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刚起步的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异常艰难。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和指令下,中央苏区的工作者明确了文献资源的采集原则,开拓多方渠道加强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为当今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刘彩霞

吴永明

陈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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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保  障  世  界50现 代 服 务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采集工作研究陈雪娇1　吴永明2　刘彩霞1( 1.赣南医学院图书馆，江西　赣州　341000；2.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刚起步的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异常艰难。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和指令下，中央苏区的工作者明确了文献资源的采集原则，开拓多方渠道加强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为当今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关键词】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一、引言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31年9月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文件和法规，其中多次重点强调了俱乐部、图书馆、书报社等文化教育机构的建设。图书馆、俱乐部、列宁室等文化教育机构作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文化宣传窗口，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促进了社会建设。中央苏区图书馆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处于特殊年代，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极度缺乏，文献资源采集工作举步维艰。为了丰富和规范中央苏区的文献资源，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文献资源的组织管理、出版发行、采集原则、采集渠道和方式进行严格的要求和指示，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文献资源的采集工作，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中央苏区广大工农官兵的文献需求。二、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中心任务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革命总任务，决定了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性质和方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简单来说，就是要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1]34-35。文献资源采集工作作为中央苏区图书馆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开展最基础的先决条件，因此其采集工作的总方针必须与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保持高度一致，即文献资源采集工作每一个环节遵循和体现政治化、实际化、大众化、劳动化。中央苏区文献资源采集工作根据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需要而确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后，确定了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毛泽东主张，在四项任务中，优先发展社会教育、扫除文盲和干部教育[2]。因此，中央苏区文献资源采集工作的任务应该围绕成人文化教育开展大量的工作，即扫除文盲；提高干部素质；移风易俗，打破旧社会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其政治和文化水平，动员其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三、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的组织管理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中央苏区形成之前，苏维埃政府成立文化行政管理机构，在文化建设委员会下设文化建设部，分设宣传、教育、建设三个科。为了细化管理，苏维埃政府在文化部之下分别成立文化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1931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教育部（不另设文化部），负责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行政管理。中央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和编审局、巡视委员会。社会教育局管理社会文化活动。省、县、区、市教育部及乡教育委员会，在行政系统上，直接隶属于上级教育部及中央教育人员委员会，同时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指导与监督。中央苏区时期，文献资源匮乏，采集难度非常大。为了收集、保护、存放和利用文献资源，中央苏区图书馆（俱乐部、列宁室、书报社）应运而生。中央苏区图书馆大致有三种形态，即图书馆、书报社、俱乐部（列宁室）的阅览室，其中以俱乐部的发展最为迅猛。为了规范中央苏区图书馆建设，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各级文化教育部建立了文化教育巡视和工作报告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文献资源的采集工作。如：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节录]（1929年12月26日）提出，俱乐部内要多放各种报纸和浅白的革命书籍等，并要详细登记，以给群众阅览[3]120。四、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出版发行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依托于出版发行机构，中央苏区文献资源的出版发行事业，随着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为了满足中央苏区革命战争、社会建设、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的迫切需要，党、政、军和文化教育部门克服困难，建立健全了编辑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发行了具有中央苏区特色的报刊和图书，开创了文献资源出版发行的新篇章。中央苏区出版的图书报刊主要分为以下7类[5]95-217：第一类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及其所属部门出版的报刊图书；第二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出版的报刊图书；第三类为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报刊图书：第四类为中央级群众团体出版的报刊图书：第五类为省级机关、团体出版的报刊图书；第六类为特委级机关、团体出版的报刊图书；第七类为县级机关、团体出版的报刊图书。中央苏区的发行机构主要分为以下三类[4]415-433：第一类为中央发行机构，主要有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成立于1932年4月间，是苏区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为了扩大苏区书刊的发行，中央总发行部建立了发行经济责任制度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加强发行工作的管理发挥了作用。为了从组织形式上加强党对发行工作的领导，在1933年四五月间，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划归党的中央局领导，改为“中央局发行部”；第二类为工农红军中发行机构，主要有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发行部、工农红军书局；第三类为其它发行机构，主要有青年实话总发行所、青年实话书店、邮政发行、红色书店、推销代派处、代售处、叫卖队和《红报》订报处。五、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采集原则、采集渠道和方式 中央苏区时期，文献资源极度缺乏，为确保工农官兵的文献需求，党和苏维埃政府灵活地制定和扩展了文献资源出版采集原则，即优先出版革命战争与苏区建设迫切需要的书刊报纸，对于收缴捐赠的图书只要内容健康，都可以拿来教育之用。在这条准则的指引下，文献资源的采集渠道和方式日益拓展，文献资源日益丰富。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称：“苏区群众文化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4]71。”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的渠道和方式有：采购、收缴、征集、捐赠和交换。采购渠道可通过中央发行机构，工农红军中发行机构，青年实话总发行所、青年实话书店、邮政发行、红色书店、推销代派处、代售处、叫卖队等发行机构进行订阅或向广大群众进行书籍的购买。采购经费由队员中募集出来，或要求政府津贴一些[3]49。1932年11月22日的《红色中华》刊登的中央图书馆启事，除对读者告以“为着充分（下转第57页）劳  动  保  障  世  界57管 理 观 察面，首先从大范围来讲，现在的政府官方微博主要涉及政务、党政、公安、司法、交通、环保、团委、旅游八个方面，政府还应当在网络舆情危机发生比较多的领域如民政、卫生、教育等设置更多的微博发声平台。其次，在官方微博的管理上，一是增加发帖的数量与质量，选择充分了解部门事务的的公务人员专门负责微博的日常发送保证发帖的水平；二是在微博服务力上，官方微博管理人员要时刻关注官方微博被@的微博内容，及时发现网络舆情存在的来源并上报组织解决；三是有意的推广微博，对前来政府机构办事的公众推荐关注微博，拉近官民距离增加微博关注度。完善的政府官方微博如果能够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途径将能够极大地减少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缓解公众的不满情绪。（二）改进网络监控技术，完善舆情收集。网络技术的改进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达成的，但从长远来看，伴随网络舆情产生的往往是网络谣言，为了追查谣言传播的源头了解事件产生的真相，网络监控技术就需要进一步提高。首先，我国信息监控不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收集的专业人士稀少以及我国舆情收集的软件系统并不完善。一方面培养本国现有的技术人才并从国外高薪引入研发人才；另一方面，增加科研技术团队，追加科研经费。其次，各省市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入充足的网络信息监察专业人士，为信息的整体把控提供完整准确的判断依据。第三，政府可以选择和自媒体平台合作，使之作为政府网络舆情收集工作的重要渠道。政府与信息平台提供商的合作，不但有利于政府对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控，及时避免信息安全事故，还可以避免平台公司与网络水军公司合作，破坏网络舆论环境。（三）建立危机处理方式的标准，保证公众满意度。要想改变网络舆情危机处理的现状，首先就要改变政府舆情处理方式的标准，综合政府对危机反应的速度、政府危机处理的效率、公众对危机处理的满意度为政府处理危机建立标准化的考核程序。网络舆情危机给予政府反应的时间十分短暂，因此政府能否迅速对网络舆情危机做出反应是评价政府工作水平的标准；政府是否能够能以较小的代价来获得网络舆情危机的成功解决是检验政府工作效率的最直接的手段；公众的满意程度是政府解决网络舆情危机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以三者的相统一为标准，改变传统危机处理过程中一味地逃避式的态度，面对网络公众的质询和网络上传播的事件要及时的和公众进行反馈，小事化了避免事态扩大；在面对网络舆情大规模爆发时，及时组织调查、耐心回答公众的提问、及早利用官方媒体公布真相，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危机爆发的不断减少。（四）强化危机处理机构的专业性，提高危机处理水平。首先，关键是要加强各级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理机构的建设，各市要有专业的危机处理部门，在网络舆情的搜集预判、网络舆情的引导和网络舆情的协调处理上形成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将网络舆情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其次，政府危机处理机构只能承担网络舆情危机的收集判别以及预案的提供，在网络舆情危机爆发时，对危机的及时处理、真相的及时公布才是重点。在舆情危机初期，危机处理部门要能够与事关部门有效的沟通加强信息共享，对事件处理形成统一意见；在危机爆发时，市政府要统筹全局，根据危机处理部门所提供的各种预案，将工作任务下发到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手中，使他们能够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其在应对网络舆情中的业务优势。第三，在政府短期内无法建立专业完善的危机处理的部门的情况下，可以将危机处理事宜委托于第三方机构，例如高校的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大型的信息收集调查中心，一方面将工作委托可以节省政府经费，另一方面这些机构有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其经验和预判上优于政府的危机处理机构。参考文献：[1]2017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出版集团,2003.[4]赵冬晶,骆正林.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如何应对“塔西佗陷阱”[J].阅江学刊,2013(5):113-115.[5]2017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http://yuqing.people.com.cn/NMediaFile/2018/0123/MAIN201801231606000362822292002.pdf[6]房佳丽.地级市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建设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D].南京理工大学,2017.[7]吴婷.新媒体视域下的政府危机管理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作者简介：许文洁（1994—），女，汉族，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上接第50页）给革命工作的参考需要，和给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起见，极力扩充内容材料，增加革命图书。”向“诸位同志及革命团体”继续征求赠书外，新增了“尚有特别优良图书将出售者，可函知本馆，在可能条件下采购，亦所欢迎”的内容[7]。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时期，采购仍是文献资源主要的采集渠道和方式。征集是中央苏区图书馆利用非采购的方式丰富馆藏的一种文献资源采集方式。1929年12月26日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中要求“书报社尽量搜集各种革命书籍”[3](122)。1930年中共赣西南特委宣传工作报告中强调图书馆应充分搜集党内外书籍[3](127)。1930年8月中共赣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中要求通俗图书馆要广泛的搜集各种通俗的图书画报、小册子灯，供给群众所需要而适宜的读物[3]140。捐赠是文献资源采集的另一种方式。1932年9、10两个月，中央图书馆就先后收到中央苏区中央局、少共中央局、红军学校、少年先锋队总队部、一军团、中央发行所等单位捐赠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红军战士》、《革命与战争》、《职工运动指南》、《薄记学》以及马列著作和《青年实话》、《少年先锋队》、《反帝战争》等图书、报刊数十种。为此中央图书馆在《红色中华》上刊文表示感谢，并要求各机关团体继续捐赠，以供革命工作者学习参考[3]23。收缴是一种快速扩充馆藏的文献资源采集方式。于1932年春创建的中央图书馆，其馆藏书籍主要来源于收缴：一是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红军赤卫队将打土豪所得图书，上缴政府，拨给图书馆收藏；二是红军攻克城市，搜集国民党政权机关的图书上缴收藏，如1932年4月下旬红军攻克漳州时就获得一大批图书、报刊送中央图书馆[5]。交换是中央苏区文献资源采集的一种补充方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中要求：中央教育部发给俱乐部的印刷物，要充分的寄到乡村俱乐部，并要检查是否完全使用了，不得扣留一份在各级教育部，并要将收到的印刷物随时登记书目，汇报中央教育部。凡是全乡俱乐部共用的印刷物，如：报纸，各村俱乐部要轮流传递[3]52。中央苏区的文献资源异常珍贵，所有采集渠道和方式都特别重要，可以说，中央苏区的文献资源采集史就是一部工农官兵共建共享的奋斗史。六、结语中央苏区文献资源采集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中央苏区文献资源工作者们冲破艰难险阻，开创和总结了一套具有中央苏区特色的采集工作思路和方案。作为我党领导下的早期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尽管有些方式方法现在看来比较落后，但是却非常实用和接地气，极大地丰富了中央苏区的文献资源宝库，对当今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参考文献：[1]汤家庆.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M].鹭江出版社,1996(2).[2]毛泽东:《苏维埃的文化教育》,载《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3]刘云.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10).[4]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5]曹春荣.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图书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J].秘书工作,2005(9):54-55.作者简介：陈雪娇（1984—），女，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馆员，现工作于赣南医学院图书馆，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学。

中央苏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采集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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