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调适：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系列研究之一

刑事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在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领域中,民间法与国家法无论在实体法方面还是程序法方面,都存在着冲突,要充分发挥刑事法治在民族地区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必须正视和正确调适这种冲突

见死不救，该当何罪？

〔案情〕某日晚上，宋某酒后回到家中，因琐事与其妻李某发生争吵厮打。李某说：“三天两头吵，活着还不如死了。”宋某说：“那你就去死。”后李某在寻找准备自缢用的凳子时，宋喊来邻居叶某对李某进行规劝。叶走后，二人又发生吵骂厮打。李又寻找自缢用的绳子，宋某意识到李

论伪证罪及相关罪名体系的立法完善——以“证人”概念为视角

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的,向司法机关陈述自己经历或者知悉案件情况的人。据此,应从四个方面完善与证人有关或者与伪证罪相近的罪名:一是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科学划分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二是取消包庇罪的规定;三是补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罪状,使之与妨害作证罪相协调;四是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和诬告陷害罪归入妨害司法罪

论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程度及其功能

作为不作为犯罪成立前提之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有无之分,还存在程度之别: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这种质和量的辨证关系充分说明法律义务存在程度的差异;法律义务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责任有轻重之分,义务自然有程度之别;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难以判断,也说明作为义务存在程度的差别。作为义务程度概念的确立,为刑法学界对不作为犯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将促进对不作为犯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确定不作为犯罪的范围提供理论指导;可以为确定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轻重提供依据;还可以为科学判断作为义务的有无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东盟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次区域经济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法律服务人才的适应性问题,现行的法律人才结构远不能满足中国—东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缺陷源于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教育模式的缺陷。为此,应该对我国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以培养适应性的、实战型人才

论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合并刑的裁量

对于一人所犯数罪,世界各国一般兼采限制加重原则、并科原则和吸收原则实施并罚。而限制加重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司法实践中运用最多的原则。但是,在限制加重原则的司法适用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司法实践对限制加重原则的统一运用

出嫁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从民间法角度切入

村委会以村规民约等方式限制、剥夺"出嫁女"的土地权益,而这种以村规民约等形式表现的民间法以单系继替偏重的社会继替规律以及"男婚女嫁"的习俗为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要实现对"出嫁女"土地权益的有效保护,必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贯彻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开展法治宣传、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动、消除这种民间法存在的基础,实现国家法在农村的有效推进

退与进：国家法在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中的适用——“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民族地区农村的刑事法治领域,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在所难免。面对冲突,一方面,国家法在特定范图内有必要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必须创造条件,实现国家法向民族地区农村的有效推进

受贿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斡旋受贿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受贿人利用自己职务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可交换关系;受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应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和通过行贿手段获得的不确定的、竞争性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论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的缺陷与完善

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中,存在着罪名归类不尽科学;罪名体系不完整,法网不够严密等缺陷。建议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取消包庇罪的规定;修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罪状,使之相协调;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名体系;补充规定帮助脱逃罪和不告发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