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

从现有权威性文献看,“和谐社会”是执政党要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更是一种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治国方略。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法学和法学家的作用举足重轻。面对如此重大议题,法学家应当表达观点、提出诉求、发挥专业功能。基于这种考虑,本刊特邀部分中青年法学家进行了笔谈,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引起讨论,促进法律界、法学界形成一些基本共识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关于《周礼》及周初制度 ,本文观点与结论是 :《周礼》编纂始于始皇焚书前 ,未及完成即遭焚书变故 ,其作者非诸子流裔而是西周中晚期某个宰官或膳夫的后裔 ,其书编纂具有创构、追忆、体认的性质 ;周初旧制新制交叉重叠 ,尚未形成与“卿事寮”平行的“太史僚” ,其僚职司应属天官系统 ,“周公为冢宰摄政” ;《周礼》的创构性质意味着《周礼》的编纂 ,在对“周官”追忆体认的肯定中暗含了对其精神的部分否定 ,因为它突出了制度本身的意义 ,这正是今天的《周礼》研究者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

《周礼》“乐德”教义通释

西周德教是在行礼乐的过程中实施的,属乐教,而非义理之教。"乐德"之教,从礼仪之象而言,可别为"六德"义,就终极言之,其设教以教"和"为旨归。"乐德"之教的本质是身教重于言教

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大师与历律——《周礼》乐官与先秦乐文化源流考述

乐官与史官同源,中国古代的律学是历律学而不是单纯的乐律学。后世文献所载"以律正历"、"以律协历"之传说,乃中华农耕文明发源期之农业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实践"的历史投影,具有原始巫术和"天学宗教"意义,其文化影响,深刻而久远

中原地缘优势之文化意味

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逐地中而治的努力,而据以确定地中的又应该是实际的自然生态、军事战略以及方便极星观测等综合因素。中原中心地区无疑具有综合的地缘优势。一旦占据了该地缘优势,占据者自然便将其各种相关因素巫术化、观念化以纳入具有广泛信仰背景的神圣天学系统,籍此,靠实力攫取的政治优势得到巩固和加强。久而久之也就成就了一种特殊的、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强有力的文化观念传统

“乐”名义之语言学辨析

甲文之“乐”字,取象于以谷物祭祀神鸟的“傩祭”,“傩祭”亦可称之为“乐祭”或“乐礼”,伴有歌舞,具有极强的娱乐性质

大司乐与师保——《周礼》乐官与先秦乐文化源流考述

《周礼》以乐官之长"大司乐"通掌国学之政是有历史根据的,行使《周礼》"大司乐"职能的是师保之官。师保之官与乐礼、乐教、乐官有不解之渊源。"师保制度"的形成、确立与以礼乐制度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宗法制国家的起源是一致的

汉语文言与礼乐文化——上古汉语的形成及其演化

古汉语实即"文言",其始出便依附于礼乐体制的讽诵,其原始乃"仪式巫言",有其自身的形文声义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化独立性和继承性。"言""文"不一的矛盾及其互动是文言发展及其语体建构的内在动力,文言语体建构的本质与趋势是言体的文体化。文体化的意味是文言的言说始终面临着文言字形字义与字音体系的统合和通变的问题;换言之,文言言说的语体建构内在地关联于文言的统一与规范化或曰广义的律化。小学因文学(经学)而起,文学以小学为用,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文学文体问题既是语言学问题,也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国家重大课题“中国诗词曲源流史”（项目号：11＆ZD105）子课题“中国古代律诗文体源流研究”的阶段性成

“言”与商周礼仪及其歌咏——汉文化歌唱传统探源

本文以卜辞、周代铭文材料的训释解读为依据,对商代、周初礼仪及其歌咏情况作了梳理,得出如下观点或推断:甲文“言”之初义取象于“口簧说话”,口簧用以表情达意,说话交流的功能是后世“言”字派生出“言语”之义的根据;口簧乐器演奏所具有的“以乐传语”、“以语定乐”之特点,正是后世“歌永言”传统“以乐传辞”、“以文化乐”的原初范型。以口簧说话为造字背景的同源异构字言、舌、告,在卜辞时代其语言学意义和人文内涵已渐分化,其字指义始有所偏重而各有不同。先秦文献所谓飨、食、燕则是由卜辞告、舌、言三礼进化而来。口簧演奏的“以乐传语”、“以语定乐”之特点确曾影响了商周仪式歌咏,进而促进了汉文化“歌永言”这一歌唱传统的形成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