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的制度形成、发展与运作模式,早已引起学者相当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已累积了相当多有价值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材料。可归纳为:财政改革与产权私有化诱因论、利润分享与产权非正式私有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论、合作文化论与合作式的集体行动论。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和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

王艺明

邓鸿岗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第 38 卷　第 3 期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年 5 月　　 Vol. 38　No. 3　 J 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M ay 2005 　收稿日期: 2004- 12- 21作者简介: 邓鸿岗( 1971- ) ,男,湖南郴州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博士研究生; 王艺明( 1976- ) ,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讲师,博士。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理论诠释:总结与借鉴邓 鸿岗　王 艺明(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摘　要:乡镇企业的制度形成、发展与运作模式,早已引起学者相当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已累积了相当多有价值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材料。可归纳为:财政改革与产权私有化诱因论、利润分享与产权非正式私有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论、合作文化论与合作式的集体行动论。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和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关键词: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地方产权体制中图分类号: F27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 2005) 03-0080-03　　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及其生产组织形式所发生的一种巨大转变, 就是俗称“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于乡镇企业的制度形成、发展与运作模式,在国内外学术圈早已引起学者相当广泛的讨论, 同时也已累积了相当多有价值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材料。学者从各种不同层面的研究确实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正在发展中的重要农村企业组织形式的理解。归结西方社会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普遍引发热烈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从 80年代开始兴起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及其动力是什么? 90年代后期有何不同? 诸如此类的疑问在中国研究的相关领域引起学界许多的争辩和引发不同的解释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和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上述学者所提出不同解释理论作归纳性的整理, 希望从中厘清当前西方学界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 最后对上述理论进行批判借鉴,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动力进行总结性论述。一、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理论诠释对于中国农村工业令人瞩目的表现和绩效一直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界不断研究和争论的主要课题,同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彼此碰撞,可归纳如下:1. 财政改革与产权私有化诱因论琼·欧伊( Jean Oi) 和安德鲁·沃尔德( An-drew Walder )两位学者可说是国家中心论的代表人物。首先,沃尔德认为:国家财政改革提供地方政府新的财政诱因, 而且政府层级越往下诱因越强烈[ 1]。首先,企业依据固定的税率缴纳税赋而不是政府从企业中拿走所有的利润;第二,从企业中收取的税赋按契约再缴纳固定数量给上级政府,其余可以保留下来。村在所有政府层级中具有最强烈诱因, 因为乡政府和村政府(或村委会)的预算限制不同。村必须向乡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税,其余部分则可以保留,就好像其辖下的私人企业。沃尔德认为政府官员的私人诱因才是中国地方工业化的动力,他断言只有那些政府越是可以直接管理并紧密监督企业的环境,他们对个人利益的期望就会越有可能被转换成企业增长的动力。而欧伊( Jean C. Oi)认为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是政府所有制,其财产权控制在政府手里, 最重要的决策仍控制在党支部书记或政府官员手中,企业经理大部分是受雇者[ 2]。那么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欧伊和沃尔德共同强调:财政制度改革和政府官员企业家角色是促成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1]。两项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是农业的去集体化和工业的财税政策。财税改革清楚界定了地方在税收方面的保留权和地方政府被给予的财政剩余权, 使地方政府成为有效发展集体企业的原动力。整个农村工业的快速起飞主要是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的结果。上述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回答中国乡村工业何以能表现良好的根本问题;忽略了村民和企业职工的贡献;对于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地区有较·80·好解释力,然而对于私营企业发达区域如温州, 在解释上有其局限性;对许多乡镇企业在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后遭市场淘汰或纷纷私有化无法提出合理解释。2. 利润分享与产权非正式私有制诺斯( North)和温戈斯特 ( Weingast )认为, 限制政府汲取剩余能力以及确保私有产权的任何制度性改变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的重要机制[ 3]。维克托·李( Victor Nee)则认为,政府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介入只会破坏市场竞争规律以致造成软效应[ 4]。他们认为,公有制中隐含着非正式或隐匿性私有制的企业形式, 才是促使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来源。而市场机制的不断扩大为私有制企业创造了有利的诱因。农村集体企业比城市中国有企业更具发展动力, 是因为这些企业面对更严厉的市场制度和竞争。这些学者均强调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维克托·李( Victor Nee)和苏思进( Su Sijin)又提出利润分享制作为理论上的补充[ 4]。根据新的财政改革制度, 企业可以和地方政府依据事先定好的规则分享利润。财政改革所产生的一种非预期性结果是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对产权的再界定,中央政府转移经济盈余权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司在利润分享的配置下赋予公司较大的财政自主权以及经济盈余分配权, 从而提高了企业自主性和限制了政府寻租行为(随意对企业利润课征税收)。当非正式产权赋予企业经理人时, 地方政府逐渐对企业内部管理不再关心, 相反他们会选择性执行、监督和解释中央政府法令, 会设法建构并维持那些可以增加其收入来源的任何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对上述理论的批评是无法解释不同政府层级所管理的集体企业为何会有不同绩效和表现(越往下的政府所管理的企业绩效会高于其上级单位)。3. 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论该理论从如何克服企业内部经营行为者彼此之间合作的难题出发, 认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网络对于经济上交易成本的降低是有帮助的, 同时也可以强化成员对企业产生一种值得信赖的积极投入感。认为地方发展的实质和实际形式才能真正显示地方的创新及其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林南( Nan Lin)以大邱庄为例说明该观点[ 5]。大邱庄整个村落就像公司一样,村内经济制度坚固地附着在一个以家庭网络为主体的社区中,村内权威建立在个人魅力的领导风格上。换言之,以一个核心家庭及其宗族成员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支持一个领导权威通过动员内部传统社会文化力量及丰富资源以追求社区的经济发展。陈志柔( Chih Jou Chen)对晋江模式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 6]。晋江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集体为名、私营为体、亲友合伙、地方协力。这种假集体之名实为私有企业的组织形态, 使得个别家庭和企业家得以获取实质利润并从中确保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企业产权。晋江发展经验佐证了地方社会制度以及非正式私有制和产权明确化的重要性。也即地方经济实力植根于地方家族连带这个制度基础上,而地方家族连带表现出基于传统的亲属结构和宗族组织所延伸出来的一种强势人际互动和组织原则,带有同乡支援及合作精神以及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上述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地方政府、市场机制或国家政策在宏观面的作用,以及微观面上银行资金、廉价劳力、土地成本等经济结构的作用。另外,也不是所有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都是由家族所发动及主导的,上述理论对此问题也未做深入探讨。4.合作文化论与合作式的集体行动论该理论试图对乡镇企业模糊产权界定作出解释。魏兹曼( Weitzman Mart in L ) 和徐成钢 ( XuChenggang)认为,一个社会或团体如果充满了合作性文化, 则即使该社会没有明确、正式的契约或产权,只要人们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经由不断地重复互动便能产生合作的文化[ 7]。通过集体存在的合作精神,行动者得以产生相互信赖关系,进一步促进企业内和企业之间契约的履行。其缺陷在于:在没有明确的产权下,不是每一个团体均有能力去解决内部的潜在冲突;没有说明重要的合作文化内容是什么;一个团体的能力不等同于一个社会的能力。裴晓琳(Pei Xiaolin)进一步提出合作的联合行动论, 认为当一个村的界限是明确时, 则村民的合作精神并不是建立在模糊的文化上而是在这个村内的某种特殊因素上[ 8]。以中国为例, 高密度的人口决定了农业对村民的生存不充足;村民在地理上的不可移动性,也决定了从农业向工业的劳动力转移只能在村内范围发生。这些因素激励村民的合作性行为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罗伯特·韦德( Robert Wade)补充说, 村内团体合作式行动的出现与否主要是建立在集体行动后对随之而来的净集体利益的预期,而不是对村民的选择性诱因和惩罚[ 9]。村民所期待或享受的这种利益并不一定是金钱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投资形式(如工作权和社会保障)。也即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二、解释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动力许多西方学者均主张经济增长必须在一个明确且具有稳固法律保障的制度下才得以产生。但中国经验表明,即使缺乏明确且稳固的产权制度保障, 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产权私有制并不是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产权公有制仍然可以达成,只要赋予经济管理者必要的诱因则公有制企业仍能像私有经济一样追求企业的增长。然而将焦点放在地方政府·81·企业家角色的论述并没有解决那些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引起的两难问题。如当地方政府介入或挪用经济盈余的权力不受限制时, 那么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企业内部层次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 财政改革论和政府官员企业家角色造成企业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无法合理解释为何乡镇企业会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增长减缓,且不断朝向民营化和私有制发展。笔者对这种地方政府和企业紧密结合造就乡镇企业增长的正面推论持怀疑态度, 这种联盟本身的结构性因素会限制未来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 20世纪 80年代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奠基于国有企业的僵化和私人企业刚处于萌芽阶段,无法与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竞争市场。同时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利结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产品的销售渠道以及各种政治上的必要帮助,至于企业则分割给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企业决策权及利润分享,这种交易在改革初期对中国经济刚从全面计划经济放松之际, 包括要素市场、交易市场都不是那么健全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确可以发挥补充不完善市场的功能, 一方面交易本身大大节约了企业直接参与不完善市场的交易费用,减少了许多创办和经营的困难;二是可以取得许多非货币化资本和制度性货币市场的低价成本。但在市场逐渐发育以及乡镇企业本身逐渐发展与复杂化之后,地方政府过多的介入反而影响了企业的效率,乡镇企业对社区政府的利润分享,包括利润、摊派、非正规支付等,目的在于取得地方政府掌握的生产要素,而不是建立在产品市场价格的考虑上,也就是企业的成本与市场价格的考虑上,这就必然对乡镇企业的效率产生影响。由于政府决策目标通常是多重的,而不只是企业目标而已,加上企业产权属于全体社区成员所有,社区政府的决策人员不具有相当清楚的委任机制,相当程度处于负盈不负亏的状态,这就影响了乡镇企业的效率。因此公有产权由于缺乏明确的所有人,使得经营者仍欠缺有效约束并侵犯所有者的权益, 由于所有者不明确、委托人模糊也制约了经营者的自主权力,影响了企业进一步的发展。换言之,产权公有制和地方政府企业家角色在促进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已显现其局限性。以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为例,在快速增长期间, 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发展蓝图, 不断借债堆砌外延扩张发展,导致地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同时,短缺经济与廉价劳力等比较优势不再,银行金融机构紧缩贷款后苏南经济一蹶不振。但在产权改为私有化后, 生产产品并未改变,产量也未明显增加情形下,企业却能扭亏为盈。就说明其原先的亏损并非真正的亏损,而是管理阶层采用各种手段把利润侵占了。从上述分析出发,中国在 20 世纪 90年代后期持续推动中小型国营企业的民营化、鼓励乡镇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和假集体乡镇企业脱掉红帽子等做法,以及在工业和贸易上采取更全面性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后, 应该有助于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有必要考虑其对社会稳定和公平性的影响。参　考　文　献[ 1] Andrew G. Walder .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 ialF 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 J ]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5, vol. 101, no. 2. 279- 280.[2] Jean C. Oi. T he Role of the Loca 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 ional Economy[ J] . The China Quar ter ly, 1995, no.144. 1138.[ 3] Vict or Nee , Sijin Su. Instit utions, Social Ties, andCommitment in China’s Corporat ist T ransformation[ M ] . in Reforming Asian Socialism , Univer sity ofM ichigan P ress, 1996. 113.[ 4] Victor Ne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 arket Transi-tion: Hybr id Forms, Property R ight s, and M ixed Econ-omy in China [ J ] . Administ rative Science Quar terly,1992, no. 37. 23.[5] Nan Li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 Local Corporatism inAction in Rural China[ J] . Theory and Society, 1995,no. 24. 340- 342.[6]Chih Jou Jay Chen.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for -mat ion of P roper ty R ight s in Sout hern Fujian [M ] . inP 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s Reform in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 61.[ 7] Weitzman Martin L, Xu Chenggang. Chines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 a 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M ] . in Proper ty Relations, Incentives and Welfar e,St . Mar tin’s Press, 1997. 343.[ 8] Pei Xiaolin. T ownship- village Enterpr ises, Local Gov-ernment s, and Rural Communities: T he Chinese Vil-lage a s a F irm Dur ing Economic Transition[M] . in Co-operative and Collect iv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 ent ,N. Y. : M . E. Sharp, Inc. , 1998. 112.[ 9] Rober t Wade . T he Management of Common Propert yResources: Collective Act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P ri-vatization or Sta te Regulation[ J] . Cambr idge Journal ofEconomics, 1987, no. 11. 102.(责任编辑　朱春玉)·82·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理论诠释:总结与借鉴

http://dspace.xmu.edu.cn/bitstream/handle/2288/150000/%e4%b8%ad%e5%9b%bd%e4%b9%a1%e9%95%87%e4%bc%81%e4%b8%9a%e5%8f%91%e5%b1%95%e7%9a%84%e7%90%86%e8%ae%ba%e8%af%a0%e9%87%8a_%e6%80%bb%e7%bb%93%e4%b8%8e%e5%80%9f%e9%89%b4.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理论诠释:总结与借鉴

Abstract

Similar works

Full text

Available Versions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