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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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 月 刊 2 0 0 1 年 第 5 期·2 1 世纪中国史学笔谈,海洋人文类型:21 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视野杨 国 祯2 1 世纪 上半叶是 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 的决定性年代。面对发端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华民族将凭借什么样的“文化 自觉”融人 国际社会的主流而保有 自己的特性,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 背负沉重传统包袱的人文环境进行适应性变迁的方向是什么 ?机遇和挑战并存,国际和 国内有许多不同的观察和 预测。创造历史源 于对民族传统的历史 自觉,我们对历史看得有多深,就会在现实中走得有多远。因此,时代的挑战,激发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生机。21 世纪的中国史学,势必反省传统的研究模式,省察视野的盲点和盲区,开拓时代要求的新课题,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和新 时代要求 最直接相 关的历史课 题,是1 5、1 6 世纪之交所谓“地理大发现”掀起的第一 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为什么 失去走向世界的发展机遇,逐渐落伍以至挨打 ? 21 世纪 的中国是否 可能避免以往的教训和灾难重演一遍 ?2 0 0 1 年 3 月 2 日,即 九届 全 国人大、政协 四次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 “就中国的前途而言,中国领导人有几种可能的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选择的方向将改变整个世界。 ”可能的方案包括:退缩为“一个一体化程度较低的中国” ; 维持现状,即“一个有限开放的中国” ;全球华人社会通过因特网等新的电子通讯技术实现一体化,成为“一个虚拟的大中华” 。作者对第三种可能方案持乐观态度,并指出: “这个虚拟的一体化大中华拥有一种历史渊源和一个 尚未被察觉到的、可能即将 出现的未来。 ” “通过选择这第三条道路,北京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在一个一体化经济 中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 ” (霍华德·帕尔马特、戴维·帕尔马特:《一个联网的大 中华能够与世界相 连 ) 这里 所说 的“一种 历史 渊源” ,就是中国海洋发展的传统,一个 由历代中国海洋移 民积累下来的华人社会网络,一种长期受传统农业社会主流价值 观忽视和压制的海洋文明。费孝通先生曾精辟地提出“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1 9 8 9 年第 4 期 ),在历史学界,也得到颇多人的认同。但在中国史的研究模式上,仅仅限于承认和论述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二元冲突与互动,还没有跳出陆地史观的范畴。有关中国海洋的学术研究,都是附属在农业文明的框架内进行的。站在内陆遥望海洋,它是中原农业文明中心 区辐射和 延伸的边疆,海洋经济在经济 总量上微不足道,濒海人群在社会结构上是“弱势群体” ,海 洋逐利 冒险精神在社会价值取 向上“形 同化外” 。这几乎是主流社会精英以及内地民众一致认同的看法。因此,传统史学家不屑一顾,现代史学研究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的惯性和惰力。把相当于陆地国土面积 1 /3 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纳入中国史学的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知识的缺环和认知的偏差。比如我们讲授的中国史文本,往往把海洋渔业视为农业部 门,把海洋经济等同沿海经济,把海洋文化等 同于 东南沿海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地域文化,等等。以致有人认为中国人枕着海涛做田 园之梦,或说 中国海洋文化特质是海洋农业文化。这可说是海洋史“陆地化”的表现。这种状况必须矫正,21 世纪的中国史学需要重新“发现”自己的海洋史,从而对研究模式、研究方向、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史,是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这当然是在继承、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是简单的相加。首先是观念的反思和更新,其中的关键是在于学术思想 的转换,对研究对象的重新认知和定位。中国海洋史是中国人从陆地走向海洋,认识、利用、开发海洋生态环境,调整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海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从陆地走向海洋,既指人类生 于陆地,海洋活动是后发的 ; 又指海洋活动的地域并不单指海域,还包括海岸带陆域和海中的陆地—岛屿。这是中外海洋国家概莫能外的。濒海陆域在今天中国主权范围之内,有沿海 1 0 省 ( 区、市 ) 的 2 5 0个县市以及港、澳地区。海岸线 1.8 万公里。海岸带陆域 以明清时代距海岸 30 里以 内为濒海地 区的标准计算,就达 27 万平方公里,如以拥有海岸线的县市面积计算,就更多了。岛屿有台湾、海南等 6 5 0 0 多个。这些陆域和海域联成“人地相关系统” ,具有海洋性的特征,是 中国史上 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根据社会人类学的人文类型 分析,可称之为海洋人文类型。海洋人文类型是和陆域的各种人文 类型相对应的。农业人文类型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田地,游牧人文类型 活动 的主要场所是草原,海洋人文类型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大海。人类用力的方向不同,创造出来的文 明形式也就有差别。海洋人文类型 的内质结构,是它的海洋性。这里 的海洋性,既包括人类对海洋 自然属性的认知和把握,又包括人类缘于海洋所创造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属性。靠海吃海,是它的本质特征。虽然造船、港 口、货 物和用品供应等等都离不开陆地,海洋人文也带有陆地性,但毕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海洋人文的运作机制,是它的流动性。海上活动随着大海的四通八达,不断变化,流动的船就是安身立命 的家。他们所登上的陆地,地点也是不停地变换。回归海洋本位来看,他们是开发、利用海洋 的主体,是大海的主人,而不是被陆地抛弃的“流 民” 。流动性伴生着竞争 冒险的进取意识与漂泊无根的悲情意识,勇于接触外部世界的开放意识与个体 自觉意识。丧失流动性,也就丧失 了发展的动力。海洋人文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它的趋利性。追寻 四处游动的鱼群,是为了出卖 ;扬帆贩海,是追求高额利润。为经济利益冒险轻生,见利忘义,财富滚滚而来的海商、海盗,是人民崇拜的英雄。丧失了趋利性,也就丧失 了存在的价值。创造海洋人文的主体,是直接从事海洋活动的社会群体,包括官方和 民间的各种海上力量。各种社会群体组合 的“船上社会” ,都有 自己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带有小社会的特征,和陆地社会具有显著差别。偶而或间接从事海洋活动的沿海陆域社会群体,也参与海洋人文的创造,但情况就复杂一些。他们陆地性、海洋性兼备,有的是弃陆下海,如沿海的农民、贫民、知识分子转化为海洋移民,保 留浓厚的陆地性,有强烈的乡土意识 ; 同时又把乡土意识“海洋化” ,使依附土地的乡族认同变为海上船帮的籍贯认 同,把农村护境神转化为海上保护神。有的是弃海登陆,如渔民转化为以土地为生的农 民,同时又把海洋作业方式“农牧化” ,从事水产养殖,保 留了海洋性。上述关于海洋人文类型的特征,是针对创造海洋人文的主体而言的。至 于陆地性,显然是海洋人文与陆地人文互动的结果,必须也可 以置 于海洋人文与农业人文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解读。农业人文、游牧人文和海洋人文是传统 中国最基本的人文类型。介乎其间的半农半牧、半农半海、主牧副农、主农副牧、主农副海、主海副农等等过渡的或混合的形态,反映了三大人文类型的互动互补。综观中国历史的全局全景,这三大人文类型 是中华文明的不同源头,最终汇合为以农业人文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但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游牧人文和海洋人文并没有消失,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更为各 自独立地发展提供 了空间和时间。以农业社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被主流社会排挤而无视其存在,更不能再戴上农业人文的有色眼睛视他们为“异己力量” 。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看,草原与海洋是中西遭遇和冲突的舞台,异质文明交流的大通道,游牧或海洋的人文充 当了中国农业传统文明外扬 的先锋和中介,他们并不 可 以忽略不计的。特别是属于海洋人文类型的社会群体,如渔民、蛋户、船工、水手、海商、海盗等的活动,充斥 中国历史 的各个历史时代。仅就海域范围之广、从业人员之众,就超过许多海洋国家 ! 况且,他们的存在有历史连续性,又是许多海洋 国家所没有的。他们的历史内幕并不是史籍上写的军官捉海盗的故事所能演绎的。随着 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觉醒,关注中国海洋人文类型的历史命运,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学科建设的需要,理应成为 21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我们有过近百年的学术积累 (虽然被“陆地化”了 ),储蓄 了巨大的潜能,现在重新出发,前景是可 以期待的:一、中国海洋人文的历史研究,逐步摆脱陆地化的藩篱,发展出回归海洋本质,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和体系,建立出 自己的研究平台和学术规范。二、中国海洋人文的历史研究,逐步从专门史的研究发展为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研究和综合研究,从中国海洋扩展到世界海洋的区域研究和 比较研究,打开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在世界海洋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三、中国和世界海洋人文的历史研究深化,促进各种人文类型发展史的磨合,最终融为一体,产生 全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叙述文本。这样,就不仅只是中国史学在海洋局部的开拓 和深化,而且能够为中国史学的整体提高作出贡献,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了。这应该不是“编造神话”和“痴人说梦”吧 ?I收稿 日期 1 2 0 0 1一 0 4一 0 8【作者简介】 杨 国祯 ( 1 9 4 0一 ),男,福建龙岩人,厦 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贵任编辑 映 , 】真诚的史家,真实的历史—新世纪史学的希冀和期望陈 铁 健2 0 0 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邀我写 一篇对新千年祈愿的文字。我在小文开头就写 了一段不大合乎时宜的话—21 世纪即将来临。抒发迎接新世纪的豪言壮语,此其时也。作为历史癖,我更想在送别从前时,多一些 回眸。过去的百年,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落后走向进步。人们在高歌辉煌灿烂之时,切勿忘记曲折失误 ;在津津乐道于历史进步之时,切勿忘记冷静地总结历史教训 ; 尽管回忆往事,会带来一些苦涩哀痛。的确,新世纪令人兴奋,总要振奋一下,感慨一番,甚至“炒作”一 阵,似乎谁也不能免俗。然而热闹过后,又觉得 日子依旧,人间并未焕然一新,人们也未能脱胎换骨。黑社会势力愈发猖撅,贪污受贿愈演愈厉,泡沫文化依然泛滥,胡写的历史照样大有市场⋯ ⋯。中国人在新的世纪若要重拾信任保持真诚,还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并非危言耸听。北京 的一 张畅销的大报,在建党 8 0 周年 之际,自近 日起每天发表一篇著名共产党人的故事。号称“南陈北李”创建中共的第一号人物陈独秀被排在李大钊之后屈居第二,但能排在毛泽东之前,已属不易。然而作者说陈独秀在建党之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 9 2 7 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 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云 云,却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作者是一位教授,长期从事现代史研究,他不可能没读过三年前已经公开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 1一 6 卷 ) ;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下列确凿的史实:第一,陈独秀主持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纲领,随即又主持中共三大,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并率先加人国民党 ;第二,陈独秀主持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 ;第三,陈独秀是五姗运动的积极领导者和决策者 ;第四,陈独秀是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批判者和这次批判斗争的领导人 ;第五,陈独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和领导人,他和周恩来等一 道成功地领导了这次伟大的起义。在蒋介石抵达上海 后,陈独 秀保持清醒的警惕,部署武力反蒋计划,卒遭斯大林下令阻止。由此可知,陈独秀即使不是事事正确,他也并未如作者所说脱离“斗争第一线” 。至于大革命过程 中中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 (右的左的都有 ),陈独秀作为总书记 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 中央 (尤其是斯大林 )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指导方针的执行者,何况他对那些错误方针 曾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争。当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联共高层夺权斗法时,陈独秀便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 、 “机会主义”的帽子。档案俱在,证据如山,难道可以视而不见,信 口雌黄吗 ?又 如,中共长 沙早 期 党组 织,明 明始 建 于1 9 2 1 年 1 0 月,却被一位教授提前 到 1 9 2 0 年秋,并登在北京的另一家大报。难道就因为它的发起人后来成为中共的领袖,历史家便可 以毫无根据地乱改历史吗 ?历史家也算是文化人,应当保持 良知,传承文

海洋人文类型: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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