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汉代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伴随着之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这两次高潮,无数域外文献被译介进来。已有文献中不乏各种翻译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但始终没有产生系统的翻译史研究论著。直到1902年《中外日报》发表了《译书略论》,这才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出现\"(邹振环,2017:23)。史学史作为专门史的研究肇始于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其作为史学的研

杨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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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汉代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伴随着之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这两次高潮，无数域外文献被译介进来。已有文献中不乏各种翻译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但始终没有产生系统的翻译史研究论著。直到1902 年《中外日报》发表了《译书略论》，这才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出现”（邹振环，2017 ：23）。史学史作为专门史的研究肇始于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其作为史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梁启超，2000 ：325-346）。其后，各种史学史专著及政治史、经济史等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得史学史成为检视学科理论发展历史的专门研究，对于了解学科进程、展望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 世纪风云变幻的百年之中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世纪翻译史学史的研究内容。翻译史学史的研究价值自不待言，通过对学科发轫至今翻译史研究的钩沉，我们可以看到前人所作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都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其他领域的专门史不断涌现的今天，中国翻译史学史长期以来付诸阙如，因此，邹振环《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上海中西书局，2017）一书的出版，“堪称填补了 20 世纪史学学科研究史上的一大空白”（邹振环，2017 ：15）。该书作者是翻译出版史方面的权威，在西学中译等研究领域著述甚丰，全书的主要内容之前均曾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此次成书集中呈现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一、 内容概述该书除导言和结语外，主体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其中上篇由 5 章构成，主要钩沉 20 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的发轫、20 世纪中期大陆翻译史研究的曲折、20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台湾、香港地区翻译史研究的发展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翻译史史料的整理研究 ；下篇由 2 章构成，主要展示 20 世纪最后20 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下的研究状况。《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书评填补学界空白，指明研究方向——《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评介◎ 杨华波·81·作者在导言中指出，中国翻译史学应包括中国翻译史学理论或原理及翻译史学史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注重学理研究，而后者则注重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历史的梳理”（邹振环，2017 ：2）。作为专门史研究的一个分支，翻译史学史一直以来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已有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厚今薄古”，对 20 世纪前期成果研究不够，因此亟待整理（同上：3）。作者将该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 20 世纪是为了使研究更具客观性，取材上以著作为主，辅以论文，地域上则涵盖了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以期考察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全貌。作者采用了不同于政治史的分期， 将 20 世 纪 分 为 1902—1949 年、1949—1984 年和 1984—2000 年三个阶段。在方法论上，作者采用了“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同上 ：8），注重文献的梳理。作者认为中国翻译史学史当属史学史范畴，是其下属的“专题研究”（同上 ：14）。中国自汉代的佛经翻译开始积累了丰富的翻译实践和经验，但系统的翻译史研究直到 20 世纪初才开始萌芽。作者在第一章首先简述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即以 1902 年《译书略论》的刊布为标志。尽管之前的西学书目已经开始出现某些“识语和评论”（邹振环，2017 ：23），但仍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接着，作者介绍了梁启超关于佛典翻译的研究、“翻译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后续研究。再次，作者列举了郑振铎、贺麟和阿英的研究，将他们誉为“早期翻译史研究的三大家”（同上 ：39）。最后，作者分析了综合性历史与文献学著述中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所涉及到的翻译史研究。尽管初创时期“成果有限”，但以上学者的努力“形成了中国翻译史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特点”（同上 ：57）。这些研究特点和早期学人奠定的优良传统虽然历经波折，但最终成为当下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主流。 第二章简述了 20 世纪中期，主要是 20 世纪 50年代至 70 年代末中国大陆翻译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1949 年至 1953 年由《翻译通报》“中国翻译史特辑”展开的对古代佛典翻译和近代翻译史的讨论，1954 年至 1957 年对俄苏翻译史的研究和 1958 年至 1966 年由阿英和张静庐主导的对翻译出版史料的整理。1950 年创刊的《翻译通报》曾经推出了专门讨论中国翻译史的特辑，众多民国以来的学者发表了真知灼见，不仅续接了民国的翻译史研究传统，更为本学科后续的蓬勃发展指明了方向。可惜紧接而来的“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开展中断了原有的研究走向，逐渐转向俄苏作品的翻译和翻译史研究。“反右”斗争开始直至“文革”结束前后，我国翻译史的研究都处于低潮，甚至是停滞的境况。1958 年至 1966 年的翻译史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阿英和张静庐整理的翻译出版资料，其中张静庐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最令人瞩目。这段时期内的翻译史研究历来少有研究，因此作者在该章中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原创性。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概述了台湾和香港地区在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的翻译史研究。50 年代至60 年代，台湾的翻译史研究接续民国的实证研究潮流，代表人物是方豪，他的《中西交通史》对明清之际的西书汉译作了细致的考订。张振玉的《译学概论》和孟瑶的《中国小说史》虽然没有多大的创见，但对中国翻译史的纵向梳理还是有一定的价值。70 年代台湾翻译史研究中“尤显特色”（邹振环，2017 ：105）的是释道安、张曼涛、裴源与王文颜的佛典翻译史研究。60 年代至 80 年代还有郭廷以、王树槐和苏精等人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此外，台湾学者在编纂中译西书目录上也有较大成绩。90 年代的台湾学者在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研究台湾地区区域翻译史的专著。香港地区的翻译史研究也有其特色。20 世纪 60年代出版的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是“汉文系统的第一部英文汉译史”（邹振环，2017 ：138）。曾锦漳的《林译小说研究》中有很多至今仍未引起重视却又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是彼时“林译小说研究最有成就的代表”（同上 ：153）。罗香林和李志刚师徒对西书汉译的研究集中于传教士的翻译出版志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日书籍互译目录的出版是香港 80年代翻译史研究的突出成就之一。但是，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最终使得它在《圣经》翻译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早期的圣经翻译史研究由英国传教士海恩波和荷兰学者贾保罗引领，之后，香港本土学者陈惠荣、赵维本、庄柔玉等人助推了研究高潮的到来，并完成了研究主力的本地化。第五章回顾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对翻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1981 年，香港三联书店推出的由刘靖之编辑的《翻译论集》打响了翻译史史料汇编的第一枪。其后，各种同类型的译史资料汇编层出不穷，最具代表性的是 1984 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论集》和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马祖毅的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书评·82·以上三部书的问世奠定了中国的“翻译史”年。此外，翻译家自述、口述和访谈集的出版，再加上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和《译名论集》的出版，使得因“文革”造成的翻译史研究工作停滞的局面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偏重对译史资料的整理也带来一些问题，过分强调翻译史料的搜集整理造成了诸如“轻论证分析和观点阐释，缺少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邹振环，2017 ：214）的弊病，不仅成为其后翻译史研究的显著特点，更影响了中国翻译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上 ：383）。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作者全面梳理了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下各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已有成果。翻译史研究的标准不同，类别也相应不同，作者在该书中将已有研究按内容和编撰形式进行了区分。第六章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概述了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科学翻译史料的整理、译学理论与翻译思想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译教学史、断代翻译史、民族翻译史与区域翻译史的发展。澳门地区的翻译史研究由于资料不足，被归入区域发展史研究的章节中。第七章中从编撰形式切入，概述了翻译文化史与比较翻译史、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编纂形式上的史话本和图文版、以翻译史研究为核心的专题论文集、翻译词典中的译史资料与译史研究和汉籍外译史等内容。在该书的结语部分，作者强调了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以及世界翻译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作者还指出，20世纪的翻译史研究，尤其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未“走出仅仅注重史料梳爬和翻译家的断线式珍珠的传统叙述模式”，翻译史研究仍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邹振环，2017 ：383）。 二、主要学术贡献和不足作为中国翻译史学史的发轫之作，该书的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为学科正名，首次提出“中国翻译史学史”这一概念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虽然自上世纪初才开始萌芽，起步较晚，但百年的发展还是充分体现出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史学史下的其他分支学科百花齐发的背景下，翻译史学史是一块长期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自史学史这一专门史研究领域出现以来，政治史、经济史等专题研究不断涌现，并确立了各自的学科地位。反观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尽管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翻译史的全方位梳理，但这一“介于历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邹振环，2017 ：10）却从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考虑到翻译史和翻译史研究在学术史和文化史等学科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翻译史进行系统研究极有必要且正当其时。虽然作者没有过多涉及本学科学理上的问题，但从该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如不系统进行总结和研究，翻译史研究中的规律和问题是难以发现的，这对于加深翻译史、文学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翻译出版史领域长期深入的研究，作者提出“翻译史学史”这一全新的概念，不仅有利于丰富史学史的研究，也有利于将翻译史的研究置于历史学的检视之下，全方位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二）脉络清晰、资料翔实20 世纪的翻译史研究是一个具备起承转合的有机系统，任何细致的梳理都不能脱离从整体上全面把握中国各地区译史的研究。该书作者没有局限于中国大陆的翻译史研究，而是将台、港、澳三地的研究纳入到整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大网络之中。从 1902 年开始到 2000 年为止，作者将百年的翻译史研究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致划分为 1902 年的发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1949 年后的裂变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各地区富有特色的发展，及 20 世纪末大陆与各地区在研究上的合流。当然，这一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时期都有对前一时期的继承，且民国时期形成的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特点虽然在大陆有所中断，但一直都是翻译史研究的主流。总体而言，这样的划分符合中国翻译史的发展历程，因而使该书脉络清晰。在研究资料方面，该书取材广博，作者在写作该书前在两岸四地进行了相关研究和资料收集，尤其是囊括了历来被忽视的民国时期及 1949 年以前的翻译史研究，因此，该书得以概述台、港、澳地区的翻译史研究，用大量翔实的一手研究资料描绘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全貌。（三）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史学的研究需要有史识，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更需要具备“思辨能力”和“创新追求”（王子今，2015 ：11）的史识。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史识，翻译史学史的研究很容易沦为机械的资料汇编。尽管作者在·83·书评◎ 杨华波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    allenyung165210@163.com参考文献[1] 关诗珮 . 译者与学者 ：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 [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2]     黎难秋 . 中国口译史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2.[3]    梁启超 . 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两种）[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    王子今 . “史识”与计算机“利器”[J]. 史学月刊，2015（1）：9-11.[5]    邹振环 .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M]. 上海 ：中西书局，2017.该书导言中声称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梳理为主，但这并没有影响作者对相关史料和过往研究进行批评。不同于前人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之作应为 1902 年问世的《译书略论》，将此书与早期译书目录中的提要相比较，认为《译书略论》才是“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讨论中国翻译史的篇文”（邹振环，2017 ：29），这为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确立了一个明确的起点，具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已有翻译史研究的得失，作者通过梳理 20 世纪的翻译史研究后指出，“20 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话语系统”（同上 ：383），这不仅是对过去百年已有研究的宏观评价，更为接下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总之，正是以上的批评使该书不至于沦为一本干瘪的翻译史研究资料汇编。（四）澄清错讹，富有批判精神 编史固然不能达到绝对的真实，但趋近真实必须依赖于可靠的史料，不管是对已有研究还是对新史料的发掘，都必须经过细致的考辨。错误的前提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对某些错误史实的澄清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作者经过考订后指出，《翻译论集》中将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发表时间错定为1979 年，实际应为 1964 年。此外，对已有研究的批判可以启发后续的研究，不断提升研究质量。作者在该书中多次批判前人研究，如批评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借鉴已有研究却不注明出处的做法“应为翻译史界的前车之鉴”（邹振环，2017 ：242）；对在翻译研究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翻译词典》一书，作者不仅指出了该词典的特色和优点，更指出了它在条目设置和释义方面的缺点。当然，该书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首先，尽管作者的立意是要全方位展现两岸四地的翻译史学史，但与台湾和香港地区翻译史研究有专章呈现不同，澳门地区的翻译史研究过于简略，实在是该书的一个薄弱环节。其次，尽管该书作者注重于文献整理，详细梳理了不同时期中国各地域的翻译史研究，但某些方面还是略显琐碎，如对《汉籍外译史》一书的介绍，作者对目录的描述过于面面俱到。再次，作者忽略了已有的中国口译史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外交活动源远流长，根据《册府元龟》等书的记载，早在夏商时期已有外交活动，至迟在春秋已经出现需要“舌人”等译员来进行传译的明确记载（黎难秋，2002：1-2）。口译史是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新材料的发掘，越来越多从前默默无闻的译员不为人知的经历和贡献得到重新关注，比如关诗珮（2017）的研究。20 世纪口译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黎难秋和马祖毅等人，涌现的成果虽不多但很有价值，可惜作者没有用专门的章节呈现这方面的内容。最后，该书缺乏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和框架。尽管作者承认中国翻译史学包括中国翻译史学原理和翻译史学史两方面的内容，但该书抛开原理而直接进入学科知识谱系的建构，不免让翻译史学史的提出缺少一定的理据。 三、小结该书作为为中国翻译史学史正名的第一本专著，对于深化已有研究，开拓翻译史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通过对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已有研究的进程和成果。该书翔实的百年翻译史研究成果展示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再加上作者对相关史料的详细考订，对于想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后进来说，该书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科导论。作者在书中多处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个有价值的课题。总之，该书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仍不失为开启中国翻译史学史研究新篇章的力作。 □书评·84·

填补学界空白,指明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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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学界空白,指明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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