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Yuebing

刘 岳兵

Kansai University Repository

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Interchanges between Kano Naoki and ScholarsBorn in the Hunan Province著者 ? 岳兵journal orpublication title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volume 43page range A35-A43year 2022-03-31URL http://doi.org/10.32286/00026450─ 35 ─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刘　　岳　兵　　“京都支那学”的代表人物狩野直喜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称道，但很少有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鉴赏者”、“体验者”甚至“追慕者”来看待，很少有人看到其“中国与其说是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灵魂的故乡”的有如中国传统“读书人”、“文人”的情趣。狩野思想中的这种文人情趣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汉诗文集《君山诗草》、《君山文》是探究狩野思想文人情趣的重要文献，从这些文献中与湘籍学者王芃生、皮锡瑞之孙皮名振有关的文字及湘籍学者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中记录的与狩野的交往，可见狩野的中国文人情趣之一斑。这里限于篇幅，仅作简单的介绍，详见拙著《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中的《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一文。一　　《君山诗草》中有《次王芃生留别韵》四首，曰：宾鸿归雁几年年，何日重修文字缘。万里衡阳天一角，别来勿惜寄书笺。漫将余技列诗家，满腹经纶书五车。楚国由来多俊杰，果然秋实带春华。人经忧患情弥挚，笔挟风霜诗自妍。枵腹凭君多丽泽，如何归去不留连。碧云西望是君家，欲别怅然漫怨嗟。须识屋梁残月色，梦魂夜夜到天涯。　　这些留别诗，可谓情深意浓。“万里衡阳天一角”、“楚国由来多俊杰”，也表现了他对湖湘学术思想的关注。这些留别诗写作的背景如何？狩野直喜与王芃生交往的具体情况如何？确切的直接材料，尚有待发掘。这里且就寡─ 36 ─闻所及，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　　王芃生（1893-1946），湖南省醴陵人，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日本问题研究专家。1916年、1920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分别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 年 10 月因赴华盛顿会议，提前从东京大学毕业，毕业论文为《由社会眼经济眼论日本民法》，导师为高野岩三郎博士。1935 年任驻日本大使馆参事。著有《时局论丛》、《日本古史辩证》等著作。据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台北 ：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 年）一书所载《王芃生大事年表》（株洲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25年 3月孙中山逝世之后，4月，王芃生东渡日本，进行日本古语及古文书研究，这次在日本历时将近一年。对这段经历，王芃生本人的回忆《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中仅有“至是予又得在日本作一年古语及其古文书之研究，以补我深究历史文化之不足，由是已得略窥其伪造历史之经纬”数语。但是翻阅其 1945 年编成的词集《莫哀歌草》，可以得知这一时期相关活动的一些信息，即先是“客居东京”，到1925年秋寓居京都，1926 年秋回国参加北伐。　　王芃生1944年（甲申）为其1925年（乙丑）所作《莺啼序》的“补序”有言：“民国十四年秋，重游日本西京。”他当时在京都的悠然生活可以从其《减字木兰花 赠瀛洛寓主丙寅首夏作》可以窥见一斑。词曰：幽人何许，只向绿荫深处住。翠色当窗，修竹乔松蔚作凉。小楼闲话，煮黍浮瓜消永夏。偶为停车，共道当年是一家。　　从《莫哀歌草》所存作品来看，在京都期间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吉川幸次郎之间的交流。有如下作品为证。法曲献仙音 步韵别宛亭词人丙寅首夏作　　啼彻哀鹃，候迴孤雁，剩得闲愁难了。度入新声，赠来香句，才情似君─ 37 ─多少。听谱到消魂处，心随管弦绕。  漫焚草。待商量那时怀抱。空自许，应有古人倾倒。终恐少知音，尽风流谁爱高调。早不相逢，又匆匆人共花俏。单从容酬唱，半晌客帆飘渺。附吉川宛亭原作　　驼陌花浅，苇塘烟湿，九十春光都了。去国情深，送春人独，知君断魂多少。向晚照休回首，山如洛中绕。　叹芳草。正萋萋又添新恨，依旧布衣潦倒。候馆喜相逢，感知音曾许同调。缓拍低吟，对晴空人静风悄。恁一宵清话，怕早水天云渺。金缕曲 丙寅夏宛亭词人于一本松留作长夜之谈，怅然有感。　　一枕忘长夏。陟惊心，论文约届，晚霞微赭。愤自沉时迷前路。万户灯光似画。正倒屐，开轩相迓。浴服科头饶天趣，喜诗人，风度同王谢。疏脱处，见潇洒。清茶当酒消良夜。怕明朝，匆匆别去，几时重把。细雨迎私凉未永，难得清宵共话。怅此后，谁怜风雅。剩有相思酬知，己且高歌寄意因君写。浮世事，惹牵挂。采桑字 夜话再赠宛亭词人丙寅夏作　　灯前闲却还乡梦，话到芭蕉。夜雨潇潇。添段离情未易消。  联吟不觉天将跷，犹说明朝。且驻兰桡。如此风声定有潮。　　吉川幸次郎（1904-1980），字善之，号宛亭。1923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教授。1926年夏，吉川幸次郎与王芃生之间的倾情交往与唱和，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王芃生还有两首留别京都诸友的作品如下：临江仙 丙寅秋将归国，京都诸友饯别，即席感赋。─ 38 ─一　　久未休兵同是客，分明住去都难。惊魂夜夜不曾安。相逢无可慰，犹说愿加餐。我为君歌君且舞，俨然莲步姗姗。愁深莫遣强为欢。醒时饶白眼，醉后笑红颜。二　　江户春深欣邂逅，等闲复感飘蓬。重逢不易且从容。乱离分手去，风月几时同。花影酒痕都是幻，迩来犹自疏慵。聪明故意学朦胧。但嫌沽味薄，羞道旅愁瘦。金缕曲 丙寅暮秋将归国参加北伐，新雨旧交聚饮于京都福合楼，赋此留别。　　海外初逢日。最关心，乡音满座，似曾相识。偶向樽前询名贯，尽是天涯倦客。且劝酒同消今夕。聊慰孤情忘尔我，纵还家有梦无痕迹。爱此意，为浮白。  故园雁断烽烟隔。料残红飘零满地。倩谁怜惜。回首黄台多少恨，瓜蔓何堪再摘。况此去东西南北。休道重来容易事，怕来时不是今群屐。回望处，漫相忆。　　以上列举了这许多王芃生与吉川幸次郎唱和及赠别京都诸友的作品，有了上述背景，狩野直喜的《次王芃生留别韵》，就很好理解了。除了感情上的真挚的交流，“漫将余技列诗家，满腹经纶书五车。”这是狩野对王芃生的文采和才华的称赞，我们通过狩野的诗句，也可以窥见作为“诗家”（文人）的狩野直喜的风采，“人经忧患情弥挚，笔挟风霜诗自妍。”这里的“忧患”意识和“风霜”之感，既是对王芃生其人其作品的同情与理解，也可以说隐含着对当时中国现状的一种关切，更体现了一种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人文关怀。二　　狩野直喜与皮锡瑞的关系，值得探讨。　　这种关系最早见于《君山文》卷九《覆皮名振》，全文如下：─ 39 ─　　皮君执事承教。执事为鹿门先生文孙，彼因刊行遗书，将以一本见送，谢谢。仆十年前偶得令祖所著经学数种而读之，其于今文古文之派别、经学史学之异同，讨原究委，剖析无遗，窃叹以为清末经师冠冕。以仆所闻所见今人之治今文学者，西有井研、南有南海，然远不如令祖之经学朴茂、文章尔雅。至其体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议论平允，则又非刘逢禄、宋翔凤诸人所能企及也。唯仅窥一斑未见全豹，乃蒙厚贶，定慰调饥，感甚谢甚。再有请者，仆于令祖学术能言其一二而未审其出处事迹。倘有瘗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读其书而思其人，幸得如愿，感何可言。专覆奉谢，顺请台安。某顿首。　　皮名振，字芋岩，为皮锡瑞次孙，皮嘉祐（著有《三礼郑注引汉制考》等）之子。生于光绪 21 年（1895），著有《皮鹿门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年铅印本，1981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以《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之名，收入王云五主编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六辑）。据皮锡瑞门人李肖聃为该谱所作之序，可知 1930 年 7 月此谱初稿已成。《年谱》中《皮鹿门先生传略》中说：“公平生著述刊印行世者，有《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对于《皮氏八种》，解释说是：“善化皮氏师伏堂近年重印《师伏堂丛书》中之经考，成《皮氏八种》一集。”狩野直喜的这封复函，写于何时，没有注明。但有以下几点可以推测：　　第一、时间在或《皮氏八种》重印之后。所言“彼因刊行遗书，将以一本见送”，所“见送”或为《皮氏八种》中一本。　　第二、时间或在《皮鹿门年谱》成稿之前。此复函所言“再有请者，仆于令祖学术能言其一二而未审其出处事迹。倘有瘗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其所请，很可能成为皮名振完成此年谱的一种精神动力。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中在介绍皮锡瑞时，说：“其著述稍后传来日本，我读之觉得有趣，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并不有名。我不知其履历，仅仅听说为某师范学校的教师。”到1928年狩野直喜从京都大学退休，“中国哲学史”为其主讲的─ 40 ─科目之一。此处的“不知其履历”与上述“未审其出处事迹”意思相同。希望进一步了解皮锡瑞，也正是他给皮名振复函的重要原因。皮名振不负所望，完成了其祖父的年谱。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皮鹿门年谱》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花的一项成果。　　第三、在杨树达的回忆录中，1927年 10月31日记载“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将以一本见送”或为此时皮名振赠其重印的《皮氏八种》中之一本。　　中国学者最早将狩野直喜与皮锡瑞联系起来的，见于李肖聃的《湘学略·鹿门学略第二十一》中。曰：　　自先生存时，书已流传人间，及其殁后，遗著及于海外。日本博士有专治先生之学者，皆言先生治经之精，或且出二王先生之上。或者谓先生力赞维新，若逆知世变，识力高出世儒。　　日本博士狩野直喜研究先生之书，常于京都大学为诸生讲演。　　其中“日本博士有专治先生之学者”所指何人，或是否确有其人，尚待考证。而所言狩野直喜研究皮锡瑞的著作，由狩野给皮名振的信函可见；“常于京都大学为诸生讲演”，由狩野的弟子整理其讲稿所成的《中国哲学史》中有专门论述皮锡瑞一节可以见证。但是，据收录在《星庐日录》中李肖聃给皮崇俭（皮名振之侄）的信函中甚至提到，皮锡瑞“声名达于寰中，遗书行于海外，狩野以兹成业，弟子诵义无穷。”“弟子诵义无穷”之所指，或许可以看做对狩野直喜的弟子小岛祐马标点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日本出版之事的评价，而“狩野以兹成业”，含义有些模糊，如果此言有将皮锡瑞的著作（学术思想）视为狩野直喜学问成就的基础的意思的话，强调得似乎有些过头。虽然狩野直喜推崇皮锡瑞“于今文古文之派别、经学史学之异同，讨原究委，剖析无遗，窃叹以为清末经师冠冕。”盛赞其学问“体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议论平允”，这些称赞虽非虚言，如果将这种赞美之词理解为─ 41 ─会心的期许、理解为“同心相见稀”的知己之言、理解为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许更加妥当。皮锡瑞和狩野直喜的经学思想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三　　杨树达（1885-1956），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在中国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古文字学、经学等领域均有建树，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著作修订、增补，汇成《杨树达文集》十七种出版，其《高等国文法》等著作在日本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他早年问学于叶德辉门下，1905 年留学日本，后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对西方文法学和语义学最有会心，自言：‘我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的。’故其学问因融合中西学术传统而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抄》（杨树达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据说其用汉英两种文字书写的留日日记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1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教。这里根据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的《积微翁回忆录》（以下所注页码皆出自该书），摘录其中与狩野直喜交往的文字如下：　　【1925 年 5 月 25 日】“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寄赠景印《元杂剧三十种》。”（第 17 页）　　【1927年 10月 31日】“访日本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两博士于北京饭店。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余为购寄，附呈《汉书补注补正》一册于先生求教。先生复书致谢，于余书奖饰备至。前年先生来京，余以事忙未及往谒。先生嘱张少涵致意于余。此次先生来京，马幼渔见先生，先生又问及余。今日往见，先生誉余书不已。余昔留学京都，时先生任京都大学教授，每日过先生之门。于因言：‘先生如此过奖，盖出自激励后进之意云尔。’先生曰：‘此殊不然。’因言平生最─ 42 ─喜读《汉书》，爱之不忍释手。向尝治英、法文学，文章之工，未有若《汉书》者。盖超出各国小说之上云。以此知先生确有真知灼见，非其他日本人所能望也。”（第 22-23 页）　　【1928 年 4 月】“○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来京。廿二日余往访之，赠以《汉书札记》六卷。博士以影宋《曲礼疏》卷子报余。盖博士六十寿时，门下诸君印行为纪念者。余于《汉书》，嗜读之而已；博士赞余为班氏功臣。日前柯凤荪先生称余为集《汉书》之大成。皆前辈奖掖后进之辞，非余所克当也。”（第 25 页）　　【1928 年 5 月 10 日】“余宴狩野直喜博士于宣南春饭庄。他客除日本人桥川时雄、小平总治外，为陈寅恪、陈援庵、林砺儒诸君。寅恪以晚不能返清华，宿于余寓。”（第 26 页）　　【1930年 4月 23日】“日本狩野博士来书，盛称《周易古义》之美，盖前辈奖藉之意也。”（第 31 页）　　【1930 年 6 - 7 月】“日本人用庚子赔款招学界同人往其国旅行。”7月3日，“访狩野君山博士。久待不出，方怪之。既出，则易中国服马褂长衫接待中国宾，以为敬也。一见。博士极称余《周易古义》之美。旋导游京都大学图书馆，见所藏唐人写《玉篇》残叶及《白氏文集》、宋本韩柳文集及《元龟》残本。博士云《元龟》为我国所无，宫内省图书寮亦有一部云。又有日人海保元备著《尚书汉注考》稿本，皆珍籍也。旋赴花山天文台参观，晚赴博士宴，十时别归旅舍。”（第 32 页）　　从上述杨树达的回忆来看，与狩野直喜的交往，内容涉及互赠著作、互访、互相宴请、代购图书、特别记述了狩野对杨树达的关心和对其著作《汉书补注补正》、《周易古义》的称赞、对中国学者的尊敬等。狩野直喜对晚辈杨树达的关心、称重和尊敬，这一方面表现了狩野谦虚、博大的儒者风范，更重要的是对杨树达学术业绩的肯定。就学术倾向而言，能够接受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擅长考据而不贬性理之学，可以说是二者共同的特点。他们都─ 43 ─推崇皮锡瑞之学，又都不迷信其学。杨树达翻刻过皮锡瑞的《师伏堂笔记》，又在1939年 12月 19日记道：“阅皮鹿门先生《春秋通论》，大体平实，而亟称刘逢禄书，似为偏见，刘书实无可取也。”而狩野直喜对刘逢禄（1776-1829）“重新以何休的解释力图将公羊学贯彻到底”的为学态势，评价说 ：“其学力虽可嘉，其正否自当别论。”并明确表示“不能认可其说”。其交往可以说是近代中日文人之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一段佳话。　　通过上述狩野与湘籍学者的诗文交往或学术交流、互访宴请等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趣盎然的文人狩野直喜的形象，特别是他在迎接中国宾客时，为了表示敬意而“易中国服马褂长衫接待”的情景，颇值得回味。当然，要全面理解其人文情趣，大而言之尚需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中国文化观作进一步的探索；小而言之，亦需对其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情况、至少对其汉诗文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直喜作为身处近代日本社会遽变的大时代中一名“帝国大学”的教授，他的文人情趣中虽然有对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并有“不是渊明不折腰”的诗句，但是《君山诗草》中也能够看到“神州男子气如虹”或“天兵百万度关河”、“天兵今已度汾河”之类体现那个时代特色的“豪迈气概”。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需要作历史的分析，这是不言而喻的。

Interchanges between Kanō Naoki and Scholars Born in the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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