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與象徵: 清順治十七年冒襄得全堂夜宴演劇述論

Abstract

清順治十七年(明永曆十四年，1660)五月，太倉 (今屬江蘇蘇州)著名學者陳瑚(1613—1675)率門人瞿有仲(1626—?)，拜訪如皋(今屬江蘇南通)名士冒襄(1611—1693)。冒襄在冒氏祖宅的得全堂開樽夜宴，出家樂，先後演出《燕子箋》、《邯鄲夢》兩部劇作。 賓主觀演《燕子箋》，激發起他们“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追憶，冒襄以此説服陳瑚，不妨享受人生的有限逸樂，從而使這一觀劇活動成爲晚明風流生活的象徵儀式。而賓主觀演《邯鄲夢》，則唤醒了他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憤慨，陳瑚以此感召冒襄，應該堅守儒者的永恒氣節，從而使這一觀劇活動成爲清初隱逸生活的象徵儀式。 著意選取藴含興亡感慨與人生況味的劇目，藉以傳達心中難以抑止的新愁舊恨，這是冒襄别具慧心的文化選擇，並成爲得全堂演劇活動含藴丰富的儀式性象徵。作爲一種文化儀式，得全堂賞心悦目的演劇活動彌漫著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悲憤情绪與悼念氣息，並象徵著他们的往迹追懷和恢復憧憬。 冒襄纂辑、刊刻的《同人集》，作爲一种文本影像和文化記憶，强化了得全堂演劇的象徵儀式和儀式象徵。得全堂演劇活動是冒襄與同人精神對話的最佳方式，也是冒襄進行自我救贖的有效媒介，還是冒襄生存意義的鮮明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