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業勞工狀況中期研究報告2023

文化及創意產業是近年香港政府重點發展的產業，銳意將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然而文化及創意產業行內的運作模式、勞動條件和文化卻鮮有被研究。近期，業內發生了幾宗轟動的工業意外，備受社會關注。此外，媒體不時報導從業員被「拖糧」、長時間超時工作、行業前景受限等，反映需要深入研究創意產業勞工的工作狀態。在眾多的創意產業行業中，影視業的從業員人數較多，每年亦有大量畢業生投入市場，因此本研究報告集中討論影視行業的狀況。我們在今年四月至八月透過訪談接觸了30位從業員，訪問他們的入行經歷、勞動狀態、待遇等問題。另外在六月至八月，我們利用問卷調查了123名從業員，主要收集他們的接案協議及酬勞、工時及勞動強度、職業安全等數據。 研究發現 外判制度導致影視業工作普遍零散化、延遲支付酬勞（即「拖糧」）情況常見。問卷顯示，有42.3%回覆者表示在現時或上一份工作，開工前僅前有口頭或訊息協議，14.6%回覆者則在開工前沒有任何形式的協議。影視業的外判制度其來有自，經歷九十年代港產製作大幅萎縮，投資商須緊縮成本製作預算，改以承包及自由工作方式聘用勞工，導致從業員缺乏正式僱傭關係和相關勞工保障。零散化的勞動模式亦造成普遍的不合理待遇，包括「拖糧」、欠缺清晰的工作協議、內容修改和工時安排等。 影視業從業員的勞動強度普遍較高，過勞和工傷普遍，但甚少有適當處理。超過六成回覆者表示「頗多」或「經常」連續兩天工作12小時以上；76.4%回覆者表示試過或目睹工傷，不過，只有11.7%回覆者表示有向勞工處呈報工傷。 政策倡議 訂立從業員基本待遇守則。影視業應制訂標準合約以保障從業員的基本權益，包括明確的酬勞支付方式、日期、付款分期，以及具體的休息時間規定。在盡量減低各持份者的行政成本下，標準合約讓自由工作者享有合理保障。行業亦應規範每組拍攝之間的最短休息時間及每週休息日。政府應負起帶頭責任，規定受資助團體或個人必須以不亞於行業標準合約的待遇聘請製作人員。 訂立工業安全指引。業界組織、勞工團體和勞工處應盡快共同制定工業安全指引。勞工處應研究拍攝場地的安全隱患，參考現行法例和工作守則，製作適用的宣傳材料和訓練課程。確立工作守則後，勞工處可研究不同執法的可行性，例如要求呈報拍攝現場、巡查、鼓勵舉報不安全的拍攝環境等。勞工處應審視勞工法例，研究同時保障僱員、日薪從業員、自由工作者的工傷補償。另外，勞工處應積極研究將中暑和過勞納入工傷保障範圍。 政府須完善對影視業的資助。政府應完善電影發展資助階梯，並鼓勵影視製作人擴展到不同平台，開拓市場。同時須增加畢業生支援，並聯同業界和學界，研究影視製作的區域分工及香港影視界的比較優勢，並按此推行相關的教育、人才培訓和資助計劃，使香港影視業能在區域分工中突圍而出。https://commons.ln.edu.hk/ccrd_report/1004/thumbnail.jp

香港影視業勞工狀況終期研究報告2024

推動影視業發展是港府近年的文創政策重心。影視業較為人注目的是黃金年代後票房積弱和創作自由的議題；而銀幕背後，從業員的處境則容易被忽略。本研究報告兼用定量和定質的調查，深入淺出地分析本地投身電影、電視、廣告、網片等影像製作的從業員的勞動條件，探討不合理待遇的成因，並按研究結果提出政策及行業倡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了212為從業員的工作狀況，與44名從業員進行深度訪談，得出以下主要發現： 1）影視業以自由工作者為主，他們的僱傭型態零散，普遍沒有明文及完整合約便要開工，並容易面臨拖糧和其他形式的剝削（詳見第5部分）： 影視從業員以自由工作者為主，缺乏保障，面對多種危脆性（見p.26） 多數從業員開工前不會簽署正規協議（見p.35） 業內實際工作協議的完整度，比從業員理想的完整度有很大落差（見p.38） 行業零散度高，導致拖糧問題普遍（見p.47） 從業員容易面臨壓價和被資方轉移商業風險（見p.53） 2）影視業的生態和文化令從業員面對不公的操作和「行規」亦難以改變。這些因素包括：行業以人脈為重、行內層級文化較強、從業員願意為創作犧牲待遇、行內較缺乏團結及行動意識（詳見第6部分）： 從業員極度依賴人脈接觸工作機會。遇到不合理待遇時，顧慮到自己形象和開罪前輩的可能性，很多人都會忍氣吞聲，避免被行家覺得麻煩、小器，導致不獲重用。這無疑是製造了灰色地帶，讓掌握工作機會的人士和單位可以刻薄對待和剝削勞工，而毋須被問責（見p.58） 行內論資排輩的文化仍然存在，底層從業員要對前輩服從，表現出「肯捱」、願意「跟師傅學嘢」、甚至「任砌」等特質，難以反駁不合理要求，勞動尊嚴受損（見p.62） 從業員對藝術創作抱有熱誠，在商業製作中亦未必完全以金錢衡量自己的付出，因此容易陷入甘願「自我犧牲」的心態，導致被剝削（見p.64） 從業員若遇到不公平待遇，普遍不傾向團結行家一起尋求改變。主流的做法是在個人網絡傳播、私下聯絡對方追討、或放棄追究。多名受訪者歡迎行內發展出爭取權益導向的工會，惟他們認為現時並未有足夠條件推動（見p.65） 3）影視製作市道不佳，令製作預算壓縮，令長工時、職安意識不足問題亦更難有資源應對（詳見第7部分）： 拍攝現場有不少職安隱患，頗多從業員曾經歷或目睹工傷發生。從業員工時長、經常在疲勞狀態下工作；拍攝節奏趕急；現場未必有專業人員把關安全，僅靠經驗判斷安危等，都是造成職安隱患的原因（見p.77） 從業員連續多日超時工作的情況非常嚴重。受訪從業員認為行內有必要對作息時間有合理的規範，不應犧牲從業員健康（見p.74） 從業員認同需要專人負責監察片場安全，但對於如何實行並無共識（見p.81） 從業員普遍認為政府對行業的支援資源不足、不到位，應邁向更開放、不以商業效益為主要考量的方向改善（見p.84） 基於研究結果，我們對香港影視行業及政府提出以下倡議（詳見第8部分）： 保障自由工作者基本待遇（見p.87） 業界引入標準合約，推廣開工前先簽訂完整協議的文化 政府透過資助影像製作項目，推廣勞工友善措施 業界規範工時，減低超時、高強度工作的情況 改善工作條件及職業安全（見p.89） 業界和政府合作，設定適用於影視製作的職安課程、認證系統、作業指引 政府改善職安執法 從業員自我組織，維護及推動權益 支援業界發展（見p.92） 政府改善資助制度，支援各規模、多元創作 增加畢業生支援，輔助院校新晉人才與業界接軌https://commons.ln.edu.hk/ccrd_report/1005/thumbnail.jp

最低工資有幾低? 貧窮新一代的就業困境報告

為了解香港青年對就業、貧窮、體面生活、相關政策的看法，以及他們收入和支出的情況，嶺南大學政策研究院、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聯合進行一項題為《最低工資有幾低？貧窮新一代的就業困境報告》的調查。結果發現，四成接受深度訪談的青年自認貧窮，而絕大部分已有全職工作的受訪青年認為，最低工資調整幅度太低，自己未能受惠。 嶺大研究團隊從2022年5月至12月，先後透過兩輪深度訪談，訪問了67位18至29歲、收入低於2萬元、有工作經驗的青年。另外，團隊亦透過兩輪問卷調查，分別收集到164份及253份有效回覆。 調查結果發現，絕大部分年輕人覺得自己的工資太低，待遇與工作不相稱。受訪青年的收入來源包括全職工作、兼職工作。深度訪談年輕人的收入中位數為15,200元，而問卷調查的收入中位數結果則是6,000至9,999元。一方面，大部分有全職工作的青年認為自己工時長、部分行業長期低薪，比不上任職其他行業的同輩，而覺得不滿。壓力同時來自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遙不可及的人生目標，包括置業。 大約四成接受第二輪深度訪談的青年自認是貧窮，他們對於貧窮有多元化的理解。有青年認為三餐不繼才算得上貧窮，有些人覺得人工未達到港人月入中位數就算是貧窮，亦有人認很多目標未能達成，導致「精神貧窮」。其餘自覺不貧窮的青年部分歸因於家庭支援，可以滿足基本需求以外的消費，例如購物和旅遊。 絕大部分已有全職工作的受訪青年覺得最低工資調整幅度太低，自己未能受惠。無論認為自己屬於中產或基層的受訪者，均有共識，認為即使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升至40元依然是太低，與市場脫節，調整幅度不合理。不少人往往將最低工資時薪和「一餐飯」的開支掛鉤，認為最低工資水平要吃得起「一餐飯」才合理。受訪者認為最低工資如有合理升幅及政策檢討，對基層家庭及兼職工作者有很大幫助。 問卷調查結果推算，受訪青年要滿足現時的生活開支水平，時薪應該要達到71.6元。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青年的個人月均生活支出為16,789元，扣除教育開支，平均每月支出約14,894元，按一個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時計算出時薪水平為71.6元，與目前最低工資水平相距很遠。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應從多方面著手解決此迫切的社會問題。首先，當局應檢討最低工資政策的定位，使它與其他扶貧政策互相配合，以保障不同需要的群體；第二，當局應透明化最低工資的調整過程，改為「一年一檢」；第三，團隊建議重啟標準工時立法程序，訂明標準工時應為每周40小時，加班工資應為正常工資的1.5倍，每月亦應設有加班和總工時上限，並以此為基礎制定「過勞死」的法律定義，把過勞死定為僱主須按《僱員補償條例》（第282章）作出補償的事故。最後，團隊建議政府主動開展設立失業保障制度的工作，包括探討供款式失業保險、檢討現行失業綜援、遣散費／長期服務金，並重視年輕人對相關政策的意見。https://commons.ln.edu.hk/ccrd_report/1003/thumbnail.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