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提出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结合的产物 ,并结合德、英、美三国高等教育发展史 ,详尽阐述了“遗传”与“环境”的内涵 ,并分析了“环境”对内在逻辑在当代大学发展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阿什比强调改造内在逻辑来适应环境 ,以促成影响大学发展的三种力量保持平衡是未来大学发展的趋势。本文试图将阿什比在著述中所表达的有规律性的思想豁显出来 ,以期为读者进一步认识其高等教育思想有所裨

李兵

肖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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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2-01-15第一作者简介:李兵( 1971-) ,男,湖南浏阳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比较教育·论大学的“遗传”基因在“环境”中的变异与调适——《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述评李　兵, 肖玮萍(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摘要: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提出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结合的产物,并结合德、英、美三国高等教育发展史, 详尽阐述了“遗传”与“环境”的内涵,并分析了“环境”对内在逻辑在当代大学发展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阿什比强调改造内在逻辑来适应环境, 以促成影响大学发展的三种力量保持平衡是未来大学发展的趋势。本文试图将阿什比在著述中所表达的有规律性的思想豁显出来,以期为读者进一步认识其高等教育思想有所裨益。关键词: 阿什比;内在逻辑; 环境;变异; 平衡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154( 2002) 03-0022-03　　曾经担任英国贝尔发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副校长多年的阿什比从英美等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 以其广博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知识为底蕴,深入探究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 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关于高等教育的宏论, 并结集付梓成《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此书所收文章虽是针对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现实的,但其中不少精辟见解对我们思考当代大学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本文拟就该书的核心内容——大学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遗传”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述,试图将阿什比在著述中所表达的有规律性的思想豁显出来, 以期为学者进一步认识其高等教育思想有所裨益。一、“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作为生物学家的阿什比在全面审视西方大学发展史和现实的基础上, 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 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如何认识“遗传”和“环境”的内涵是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关键所在。阿什比对大学的“遗传”有较为明确的论述, 他说: “就遗传的角度而看,它表现为大学教师对‘大学意义’共同的一致的理解。例如,大学应识的固有价值等等。⋯⋯如果这种共同的认识强而有力, 就形成一种强而有力的内在逻辑,而这代表人类的精华、客观无私、发展理性、尊重这种内在逻辑就由新的大学继承下去”。他还进一步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中有一些高教工作者所遵循的信条 ,而这些信条并非永远符合社会对高等教育体系的要求。这些传统力量就构成了我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逻辑’”,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论述结合起来分析, 便可以认为阿什比所谓的“遗传”是指大学自身发展逻辑,即早期经典大学和范式对后续大学所产生的影响和指导作用的思想,而且大学“遗传”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其内涵是随着大学的发展而变化的。阿什比在阐述大学理想时将19世纪的大学“遗传”定位为德国洪堡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大学传统,他说:“有机界中与大学中一些新形态的出现, 都要经过更新和杂交的过程。19 世纪大学曾有过这样的过程。那主要应归功于洪堡德”。洪堡提出的经典大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大学作为保存、传递、发展和创造高深学问机构的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因此, 阿什比认为 19 世纪的德国大学的“遗传”——内在逻辑,主要是指以洪堡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家所倡导的反映大学本质和规律的大学经典理念。而当代大学的内在逻辑既包含着经典理念的合理内核, 又包括当代大学的新理念,这些新理念在为大多数教师和学生认同以后亦将成为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遗传”基因中新成分。对于影响大学发展的“环境”, 阿什比结合英美大学发展的现实提出: “就环境的角度看, 那就是资助和支持大学是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环境影响表现为两种主要力量, 一种是学生要求入学的力量, 另一种是雇主需要毕业生的力量。社会对大学资助的多寡, 要靠社会对大学是否满意而定,而大学能否满足社会这两种要求至关重要”。这里他清楚地说明了“环境”在当代的具体内容。如果我们再结合他在论述“大学理想”时是将大学文化传统作为重要环境因素的话, 大体上可认为, 所谓“环境”, 是指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现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和制约因素。在阿什比看来大学的发展是在宗教和世俗知识团体的—22—第 3期 (总 76期)2002 年 5 月　　　　　　　　　　煤炭高等教育MEITAN HIGHER EDUCATION　　　　　　　　　　　No . 3( Sum No. 76)　　　　May . 2002基础上, 学者为追求“闲逸的好奇”而建立起来的。大学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即它是保存、传递、发展和创造知识的机构。阿什比强调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内在逻辑的重要性, 认为它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本所在, 他说: “内在逻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作用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系的作用, 它要保持这种体系的特征; 它是这种体系的内在回转仪”。尽管大学是带着自身的遗传基因不断进化的, 但它同时又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断调适自身发展逻辑,以适应“环境”的发展。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城市经济的突起、工商业发展对法律、医药、神学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相关联, 中世纪大学也因此取得了其存在的合法地位, 正如布鲁贝克所说: “中世纪的大学把它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文艺复兴以后, 大学适应人文主义的需要, 充分重视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观念使纽曼时代的英国式学院得以存在。启蒙运动以后, 随着工业革命对科学人才的需求, 洪堡的注重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教育理念在大学中生根发芽。19 世纪中期以后为适应美国经济腾飞而对人才需求的急剧增加,在“赠地法案”的直接影响下,“赠地学院”将直接为社会服务发展成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 “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不仅如此, 在政府和企业的规划中, 大学也名列前茅”。而当代大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事物”,各国大学都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功能, 以适应“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向学校抽调毕业生的‘吸力’,或称人才的需求”。因此, 大学发展既要遵循自身发展的逻辑,又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 以满足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对此阿什比有精辟的见解: “在此我提出一个既符合事实也符合理论的概念, 那就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是深受传统势力影响的。⋯⋯另外, 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随时适应(有时是很痛苦地)所处的社会环境”, 他因此得出结论: 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结果,是自然和培养的产物”。二、当代大学发展过程中“环境”与“遗传”的失衡“环境”和“遗传”在不同的时期、大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作用和影响并不是均衡的,这往往与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息息相关。阿什比结合欧美大学发展的历史, 深刻地阐述了洪堡等人标示的德国大学传统在英美两国具体环境中的变异。留德学生促使的英美大学的改革, 并不是全盘照搬德国大学传统, 而是在各国具体环境中进行的, 对能代表 19 世纪大学“遗传”基因的德国传统进行了取舍和改造, 形成与自身环境相适应的大学“遗传”基因。阿什比形象地描述了德国大学传统在英国的变化, 他说: “当一种基因进入新的环境时, 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德国人关于大学的理想越过海峡就发生了这种变化”。英国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英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 因此当 19 世纪德国传统的诸如通过研究进行教学、重视科学研究等方面传入英国后, 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造就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的大学目标。但德国的大学理想并未完全被英国教育传统所掩盖,英国大学接受了德国大学的教学自由理念, “它不仅被接受而且扩大到教室以外,甚至使大学教授有权越出他的专业范围,毫无顾忌地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 这与英国大学从来就不是政府的组织机构的传统有关。德国人的大学传统同时也被美国留学生所移植。然而与英国截然不同的是美国大学文化传统是功利主义思想。美国人以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改造德国大学的传统, 正如阿什比所说: “德国人的大学理想越过大西洋, 进入另一个不同的环境, 并产生另一些变化”。譬如, 美国大学在接受“德国人热爱科学课程和学者致力科学与学术的精神”的同时, 借用“学术”这一概念并将其扩展到学科设置上, “结果是导致新增添的学科之多, 令人眼花缭乱”。在英国大学中没有得以实施的学生自由, 被美国大学广泛接受了, 他说:“德国大学中提倡的学习自由的特色,虽未被英国接受,却在美国生了根”。德国的大学理想在美国的具体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异, 并形成了适合于美国大学发展逻辑。对德国大学传统在英美大学的变异,他总结说: “在英美大学的血液中,都有德国大学的宝贵传统,只是各国为适应本国的学术传统和社会风尚而有所取舍罢了”。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知道, 19 世纪英美大学在接受德国的大学传统时, 影响“遗传”的主要因素是各国大学自身的文化传统, 如英国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美国大学的功利主义传统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 19 世纪大学的所谓环境主要是指各国大学的文化传统,应该说这是与“校外的力量对大学的发展变化有微不足道的影响”息息相关的。而当代大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事物”, 各国大学都面临着大体相同的与社会的矛盾,大学的内在逻辑正在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大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使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他说:“这种传统中的许多因素,现在遇到了社会环境的挑战。⋯⋯大学的内在逻辑正受到政府、社会和学生自身等各方面的压力。”在这些矛盾之中,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向学校抽调毕业生的‘吸力’, 或称人才的需求”和“大学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阿什比认为在当代大学发展过程中, 这三者之间正失去平衡。他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即在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中, 上述各种力量的平衡, 都因社会变迁而遭到破坏。”在英国,著名的罗宾斯报告主张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要求入学而经审查合格考生的多寡, 这也就是说,“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占了上风, 因此阿什比称这个报告是“减轻了内在逻辑所起的作用,而增强了投资者(国家)的影响”。面对“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和“人才的需求”,美国的大学敞开了大门, 实行“自由扩充”, 应该说这是对环境的适应, 而对于内在逻辑却重视不够, 因为美国高校“收容了大量没有求学动机的学生, 即实际上无心于学业的顾客(估计占大学生总数的 30% )”。在德国, 自洪堡时代开始的教授治校的传统也被大学管理法案所打破,“这个法案规定大学所有的主要委员会都应包括教授、职员和学生各三分之—23—　　　　　　　　　　　　　　　　　　　　　　煤炭高等教育　　　　　　　　　　　　　　　　　　　　总 76 期一”。综观各国大学的改革,基本上将重心放在适应社会需求——“环境”上, 而对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遗传”则存在忽视的倾向,甚至不惜牺牲内在逻辑来适应环境的需要。阿什比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前的变动是复杂的, 多种多样的, 有许多是以牺牲大学文化传统为代价,来增加社会环境的影响。”三、“遗传”在“环境”中变异是未来大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对待“环境”与“遗传”的失衡问题上 ,阿什比是力图使两者保持相对的平衡。他说 :“所有大学中的内在逻辑的力量、学生要求入学的力量与雇主需要毕业生的力量, 这三者之间都要保持着动态的平衡。”面对这样一个令人迷惘的难题,阿什比跳出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窠臼:一方面, 阿什比十分强调大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在大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他说: “社会环境的力量是变化无常的。所以大学各部门应该怎么办, 要由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来决定,这一点是主要的。就是说, 要取决于大学的内在逻辑, 同时要抵制社会潮流的干扰。”另一方面, 为使三种力量达到新的平衡, 阿什比认为应该在确保内在逻辑在大学发展中地位的基础上,改造内在逻辑, 使之能够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的需要,而不是将改革的重点放置于对环境的改造上。他说:“在将来, 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我所称为内在逻辑的力量, 也就是大学的传统力量, 必将有所改变, 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其他两种社会环境力量。”“大学一方面有由于要求入学的而造成的压力; 另一方面,又有使用毕业生的社会吸力。如今,双方正处于失去平衡状态, 只有彻底改造大学的内在逻辑,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正是有见于此,他批评了只是企图只从外部来使三者达到平衡的观点。他说: “令人失望的是,政府、出版界和高等院校只是十分重视体系扩充和增筹经费之类的问题, 却未重视如何改革这个更为切要的问题。”在对待如何改革内在逻辑的问题上,他是从如何使内在逻辑适应社会环境的两种力量的角度入手。从大学作为保存、传递、发展和创造高深学问的机构出发, 只有对从事学术研究有兴趣和有能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才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 应该实施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但是随着社会对接受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入大专院校和要求学习他们入学时想学的课程”。而且从政治角度出发,“如果政府负担大学的经费, 那么选民的子女就应当享有合理的进入大学的机会”, 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现实,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普及型过渡已经成为必然。因此,阿什比认为应该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适时地调适内在逻辑的内涵, 使大学科类结构、课程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的观念得到更新, 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对大学发展的新要求。他以英国为例具体阐述这一观点, 针对大众化高等教育在英国的发展, 阿什比一方面认为“对志在做专家的学生, 大学必须继续安排以学术培训为主的教育,并坚决反对放松这种教育的做法”, 为一部分学生提供旨在使其成为研究型人才的精英教育是符合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另一方面, 阿什比认为:“群众性的高等教育绝不须培养科学研究大军”, 培养传递、发展高深学问的学术人才的目标就受到严峻的挑战。针对大众化阶段以后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并不是以从事学术工作为主的现实, 阿什比认为应该更新观念, 即不应该片面地认为“越多就意味着越坏”,他说: “‘越多’并不意味着‘越坏’,而应是‘多而不同’”, 所谓的“多而不同”主要是指培养人才规格和质量的多样化。他说:“我认为,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应当竭尽全力来加速这个过程。取消天才教育的办法, 不是降低标准, 而是建立多种不同的标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要建立多种不同的标准,不只是限于大学)。”也就是说,改变过去的片面强调通过精英教育培养学术人才的做法, 将大学培养目标从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调适为培养“从核防御措施到污水处理基地等一系列建设事业, 都能综合地考虑政治和科学问题”的人才,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大多数的学生在大学所受的是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的教育, 而许多人毕业以后却担任以完成社会任务为主的工作”的矛盾, 这实际上是对以强调精英型高等教育以培养学术人才为内在逻辑的修正。阿什比认为通过调适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 使得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可以和谐共存。他说:“我不赞成把这些有天才的人集中到特别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天才和中才要能享受同一暖气装置的校舍, 同在一个自助餐厅用饭,并且应该如此, 因为天才必须学会在普通人群中去工作。有天赋的人在社会上不应被看成是高人一等。”因此, 阿什比认为只有通过诸如上述的在具体环境中调适大学内在逻辑的方法, 才能使大学发展的三种力量保持平衡。他说:“大学需要完成一种改革, 一旦这种改革成功,一切其他的改革都可迎刃而解。这就是养成自动地进行大学内部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且,在他认为这种变革应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大学的变革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阿什比是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出发,在重视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强调在具体的环境中应不断调适内在逻辑,使大学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提出的诸多精辟见解,对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当然, 阿什比所处时代的大学发展“环境”与我国目前大学的社会环境几乎截然不同, 我们在运用阿什比的理论来分析我国目前大学发展中的问题时理应予以考虑。注释: !∀ #∃  !∀#∃%&∋( ) ) )!)∀)#)∃ )%)& !∀!#!∃!%阿什比著, 滕大春等译: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7、114、7、114、139、138、9、10、11、11、11、12、13、20、13、140、114、140-141、7、13、116、139、139、117、138、143、117、143、116、20、20 页。　布鲁贝克著,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哲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3、16 页。—24—第 3 期　　　　　　　　　李兵, 肖玮萍/论大学的“遗传”基因在“环境”中的变异与调适　　　　　　　　　　　　　

论大学的“遗传”基因在“环境”中的变异与调适——《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述评

http://dspace.xmu.edu.cn/bitstream/handle/2288/144932/%e8%ae%ba%e5%a4%a7%e5%ad%a6%e7%9a%84%e2%80%9c%e9%81%97%e4%bc%a0%e2%80%9d%e5%9f%ba%e5%9b%a0%e5%9c%a8%e2%80%9c%e7%8e%af%e5%a2%83%e2%80%9d%e4%b8%ad%e7%9a%84%e5%8f%98%e5%bc%82%e4%b8%8e%e8%b0%83%e9%80%82%e2%80%94%e2%80%94%e3%80%8a%e7%a7%91....pdf?sequence=1&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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