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棺有翰檜」解 : 兼說《後漢書》及長沙仰天湖竹簡之「檜」

《左傳》「棺有翰檜」一語，杜預(222-284)認為「翰」、「檜」分別指棺具之旁飾與上飾。後代注家殆無異議。近年，有學者更試圖用曾侯乙棺器為杜說提供實物證明，也有學者把這個「檜」字與《後漢書》「牙檜梓宮」之「檜」等同起來。筆者認為，杜預之說光從訓詁方面着眼，實在令人費解。馬王堆文物出土後，于省吾（1896-1984) 才摒棄舊說，提出新解；他拿貼在內棺上的「羽毛貼花絹」，與《左傳》所言交互驗證。除于省吾外，郭若愚在考釋長沙仰天湖戰國遣策竹簡時，同樣把簡文和《左傳》之「檜」讀成「繪」。于、郭之說均值得商榷。本文所論，旨在辨析古今各家說法，探尋「棺有翰檜」之本義，並嘗試解說《後漢書》及仰天湖竹簡裏「檜」字的意義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of a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Anthology: Guwen guanzhi as a Subtle Challenge to State Orthodoxy

Guwen guanzhi, first published in 1695, is the most renowned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and is still widely read in schools within Greater China.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assumptions that such anthologies in general echoed the imperial orthodoxy, and could not favour heterodox views, and that Guwen guanzhi in particular was just an ordinary anthology based on an imperially approved model, Guwen yuanjian, without any other independent merits than its concise size. The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Guwen guanzhi promoted diversity of thought and autonomous virtue both in terms of its approach to education and its critique towards authoritarianism. While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how intentional this was on the part of the anthology’s compilers, Guwen guanzhi is nevertheless an example of how unorthodox ideas could have been promoted in a subdued manner. 1695年首次發行的《古文觀止》是中國最知名的一部文言散文選集，至今仍在大中華地區學校中被學生廣泛閱讀。長期以來，學界認為該選集代表了對帝國正統觀念的認同，不讚同任何異端觀點。而《古文觀止》本身只是以官方認可的《古文淵鑒》作為模本，除了簡明扼要這一特點之外別無長處的一本普通選集。本文試圖對這些看法提出挑戰。作者認為就提供了教育的途徑及對權威主義的批評而言，《古文觀止》促進了思想的多樣性和獨立自主的品德養成。如今學者已經無法得知選集編纂者的具體用心，儘管如此，《古文觀止》仍然是一個表明非正統觀點曾經是通過柔和的方式推廣的良好範例。1695年首次發行的《古文觀止》是中國最知名的一部文言散文選集，至今仍在大中華地區學校中被學生廣泛閱讀。長期以來，學界認為該選集代表了對帝國正統觀念的認同，不讚同任何異端觀點。而《古文觀止》本身只是以官方認可的《古文淵鑒》作為模本，除了簡明扼要這一特點之外別無長處的一本普通選集。本文試圖對這些看法提出挑戰。作者認為就提供了教育的途徑及對權威主義的批評而言，《古文觀止》促進了思想的多樣性和獨立自主的品德養成。如今學者已經無法得知選集編纂者的具體用心，儘管如此，《古文觀止》仍然是一個表明非正統觀點曾經是通過柔和的方式推廣的良好範例

Fragments Speak: Reexamining the Rejected Pre-Du Yu Commentaries on the Zuozhuan

As this paper shows, though considered largely philological or lexical in nature,early medieval (1st–7th c. CE) commentaries on the Zuozhuan ?? (ca. 4th c. BCE), anearly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 not only bring to the fore ambiguities in the text itself, but also generate divergent literary scenarios and character judgments under-examined by modern Zuozhuan scholars. Commissioned by Tang Taizong’s ??? court (626–649 CE), the imperial compilers of the Zuozhuan zhengyi ???? (Corrected meaning of the Zuozhuan) adopted Du Yu’s ?? (222–284) commentary on the Zuozhuan and implicitly rejected Eastern Han (25–220 CE) commentarie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marginalized commentaries written before Du Yu’s time as particularly valuable because such earlier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could destabilize—in our latter day perspective—the readings “fixed” by the early Tang authorization of Du Yu’s commentary

上古漢語伴隨動詞的語法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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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補

筆者由20 世紀70 年代開始，即於香港大學講授《春秋》、《左傳》。1998 年6 月，筆者應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之邀，以“香港大學《左傳》學研究述要”爲題，作一演講，講稿其後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①。本文爲其續篇，内容包括（一）論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時或求諸過深、（二）《春秋左傳讀叙録》之評價問題、（三）錢鍾書《管錐編》杜預《春秋序》札記管窺、（四）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補識、（五）論《春秋》“五情”———兼論“五情”與詩學之關係

從經典走進通俗 : 論《左傳》至《東周列國志》中「義」的轉化

前人研究馮夢龍小說，多是研究其所編的「三言」，雖有研究《新列國志》的論者，但多從其小說家的筆法寫歷史故事的角度出發，又或論述《新列國志》與《三國演義》之間的異同。然而，馮夢龍作為一名小說編著家，同時又是一名《春秋》學者，其投放在《春秋》的心血，同時亦灌注在《新列國志》之中。即使清代蔡元放評點為《東周列國志》，內容上始終依從馮夢龍《新列國志》。 小說在明代以前一直是受文人所攻訐，不少文人認為小說是誨淫誨道的作品，對社會教化有害。然而，作為《春秋》學者的馮夢龍，卻一直致力於撰寫小說、編輯小說集等，甚至將其所學投注在《新列國志》當中。亦因馮夢龍對小說的推崇，使文人開始肯定「四大奇書」等小說作品，繼而研究當中所包含的義理，當中亦包括以馮夢龍《新列國志》為底本的《東周列國志》。 本文以「從經典走進通俗」為題，主要探討《東周列國志》繼承《左傳》的情況，以及馮夢龍如何透過小說敍事的方法，重現經義之所在。惟《東周列國志》與《左傳》之間的連結甚多，本文特以儒家最為重視的觀念之一——「義」作為切入點，討論小說和經傳中如何呈現「義」的觀念，或如何透過評論的方式來體現對「義」的肯定。又，若兩者有所不同的話，《東周列國志》又如何對《左傳》所呈現的「義」有所轉化？這亦是本文重點探究的方向

清華簡《繫年》與相關文獻比對研究

2008 年，清華大學獲校友捐贈一批從香港購入的戰國楚竹簡，總數2500 餘支。這批楚簡有古籍六十四篇，內容多與經、史有關，當中包括散佚已久的古文《尚書》，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自這批竹簡入藏至今，整理者已刊行三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2011 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所公布的一篇名為《繫年》的佚籍。《繫年》為體裁類似後世之紀事本末體史書，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由於《繫年》所記部份史事不見於傳世文獻，或與傳世文獻有所出入，可以補充和訂正傳世文獻，尤其與《春秋》經傳具有可比性，故此有很重要的歷史和文獻研究價值。 本文從敍事例體、史料、虛詞等方面考察《繫年》，再與《左傳》等傳世文獻、出土文獻作比對，從而分析《繫年》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取材和編撰過程。此外，《繫年》與《左傳》存在不少重文，本文以《繫年》與傳世文獻的重文作逐一比對，分析其來源、敘述方式的差異，有助認清各史書的取材和敘述特點，並討論《左傳》、《繫年》的成書

略論《春秋》婦女之義 : 以宋伯姬、息媯、秦穆姬爲例

春秋既是禮樂崩壞的紛亂時代，亦是個重建社會秩序，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在後世森嚴的道德規條下，婦女爲人處事或以三從四德一言蔽之，而春秋時期的女性在相對自由的社會狀態下有更多可塑性。從《春秋》敘事書法可見君子以及世人對當時人事的看法，左傳所釋《春秋》書法更時有獨立評論，由此可窺探當時的婦女之義。本文以「春秋婦女之義」爲題，從《春秋》、《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及《春秋穀梁傳》之敘事筆法，微言大義爲對象，以宋伯姬、息媯、秦穆姬爲例，管窺當時婦女之義。 《春秋》及其三傳記錄不少婦女事蹟，通過對不同事件的記載與否、事件剪裁及評論等，所表現的故事不同，呈現出的婦女之義亦有異同。《春秋》、《公羊》、《穀梁》都把焦點集中在婦女自身的言行是否合禮儀，以顯示其婦義。而《左傳》則重視後果，以大局爲重，當中可見其欲婦女求生，而非倡其殉節而死。因爲婦女顧全大局行事比起捨生取義更難得。一死了之容易，能堅守婦義及帶來正面的政治影響較難。縱婦女當以守禮全節爲婦義，然而大是大非前當竭力倡揚正道，這是《左傳》中特別的婦女之義。其通過着筆局勢大事，呈現婦女對政局的影響，更看重婦女與時事的聯繫以及影響。因此，《左傳》體現之婦義之標準和內涵更廣闊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