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大陆性与海洋性二元结构的视野看待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体系,海洋文化无疑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不能缺少的半壁江山。不过,客观上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大陆性文化,从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历代中央王朝政治之本都是大陆性文化,虽然海洋文化有过“市通则寇转而为商“的阶段性、局域性繁荣,但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中大多被不合理(显性或隐形)地置于附庸、边缘与地方性的

吴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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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迁徙与交流“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的两个问题吴春 明如果从大陆性与海洋性二元结构的视野看待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体系 ， 海洋文化无疑是中 国古代文明的不能缺少的半壁江山 。 不过 ， 客观上中 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大陆性文化 ， 从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 ， 历代中央王朝政治之本都是大陆性文化 ， 虽然海洋文化有过“市通则寇转而为商”的阶段性 、 局域性繁荣 ， 但其在整个中 国古代文明 （政治经济文化架构 ） 中大多被不合理 （显性或隐形 ） 地置于附庸 、 边缘与地方性的位置 。 海洋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体系中事实上的“非主流”地位 ， 反映在以王朝正史为核心的历史论述话语中 ， 并深刻地影响 了当代学术之诸多偏颇 。 海洋文化的空间与活动主体 ， 是首先必须检讨的两个问题 。一、“中 国”抑或“环中国海”： 海洋文化空间单位的检讨海洋文化空间单位本来本不应该成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上再检讨的学术问题 ， 常理上“中国海洋文明史”讨论的空间单位就是“中国”。 然而 ， 由于 当代学术 、 当代历史认知上受传统史学深刻影响的客观事实 ， 人们在“中国”历史文化认知上的偏颇 、 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大陆性与海洋性二元共存事实客观上的忽视 ，“海洋文明史上的‘中国’是什么”不得不成为重新思考的问题。传统史学的主体是“王朝正史”，是中原帝国的话语 。 中 国古代文明的结构是“中国一四方”，这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丰富画卷 ， 但帝 国文明 的核心是华夏 、 中原所在的“中国”， 而非“四方蛮夷”所在的“万国”， 从中国看四方 、 从华夏看蛮夷的帝国视野也就是王朝正史的主旋律 。 在这一总体思维下 ， 以 中 国东南沿海为 中心的海洋文化发生 、 发展 、 发达闽商文化研究年第 期的“环中国海”地带 ， 只是华夏 、“中 国”认知中的“天涯海角”， 难于获得客观正确的认知，“中国”的海洋文明史就会成为一场空话 。 这是因为 ，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 ， 帝国社会与王朝政治的根基是大陆性的农耕文化 ， 王朝历史的建构也是围绕着农耕社会的大陆性文化史 ， 从大陆看海洋 、 以农耕文化视角对待海洋社会经济 ， 成为传统史学 、 帝国话语下“中国”海洋文明史的主体特点 。 因此 ， 从司马迁 使记） 开始的历代正史 ， 都主要是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看中 国历史 ，“中国历史”的文本中海洋社会文化的话语很少 ， 海洋文化史只是传统“中国历史”的边缘 、 附庸环节 。 以农夫的心态去书写船民 、 渔夫的历史 ， 能站在海洋文化的立场 、 客观对待海洋社会文化价值的论述更少 ， 即便有也被大陆性文化史的浩瀚篇章所淹没 。 就是说 ， 在传统史学的话语中 ， 无法客观地再现海洋文化的真实情景 、 真实价值 。“四方万国” “蛮夷”族群多数缺乏本 民族 自 身的文献历史 ， 多元文化在这些民族的族群历史上的失忆 ， 海洋民族的海洋文明史长期缺失 。 从史 、 汉到 明清历史 ， 历代王朝正史的“春秋大义”几乎都是站在中 国 （中原 ） 遥望四方 、 高居华夏鸟瞰蛮夷 ， 汉文史籍的历史文本带有突出的中原华夏中心论 ， 无奈地依据汉文史籍的“历史文献学”， 难于客观 、 真实地重建“环中国海”海洋地带“百越一南岛”土著先民发达的海洋文化史 。由于当代学术的传统继承性 ， 在“中 国海洋文明史”的重建中 ， 学人难于逃脱 因传统史学之“华夏”、“中心”偏见所带来的对海洋文化的误解 ， 从大陆看海洋的视野差别带来海洋空间认知上的错位 ， 华夏 、 汉人中心主义立场带来文化主体与文化价值认知的失真 。“环中 国海”是指以中国东南沿海为 中心的古代海洋文化繁荣发达地带 ， 包括我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半岛的陆缘地带 、 日本 、 台湾 、 菲律宾 、 印尼等岛弧及相邻的海域 。 环中国海的古代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实践 ， 截然不同于以黄河 、 长江干流流域农耕文化为 中心的大陆性社会经济文化史 ， 后者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核心内涵 。 在“环中 国海”海洋文化圈中 ， 自史前到上古 （先秦两汉 ） 时期的百越土著先民就曾扬帆海洋 ， 成为东南亚 、 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的直系祖先 ，“百越一南岛”共同体是“环 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奠基者 。 唐宋以来 ， 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历代船家 ， 扬帆东洋 、 北洋 、 西洋 、 南洋之“四洋”海域 ， 再次形成一个实际上超越国别 、 曾经驰骋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广阔海域的巨大航海文化圏 。如果说“华夏中 国一四方蛮夷万国”是一个以古代中原为中心的大陆性文化体系 ， 那么从史前上古的“百越一南岛”土著到汉唐以来的东南“汉人”船家文化 ， 形成了一个以 中国东南沿海为 中心的“环中 国海”跨界地带的海洋性文化体系 。“环中国海”的提出 ，一方面是为了 突破海洋文化研究中陆地国别隔膜的跨界海洋文化视野 ， 另一方面是为 了突破传统“正史”氛围 中 、 帝国“正统”话语下从大陆性农耕文化视角看待海洋文明的偏颇 。“环中 国海”海洋文化圈是突破传统史学上海洋文化失位的有效概念工具 。 要客观、 真实地重建“环中国海”海洋文明史 ， 就要突破建立在华夏 、 汉籍“文献	文化迁徙与交流历史学”基础上的传统史学方法 ， 大力弘扬“他文化历史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 ， 从“环中国”海洋地带的民族学 、 考古学调査研究中 ， 挖掘海洋族群失忆的海洋文化真实历史 。二、“华夏”、“汉人”抑或“南岛”子民 ： 海洋文化主体的检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是以华夏 汉民族为主导的 ， 古代“中 国 四方”的民族文化框架中的“中国”主要就是“华夏”的夏商周和汉人的汉唐宋明 。 在华夏 、 汉人主导的帝国文明中 ， 王朝正史的思维逻辑只从中心看边缘 ， 在这一史观下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是从“中国”（中原华夏 ） 向“四方”（非我族类之万国 ） 的扩张 、 统一 ， 创造历史的轨迹几乎等同于华夏 、 汉民人文扩张的轨迹 。 在“（中原 ） 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作用下 ， 从百越土著到“华南汉人”间 内在传承的海洋文化主体 ， 就被“偷换”成无所不在的华夏与汉人 。 由于现代学术的传统史学烙印 ， 在一般的航海史 、 海交史学者认识中 ， 将“海洋文化”错误地等同于汉唐 、 甚至唐宋以后“汉人”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外交通史”、“大航海时代”、“海外贸易史”等 ， 是现今“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学的最大缺憾 。在汉武大帝“剪灭”东南两越土著王国之后 ， 才有王朝史学视野中真正的东南历史开端 ， 哪怕是东南土著固有的海洋文化 ， 也被看成华夏民族的伟大创造 。 同时 ， 先秦两汉时期东南土著缺乏本民族 自身的文献历史 ， 百越及其土著先民创造的东南早期海洋文化史记述 ，是在“中国”与“东南”的互动中 ，“善于用舟”的历史才零星地 、 被动地出现在华夏 、 汉族主导王朝史学的“汉文史籍”， 华夏 、 汉民对东南海洋历史的模糊 、 无知 ， 成为早期土著海洋文明史“缺失”以及海洋文明史上华夏 、 汉人“鸠占鹊巢”的原因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 的策源地是中国的东南地区 ， 这里是中 国古代历史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环节 ， 是先秦两汉时期土著“百越”及其先民“善于用舟”的空间 ， 又是唐宋元明以来东南沿海“汉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的核心区域 。 面向海洋 、 面向外部世界的地理生态 ， 塑造了东南文化的海洋 、 开放特性 ， 海洋文化是东南人文亘古未变 、一脉相承的本质特点 。年代 ， 林惠祥教授将 中国东南 、 东南亚的史前土著文化称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这是现代学术文献中对环中国海土著海洋文化的首次考古学概括 。 他在武平的研究报告中 ，他将印纹陶遗存的特殊存在作为东南文化与华北文化差异的考古表征 ， 更将东南地区看成文化史上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年代 ， 凌纯声教授在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 等文章中 ， 将中 国文化分成西部的“大陆文化”和东部的“海洋文化”两大类 ， 他主要从原住民族史的角度将西部华夏农业文明推为大陆性文化的主流 ， 将东部沿海蛮夷的渔猎文化推为海洋文化主体 ， 即“亚闽商文化研究年第 】 期洲地 中海文化圈”， 这是一个亚洲与澳洲之间 、 亚洲大陆东南与周邻岛群之间 自 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文化交流 、 传播的纽带 ， 是土著海洋文化一体化的熔炉 。汉唐以来 、 尤其是唐宋元明之间 ， 以中 国东南沿海为 中心的“环 中 国海”再次成为世界海洋文化舞台上最活跃的 区域 ， 这一时空的海洋文化成就伴随着汉人“南迁”成为东南人文主体而 比较详尽地见载于汉文史籍并为考古发现不同程度地证明 。 唐宋元明 以来 的“环 中国海”因发达的海上交通 ， 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香瓷之路”、“茶叶之路”等 ， 反映了发达的海洋社会经济形态在“环 中国海”海洋文化圈 中的地位 。唐宋元明间“环中国海”发达的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实践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一中原华夏与汉族中心主义史观下 ， 中 国古代史学者对华南历史 、 海洋文化的一般看法是 ， 汉唐以来 、尤其是唐宋以后 ， 随着中原北方汉人的大规模南迁 ， 因汉武帝灭东南两越土著王国 、 大量内迁越人而 出现的东南“地广人稀”的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 ， 南迁的汉人带来的中原内地先进的农业等生产技术 ， 促成南方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 导致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 海外交通发展“崛起”、“海上丝绸之路” “出现”、“大航海时代” “到来”。 这一传统海洋文化史观 ， 忽视 、 甚至否认“善于用舟”的百越及其土著先民在中国东南乃至环中国海海洋文化上的开创之功 ， 无视数千年前东南沿海土著族群开发海洋 、 以海为 田的海洋生活史 、 逐岛漂航形成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史前海洋交通史 ， 否认了土著先民的早期海洋文化与汉人时代的晚期海洋文化之间的历史传承 。其实 ，“大航海时代”发达的海洋文化的主体就是土著先民的后裔文化 。 唐宋元明以来航海文化的创新成就 ， 不应该是六朝以来中原北方汉民大规模南迁所带来先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移殖”， 因为 以农耕社会经济为基础 、 在整个古代社会都不曾有过发达的海洋文明史的北方汉民人群 ， 是不可能将海洋文明“移殖”到东南社会的 。 传统语言史与民族史认为 ， 南方汉人是汉晋以来不断从中原北方迁来的 ， 南方地方志有不少“中原板荡 ， 士族南迁”的话语 ’ 南人的族谱中更有许多“河洛祖籍地”、 南方“汉语”方言是“中原古音的活化石”的话语 。 但最新研究表明 ， 南方“汉人”是汉化了土著越人 ， 还有相当多是土著化 、 在地化的南迁汉人 。 南方“汉人”文化的土著来源造成了他们与 中原北方汉人在文化上显著不同 ， 最大的差别是海 、 陆文化的不同 ， 长期 以来东南海商的海洋冒 险精神也是土著先民“善于用舟”、“力海为田”之族群心理的积淀与传承 。 因此 ， 汉唐以来南方“汉人”的发达的海洋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就 ， 实际上是土著先民的海洋文化奠基与传承的结果 ， 汉化的土著人及土著化的南迁汉人 ， 将史前 、 上古率先发达的东南海洋文化推向“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繁盛的港市经济与海洋交通的发达 ， 也是上古百越海洋性聚落形态 中心—番禺 、 东冶 、 东瓯 、 山 阴等基础上发展与不断变迁的结果 。 周汉之际的东南沿海百越	文化迁徙与碰王 国都城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早期航海的最重要中心 ， 东南早期古文化的中心与百越王国都城无一例外地位于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上 ， 如珠江 口的南越国都和秦汉以来的南海郡治番禺 、 闽江口 的闽越国都和闽中郡治东冶 、 瓯江口的东瓯都城东瓯 、 太湖流域的吴国都城 、 钱塘江口的于越都城山阴 。 而在长江以北的沿海一带 ， 没有这样的中心港市 ， 北方的华夏早期古文化的 中心和王国 、 郡县的首府无一例外地取“广川之上”、“天下之中”的平原沃野 ， 凸显 了中原华夏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与东南土著海洋性文化的差别 。 汉晋以后 ， 这些早期土著港市相继延续或变迁为郡县时代的中心治所和作为“大航海时代”区域性海洋社会经济集散地的中心港市 。以长江 、 黄河流域为核心的面向 内陆 、 面向平原沃野的大陆性 、 封闭性农耕文明 ， 与东南沿海是一个面向海上 、 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性的海洋文化 ， 共同构建了 中华文化的大陆性与海洋性两面性格 。 但中 国古代的王朝政治是以大陆性文化为基础的 ， 中国文明的熏染也以农耕为基调 。 农耕人文作为中国人文的显性、 强力层面 ， 几乎成了中华文化的标志 ， 而海洋人文一直被看成中国文明 的边缘 ， 沦为中 国人文的隐性层面 ， 甚至处于被“海禁”的尴尬境地 。 用农耕文明的视野去看待海边 、 乃至海上发生的一切社会文化事象 ， 海洋性的区域人文被不正确地置于大陆性“中心”人文的“海疆”、“海防”位置予以观察和“研究”。 因此 ，不管是东南区的考古研究还是历史重建 ， 我们应站在东南看海洋 ， 而不是从中原内陆看东南海上 ， 摆脱华夏 、 汉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束缚 ， 尊重土著先民开创早期海洋文化的历史 ， 从“百越 南岛”的“善于用舟”到汉民人文的“大航海时代”， 全面 、 系统地再现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洋文化史 。吴春明 厦 门 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 中心教授 ）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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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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