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创业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解决大学的咨询、专利权、大学创办公司等问题,不断调整大学—企业、大学—政府的关系,不断进行组织变革,从而实现大学创业职能的产生。在整个转变过程中,不管麻省理工学院怎么调整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其“象牙塔“精神一直作为大学转型的底线,最终实现了大学主导的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关系的形成

莫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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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卷 第 4 期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Vol． 15 No． 42013 年 12 月 Journal of Xiamen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Dec． 2013［收稿日期］ 2013 － 03 － 29［作者简介］ 莫玉婉 ( 1986 － ) ，河南三门峡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学在读博士生。创业型大学的形成探究———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莫玉婉(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摘 要］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创业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解决大学的咨询、专利权、大学创办公司等问题，不断调整大学—企业、大学—政府的关系，不断进行组织变革，从而实现大学创业职能的产生。在整个转变过程中，不管麻省理工学院怎么调整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其“象牙塔”精神一直作为大学转型的底线，最终实现了大学主导的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关系的形成。［关键词］麻省理工学院; 创业型大学; 探究［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2724 ( 2013) 04 － 0064 － 04创业型大学的出现对传统大学组织机制及运行的理念带了极大的冲击。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将创业型大学描述为 “凭它自己的力量，积极地探索在如何干好它的事业中创新。它寻求在组织的特性上作出实质性的转变，以便为将来取得更 有 前 途 的 态 势。”［1］ 亨 利·埃 茨 科 维 兹( Henry Etzkowitz) 则将其描述为 “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整个知识中获得资金的日益增强的兴趣，正在使学术机构在精神实质上更接近于公司，公司这种组织对知识的兴趣总是与经济应用紧密相连的。”［2］麻省理工 学 院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些认识，并树立了创业型大 学 发 展 的 典 范。亨 利·埃 茨 科 维 兹 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通过对创业科学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探究创业型大学理念对传统大学理念的改造。每次学术革命所产生的新型大学都是建立在之前出现的大学基础之上的，并用新的大学使命来更新和补充之前大学使命的形式和内容。埃兹科维茨认为，创业型大学的概念是在两次学术革命、三种类型的大学依次形成中建立的。［3］经过两次学术革命，大学的职能实现了从单一的教学职能向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多元职能体系的转变。第一次学术革命以大学研究职能的成型为标志，第二次学术革命将大学的社会职能不断扩大，至今大学仍然在持续着其第二次革命的进程，社会服务职能不断以不同的变式呈现。创业型大学就在第二次学术革命中产生的，强调大学不仅要创造知识、转让技术，更要直接参与、服务与创业活动，因而大学在运作中表现出一种学术资本主义的趋向。［4］正如亨利·埃兹科维茨所·46·DOI:10.16417/j.cnki.cn35-1312/g4.2013.04.013第 4 期 莫玉婉: 创业型大学的形成探究描述的: “从历史角度看，创业型大学是大学延续中世纪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机构进而发展成为创造新知识并将其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的多功能机构。”［5］13埃兹科维茨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中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详细地描述了创业科学的兴起，通过对事件的具体描述，勾勒出了创业科学兴起的具体轨迹，并对其前因后果进行了追述与评论，系统分析了创业科学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发生，理清了创业型大学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阐释了大学与产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阶段性特征。麻省理工学院 “在大学将教学和科研与知识资本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 (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这种模式将基础研究和教学与产业创新相结合，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5］1 － 2一、大学与产业关系的形成大学的使命已经从知识的传承 ( 教育) 拓展到知识的创造 ( 科研) 以及所创造的新知识的商业应用 ( 创业) 。大学不再是中世纪标榜的“孤立的学者共同体”，也不再是 19 世纪后期由赠地模式或由基础研究模式建构起来的大学。新时代的大学对于未来的创新、工作机会的创造、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尤其表现为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凸显。MIT 通过组织创新与产业重构新的关联模式。在此之前，美国的许多研究型大学已经获得了与世隔绝的 “象牙塔”形象，大部分 “大学—企业”的联系还是将学术和商业活动区分开来。随着大学组织目标的多元化，组织内部引起了诸如 “大学在卷入这些活动时正冒着失去其独立身份和特殊使命的危险”［5］21 的思考，由此，MIT 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多与企业有关的争议性话题。( 一) 关于咨询工作的争议二战前，在农业研究领域， “政府—大学”研发体系几乎涉及了所有学校，有广泛的研究计划，并通过 19 世纪的 “赠地”体系得以实施。除此之外，联邦政府很少为大学研究提供资助。但是在一次马萨诸塞州的立宪会议上，州政府宣布只支持处于州控制下的机构，MIT 的补助金被取消了。由此，MIT 决定将商业作为它与企业的关系的立足点，用相应的服务换取资助，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弥补因州政府停止资助造成的资金缺口。为了解决 MIT 的咨询争议而建立的委员会在持续讨论了 20 年后，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五分之一原则”①出台，咨询才在 MIT 被完全认可为一项合法活动。这一原则使那些能够抽出部分时间为企业效力、能够为学生找到工作又能同时继续自己研究的教授，成为了 “典型的MIT 学者”。［5］53虽然很多人承认大学里有很多潜在的有用知识，能够协助企业发展，但是人们常常疑惑怎么做才恰当，因为没有一个安排和组织这类活动的规则。“五分之一原则”确保了在咨询问题上 “大学—企业”关系的相对缓和。大学不是凭着它有一批聪明人在追求知识和培养学生而获得尊重，更加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正在成为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大学———一个有能力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使知识形成公司的机构———成为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机构。［5］55( 二) 关于申请专利的争论“考虑到对研究成果商业化的积极引导作用，MIT 比大多数的大学更早开始探索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5］82 如同关于咨询的讨论，MIT 关于专利权的争议最后以折中的方式解决。MIT 希望在专利权问题上避免与私人公司发生冲突。它希望与企业建立类似于商业上的交易关系，但也绝不愿意背离其公开发表和公正研究的传统。经过十多年的争论，终于在20 世纪 30 年代初，MIT 通过专利制度体系协调在校园里产生的知识的资本化这一新的学术使命和原有 学 术 使 命 之 间 的 关 系。康 普 顿 校 长 在1931 年年底任命了一个专项委员会来为 MIT 拟定专利政策。在所有处理知识产权的计划中，都要努力避免由于过度强调发明而分散教师对研究的注意力的问题。专利委员会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接受来自教师的发明信息。该职责由两个委员会承担，即专利委员会与专利管理委员会，它们分别处理学术知识商业开发过程中不同阶段产生的问题。专利委员会主要由学院的教师组成，专利·56·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13 年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学者和管理者组成。前者确定发明者、在有资格的群体间进行分配，并且设置发明者将获得的经济回报率; 后者则更注重专利的管理。MIT 关于申请专利的争论在机构、制度不断完善中得到暂时的解决。( 三) 关于创立公司的争论关于大学是否要创立公司在 MIT 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论，MIT 通过推行科技计划、建立学院和私人公司之间的合同管理办公室、增加技术转让办公室的职能，大学与行业的关系逐渐得到缓和，大学创办公司的争论也得以解决。大学基础知识与技术的转移途径逐步正规化。科技计划 ( The Technology Plan) 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建立了一个协调对等的关系框架，不仅规范了现存的关系，而且还在这两大机构领域之间建立了新的平台，其前提是美国企业效率的提高有赖于从大学引进科学的方法。随着这个计划的终止，取而代之的则是成立合同管理办公室。之后 MIT 通过扩张技术转让办公室的职能，将其转变为负责企业与大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从大学研究中找出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并把它出售给公司。为了便于与企业取得联系，大学建立了联络办公室，改变了过去那种经常通过以前的学生和个人关系进行对外联系的非正式过程。这种联络办公室的发展，标志着大学技术转移能力的发展。这种联络办公室超越了培养研究生和发行出版物的方式，直接把知识转移出大学。第二个阶段是大学发展授予专利、出售和许可知识产权的能力。技术转移办公室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把技术从大学研究群体中选拔出来; 另一方面也为这些技术寻找用武之地。第三个阶段则是知识和技术由企业家从大学里转移出来。这个过程的最初形式是由风险投资公司实现的。风险投资公司为一开始通常定位于大学校园的公司行程计划提供了一个外部支撑结构。这三个阶段是机构职能适应外部需要而不断调适的结果。在大学与企业新型关系的形成中，无论是哪种争议，都面临着大学自身的传统学术角色和价值观与新晋的经济角色和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既让我们看到大学向经济角色转变的可能性，也看到大学对其本质属性的坚守，而最后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二者的妥协。这个相互妥协的过程表征了各机构范围都重新调整自己并朝一个共同方向转变的过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推进组织创新，但并非所有的大学都能在这一发展中抓住发展的契机。这正如埃兹科维茨在书中提到的那样: “将研究转化为产业应用的机会长久以来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很少有大学抓住这些机会，抓住机会的都是少数卓越的学校。”［5］13二、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形成美国的 “大学—政府”关系是建立在 “大学—企业”关系模式之上的。MIT 与政府关系的协调也遵循这一规律，最先与企业形成稳定的“大学—企业”联系模式，然后转变成协调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纽带。如合同管理办公室，二战开始时，它负责管理 MIT 为联邦政府所进行的研究合同，它代表政府所进行的活动数量远远超过了之前同私人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他为联邦政府从事研究活动的大学，很快成立了类似的办公室。从实际来看，MIT 与政府关系的调适主要集中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中的冲突与协调的不断进行，MIT 也在实现着自身的组织转型。( 一) 一战时期“大学—军方”关系一战期间，军方直接利用了大学的人才培养职能，但没有很好地利用其科学研究职能。因此，除了使用 MIT 的设施作为军官训练学校以外，一战对 MIT 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5］63 此时，军方延续了在他们自己的机构中进行内部研究的政策。但在紧急情况下，一些教授被邀请加入军方的实验室。这些科学家在军方的控制下工作，并遵守军方确定的研究方针。这样的合作关系使得教授要完全按照军方的要求进行研究，没有制定政策的发言权，在事务的组织安排中也处于较低的地位，妨碍了教授学术探究上的自主权。所以，这个时期大学与军方的关系也仅仅停留于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66·第 4 期 莫玉婉: 创业型大学的形成探究( 二) 二战时期“大学—政府”关系的转变二战导致 “大学—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二战之初，哈佛校长詹姆斯·柯南特和MIT 前副校长凡尼佛·布什等认为学术科学可以发展军事技术，因此，他们说服联邦政府的执行部门成立了一个支持军事问题研究的机构。为了在战争中更好地发挥科学的作用，他们坚信不能重滔一战时期的“覆辙”，坚信科学家应该参与研究政策的制定，而这个目标可以通过科学家控制自己的研究组织得以实现。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政府的研究机构，而是利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来支持大学的研究。二战期间，大学取代了企业的研究实验室或非盈利组织等其他机构，被指定负责很多研究项目。在战前时代，MIT 的企业合作部 ( DIC) 专门负责管理研究合同，这在美国大学是独一无二的。基于其与企业合作 20 年的经验，MIT 能够立即承担政府的研究合同。虽然 MIT 有专门处理研究合同的管理机构，它还是不得不与政府协商一种新的合同模式。通过与政府的谈判，MIT利用从“科技计划”演化来的与企业的合作为起点，建立了一套支持大学研究的新机制。战时的经验使政府学术研究合法化了，二战时期的科学研发办公室 ( OSＲD) 起自于大学科学家的倡议，这有利于覆盖有潜在军事应用前景的研究领域从研发到生产应用的整个谱系。在战时条件下，研发、测试、生产制造和客户需求的传统意义上的边界被忽略，它们被整合成一张 “无缝网络”。大学—产业—政府形成了动态高效有序的“战时三螺旋”。在二战期间的军事研究中，各学科的理论家和工程师被集合到一起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使命，这改变了战后 MIT 的组织结构和教育政策。这种大学、企业和军方之间的交往重塑了大学的角色和功能，学术机构也随之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机构部门。战时的经历也改变了很多科学家的观念，运作大型的组织、担任最高层的顾问、以团队的形式工作，对研究、发展和应用负责，使其体验到在实验室以外实现共同的目标; 将理论阐述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而且有无限的经费支持的经验使他们尝到了权力和地位的滋味。战后成熟起来的学者们开始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看做大学发展前景中永恒的部分。通过研究资助，“大学—政府”关系的新模式与研究生的培养联系起来。它已经超越了赠地模式: 即启动资金，然后持 续 支 持 某 些 与 实 际 目 标 相 关 的 研 究 机构。［5］75此时，大学教授角色出现转变，他们成为公司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公司的创始人、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高级参谋或所有这些角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MIT 逐渐与政府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以知识产权的转让为基础。由于大学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公司是建立在这些知识产权基础上的，所以信息能在公司和大学研究群体之间自由流动。在知识产权的分配和建立合法技术转移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大学—产业关系的基础。三、创业型大学的形成当环境的需求和大学组织内部的运行方式不相适应时，大学就会逐渐调适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特定运行机制，进而促进既继承原有大学模式的精华又镶嵌创新因素的新生代大学的生成。新的大学模式保持了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蕴含了代表将来发展趋势的因子。每一种大学模式的孕育、生成、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外在和内在因素。两个世纪前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是这样，20 世纪80 年代创业型大学的崛起亦然。［6］MIT 创业科学的兴起也是大学在寻求自我发展中不断调整 “大学—政府”、 “大学—企业”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大学走进企业，并不断在企业属性与大学属性的反思中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得自身在保持适度 “象牙塔”属性的基础上不时表征出学术 “企业家”的身份。为了激活大学在发展区域新产业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政府的态度和立场正在改变。基于政府角色的转变，大学与企业之间关系日益复杂，MIT 传统的“大学—政府”、 “大学—企业”的双螺旋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并向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组织模型转变。以 MIT 为代表的美国创业型大学构建了典型的大学主导型三螺旋模型。MIT 与产业、政府·76·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13 年的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逐步彰显了三重螺旋模型的复杂性特征。但是，从三重螺旋的实质来看，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型的形成是对大学本质属性的回归。从本书所描述的 MIT 的发展来看，三螺旋中的大学角色也是 MIT 在坚守其学术底线的争斗中对大学学术发展诉求的回应。因此，MIT 创业科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走出 “象牙塔”后扮演学术 “企业家”的角色，但其最终依然回归到大学对学术的本真追求的内在逻辑的涡流之中———大学依然坚守着象牙塔的底线。总而言之，创业型大学是在传统大学基础上的组织理念的革新。在创业理念的形成过程中，他训练了未来的企业家，培育了大学的创业气质和创业文化; 同时，在组织运行过程中，融入企业化操作的理念，构建创业机构并将教师、学生融入其中，不断充实创业型大学组织特质的内涵。这两点都是在原有大学传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注 释］①这个规则是指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咨询或者通过参与企业挣钱，而不受到质疑。一周其余的工作日，他们要向大学尽义务。［参考文献］［1］［美］伯顿·克拉克． 建立创业型大学: 组织上转型的途径 ［M］． 王承绪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2］亨利·埃兹科维茨． 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 ［M］． 夏道源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228．［3］ETZKOWITZ H． The norms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cognitive effects of the new university in-dustry linkages ［J］． Ｒesearch Policy，1998 ( 27) : 823 － 833．［4］Sheila Slaughter，Larry L． Leslie． Expanding and Elaborating the Concept of Academic Capitalism［J］． organization，2001 ( 2) : 154 － 161．［5］［美］亨利·埃兹科维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 ［M］． 王孙禺等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6］马志强． 创业型大学崛起的归因分析 ［J］． 江西教育科研，2006 ( 7) : 48 － 51．［责任编辑: 黄茜］·86·

创业型大学的形成探究——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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