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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姓名预测学漫谈及比较
“姓名预测学“是一种是从“周易“哲学发展出来的、通过姓名去探索人生规律的命理学说。对于有着共同文化根源和同用汉字起名的中国、日本来说,两国的姓名学流派不仅在理论基础上有着相通之处,而且还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目前,在姓名学众多的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传统的“生辰八字姓名学“和日本的“五格剖象姓名学“。本文尝试在归纳、总结这两种流派理论根据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并介绍中日姓名学说的相关知识
韩国汉学家金锺美的王充研究
韩国汉学家金锺美在《天、人和王充文学思想》一书中运用整体思维的方式,在综合考察汉代以前和汉代思想学术领域中对“天、人关系“不同认识的基础上,从王充的天人观出发去研究、把握其文学思想,不仅深入系统、客观合理,而且角度新颖、颇多独特的创见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然本色美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问题
中因古代文学创作中自然本色之美艺术风格的形成深受中国哲学和传统思想的影响。追溯这一文学现象的思想渊源,对海外学员学习欣赏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试论《管锥编》的整体思维
钱钟书谈艺衡文 ,往往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 ,把文艺对象放在系统中加以研究。整体优于部分的总和、整体不可分割、局部依赖于整体、整体的结构极为复杂———整体思维的种种形式都体现于钱钟书的《管锥编》中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 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 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 才力”说, 经《太平经》、曹丕、葛洪, 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 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 《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 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早期对俄汉语教学与俄罗斯的汉语教学
对俄汉语教学是伴随着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活动而诞生的,传教士团驻华的俄罗斯馆为对俄汉语教学的基地。早期的对俄汉语教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汉语教师、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成为后来俄罗斯本土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不仅创办汉语学校,而且还编写教材,写作出大量的汉学研究著作。早期对俄汉语教学与俄罗斯的汉语教学有其独特的特点,对我们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伍伦全备谚解》的文化价值浅谈
《伍伦全备谚解》是18世纪朝鲜半岛李氏王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汉语口语教材,也是李朝科举考试初试、复试的必考书目。它是通过对中国明代戏曲家丘濬所作的传奇《伍伦全备记》谚解而成,对早期的域外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伍伦全备"是指"伍伦全"和"伍伦备"兄弟俩的姓名;"伍伦"又是儒家思想道德规范"五伦"的谐音,"五伦"是中国和韩国传统社会中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从《伍伦全备谚解》的文化价值方面进行分析总结,有助于把其有益的部分发扬光大,并为当代对韩汉语教学和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些启示。首先,本文将从谚解的方法和原因对这部教材的文化价值进行分析。其次,由于《伍伦全备谚解》大量用典,不仅满足了李朝人汉语学习的需要,同时满足了他们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因此对其典型性语言也进行必要的分析,以此探讨语言中的文化价值。再次,通过分析教材文本人物对话中各个角色的扮演,对教材的戏曲文化价值予以探讨。最后,从教材的编排方式、方法出发,分析其儒学道德教化的价值所在。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族思维方式与对外汉语教学”(项目批准号:FJ2016B267,项目编号0190-K3416001)支
词话中虚字运用的修辞原则略说
中国古典美学有一条重要原则,“虚实结合”,强调虚空、空白在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在文论、诗论、词论中也有“虚实结合”之论。“虚”、“实”这一对范畴在语言文学作品中,就是诸论家所说的虚字、实字。但是,这“与清末马建忠以及现代语法家所讲的虚实并不完全等同,孰虚孰实在古代是相当灵活的”,没有明确界定。古代文论、诗论、词论中的虚和实常跟艺术作品的媒介——语言文字的具体运用联系在一起。本文仅就词话中的虚字运用的修辞原则作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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