。通过对《政治学研究》(19852010)刊载的1031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多为以文献为主的"静态研究",存在着理论引介多,学术批判少;概念阐释多,理论构建少;现象描述多,现象解释少;就事论事多,理论升华少的典型特征。研究方法方面的不足反映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研究领域失衡、研究议题狭窄、研究类型单一、研究阶段初级等问题。政治学研究者应加强对中观和微观政治现象的关注,加强对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关注本土政治经验与理论的总结与构建,注重深入实际进行动态研究,从而实现生活话语、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推进政治知识的生产

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演进与当代拓展

公民身份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公民身份理论逐渐呈现出两条主要的支脉:源于古希腊的道德型公民身份和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权利型公民身份。权利型公民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显露出主流之势。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主流公民身份固有的理论局限使资本主义国家许多领域的发展陷入一个个的困境之中。拓展公民身份以摆脱困境,已经成为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基本趋向和现实目标

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治理危机及趋向——以公民权利为视角

当前,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福利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其中日益推进的全球化进程无疑是造成福利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化不仅使市场领域不断扩张,侵蚀着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从根本意义上削弱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经济、政治基础,冲破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范围界限。面临困境,福利国家只能在其原有体制框架的基础上作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调整

公民资格与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逻辑

公民资格的法理确认是公民教育的现实基础。公民资格的理想践行是公民教育的内在诉求。公民资格与公民教育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公民资格概念内涵中存在的内外、权责、统分三种内在的张力,决定了一国公民教育的重心必然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我国百余年的公民教育历史中,由于特定的历史与国情,近代以来中国的公民教育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传统、道德精英主义取向以及整体主义情结,体现出对"外"、"责"和"统"这一维度的格外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正确把握了公民理论内涵中的内外、权责、统分三个维度,并根据具体的时代背景进行明确的判断,才能对具体公民教育实践中的宏观战略、总体方针、具体途径进行较为清晰而系统的定位

公民身份理论内涵探析

公民身份是当前政治学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公民身份的理论内涵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释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各国重大政策和制度设置的理论背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涵义丰富的概念系统,公民身份在理论上统合了公民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和参与行动,在政治实践中包含了公民的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念上体现了自由、民主和公平三者的矛盾与统一

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意识的良性构建——以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公民意识以公民为基点对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做总体概括。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成绩的取得不能淹没问题的存在。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以及各类社会问题的产生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等与公民意识相关的问题。按照公民意识的经典理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系的扭曲与不和谐。对此,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构建良好的公民意识现状,为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