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为使命,推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多领域、多层次构建,使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其理论逻辑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等理论,其历史逻辑体现在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较上,其现实逻辑表现为坚持现实问题的导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和矛盾存在的长期性等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新时代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正确应对新时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前提。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研究”(17AKS005

胡荣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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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第３０卷／第６期／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ＹＯＵ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ｏｖ．２０１８Ｖｏｌ．３０Ｎｏ．６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５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研究”（１７ＡＫＳ００５）作者简介：胡荣涛（１９９０—），男，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逻辑胡荣涛（厦门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为使命，推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多领域、多层次构建，使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其理论逻辑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等理论，其历史逻辑体现在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较上，其现实逻辑表现为坚持现实问题的导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和矛盾存在的长期性等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新时代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正确应对新时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前提。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生成逻辑；现实问题基本国情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据，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是一个执政党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而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是基于党对国情的基本认识。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１］９“新时代”表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现代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党中央治国理政层面来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构成了党执政思维转变和执政能力提升的现实条件，要求推动国家的平衡化、充分化发展。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衍生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逻辑，形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具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三重意蕴，是三者的有机统一。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逻辑在理论逻辑上，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思想。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形成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前提条件。９３DOI:10.16278/j.cnki.cn13-1260/d.2018.06.007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认为，要“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２］５４４。经济基础的改变为上层建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依据。２０１７年我国ＧＤＰ突破８０万亿元，为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阶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供了物质财富的现实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方面的现实反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话语表述更加能够反映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要求构建完善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领域、发展理念等。党不断推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转型和发展，在精准扶贫、医疗保障、民主法治、文化教育、社会服务、“一带一路”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供了总体性的前提条件。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也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现代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时代基础。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推动人民对更高精神层次需求的追求，使得人民形成对“医疗”“法治”“公平”等方面更加广泛的社会需求，形成对“美好生活”的更高层次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能力、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等方面的充分自由发展，使得人的多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目标和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２］５７１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和国，这样的共同体具备提供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会面临很多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理论诉求，在新时代的中国体现为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方面由“物质文化需要”到包括“民主”“法治”“公平”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新时代条件下人的现实需求更加全面。满足新时代人民对全面发展的合理需求，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社会基本矛盾所具有的普遍性相比，社会主要矛盾更加具有特殊性。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根据基本国情所要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而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国家任何阶段都要面临的矛盾，不以地域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现实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形式之间的矛盾。”［２］５６７－５６８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矛盾生成的根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新时代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３］５９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在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基础上生成的，追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需求，要求改变生产关系中“分配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是以近代以来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为基础，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绎而形成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遭受了西方的侵略，逐渐沦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０４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仍然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党将反帝反封建作为革命的历史任务，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４］６３１毛泽东将社会主要矛盾作为近代社会性质判断的根本标准，并作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提供依据。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以阶级斗争思想为指导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则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集中对抗，表现形式更加集中和激烈。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抗性矛盾相比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加以指导。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我国社会在反帝反封建上取得了根本胜利，“三大改造”的完成使得我国社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落后的农业国和发展不足的经济文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要矛盾形成的基本依据。人民对“工业国”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目标与“落后的农业国”和发展不足的“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要求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仍然继承了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正确认识的传统，认为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同时也根据时代条件发展了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了新的历史定位。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并不断丰富着时代的内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后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为改革开放初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判断提供了客观条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评价，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回归到党的八大。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６］１２。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都没有变，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却在根据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肯定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作用，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内涵。科学发展观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好发展，要求生产力的发展由“量”的问题上升到“质”的问题，因而发展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与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这个阶段相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我国国情的阶段性特征，既注重生产力发展中“量”与“质”的重要性，也注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地位。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逻辑从现实逻辑来看，社会的现实性问题和人民的主体性需求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生成的内生性要素，而矛盾存在的长期性是客观的现实因素。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变化和人民观念的时代性变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具有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以及矛盾存在的长期性等现实特征。第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１４源。”［１］２１“时代”构成现实问题的环境，而“实践”是人与现实问题的行为互动，因而现实问题是产生思想和理论的来源。在城乡发展方面，城乡差距拉大，使得一些乡村发展落后，制约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我国经济总量提升较大，但有些地方在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展还不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指一些地方、行业、领域等发展还明显不足以及发展品质不高，与发展“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都是现实性的社会问题。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体现了现实问题的导向性。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时代前进的助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根本上就是要对这些现实问题予以合理的解决。第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围绕人民的现实问题提升发展品质、改善发展效果，进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７］因而，在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党应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思维和执政方式。在人民需求满足方面，存在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一些产品生产过剩，而另外一些产品却生产相对不足，如社会民生在就业、医疗、养老、生态等方面的供给还存在“短板”。因而，应对新时代中国人民面临的现实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意味着要满足人民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需求，满足人民对物质方面的硬性需求和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和公平感等软性需求。第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还要坚持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１］１０基于对新时代中国现实的合理把握，党对“两个没有变”的论断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的结合形成了党对新时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合理阐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长期性。面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充分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艰巨工程，提升社会发展整体的质量也具有长期性，因而社会主要矛盾存在具有长期性。改革是中国国家体系构建和国家能力提升的动力来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艰难性及深刻性，也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长期存在提供了条件。参考文献：［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３］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４］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６－０９－２７（１）．［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７］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５－０５（２）．编辑：杨桂芳２４

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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