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Societal Risk Perception

Abstract

风险认知是管理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前沿课题之一，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处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通过确立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风险事件，来构建以社会风险认知为核心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北京市8个内城区将近3,200名被试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如下结论： 第一、本研究将系统科学的文本挖掘法与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相互结合，通过采用”群体研讨环境（GAE）”计算机平台从非结构化的质性数据中确立了当前困扰我国民众的七类社会风险事件（即国家安全、政府执政、社会稳定、社会风气，金融经济、资源环境和日常生活）。该研究不仅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其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亦可为今后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第二、编制民众的社会风险认知问卷，确立了风险担忧与风险熟知的两维结构，并采用所编问卷对不同群体的社会风险认知状况进行了测量，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民众的社会风险认知水平也随之增加；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风险认知水平也就越高，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本研究所提出以社会风险认知为核心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模型得到了大规模调查样本的验证：首先，从影响因素来看，民众的风险倾向、预期的政府支持和社会公平对其社会风险认知水平有直接影响，而政府信任则通过预期政府支持的中介作用对民众的社会风险认知产生间接影响；其次，从作用机制来看，民众的社会风险认知水平不仅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性影响，而且还会对民众关于今后政策的支持度和社会发展信心产生负性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不同的两类群体在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上的表现不同。 第四、将前期研究的结论应用于奥运风险研究，其结果表明：首先，从影响机制来看，民众的奥运风险认知不仅会受到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还会通过民众对奥运准备状况评价的中介作用对之产生间接影响；其次，从作用机制来看，奥运风险认知将会对民众关于奥运会期间各项问题的担心程度、奥运会成功举办的信心指数和奥运会给我国与民众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产生负性影响。最后，我们以奥运风险认知作为预警指标，确定出高奥运风险的人群构成，其结果可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