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以唐代后期“安史之乱”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人物列传信息,发现“科举制”在唐后期的兴盛与此时“藩镇割据”形成的军事竞争密切相关:一方面,藩镇之间的竞争使各个藩镇争相招徕人才；另一方面,中央为与藩镇势力抗衡也广开招贤纳士之门。这一时期的官员选拔不看重身份门第,而是以应试者自身的能力高低为标准,有效地打压了贵族门阀的势力,增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从而推动了“科举制”的蓬勃发展

高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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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变幻大王旗:唐代藩镇割据与选官制度之变革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摇 高雅婷*1.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中国应该是历史上经历过朝代最多的国家,从一统天下的秦国到隋唐时代的鼎盛,再到明清时期,这期间朝代的更迭正可谓“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冶。 中国历史,在每次大动乱之后,总会有人站出来,统一全国,建立新的朝代。 新朝代的建立,必定伴随着新制度的产生,譬如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冶,以及隋朝兴起、唐代完成的“科举制冶。 在“科举制冶下,布衣平民得到了跻身上层社会的机会和途径,通过考试,依靠自身的能力获取官职,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 本文以唐代后期“安史之乱冶 (AD755—763)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人物列传信息,发现“科举制冶在唐后期的兴盛与此时“藩镇割据冶形成的军事竞争密切相关:一方面,藩镇之间的竞争使各个藩镇争相招徕人才;另一方面,中央为与藩镇势力抗衡也广开招贤纳士之门。 这一时期的官员选拔不看重身份门第,而是以应试者自身的能力高低为标准,有效地打压了贵族门阀的势力,增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从而推动了“科举制冶的蓬勃发展。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汉代之前实行“世袭制冶,爵位、官职都是父子相承;汉武帝元光元年(BC. 134)改行“察举制冶,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察举制冶无从推行,为重新规范选官制度,魏晋时期(AD. 220-420)实行“九品中正制冶,划分出九个等级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但到西晋中期,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任,产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冶的现象,并从南北朝(AD. 420-589)开始,完全由世家大族掌控,形成所谓“门阀制冶,庶族寒门被隔绝在官僚集团之外;直至隋朝(AD. 580-618),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冶,这一制度在唐代中后期进入兴盛时期。上述这些选官制度的变化是随着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变更而发生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制度的变革呢? 影响制度变革的因素和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本文将以此为研究目的,以唐代的“科举制冶为例,挖掘出制度变革的“幕后推手冶。·85·Journal of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of Economics* 高雅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yatinggao@ yeah. net。2.时势造英雄 乱世出人才灭隋统一全国之后,唐朝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的各个方面均呈现出上升趋势,疆域广大鼎盛,各方面成就较高,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 但胜景不长,到唐玄宗统治后期,境况急转直下:君主放纵享乐、不问国事;宦官干政;边疆形势险峻;中央集权的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 之后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冶,虽后来平定了战乱,盛世唐朝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留下的是四分五裂、拥兵自重的大小藩镇,唐朝也随之进入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冶时代。2. 1 “藩镇割据冶情况概述“藩镇冶一词在历史上并不是贬义的,它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保卫)王室(中央)、镇守一方的美称。 唐代的藩镇实际上为“道冶级机构,是凌驾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张国刚,2009)。 自唐高宗后,唐朝边境强敌环饲,广阔的疆域和周边各族的战事使得唐廷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加。 为了防守边疆,边军城镇愈置愈多,唐玄宗时期(AD. 627-649)更是形成了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节度使。 与此同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唐朝的“均田制冶淤,以此为基础的“府兵制冶于也难以维持:府兵不能从农户中获得新的兵员,同时原有的府兵不断逃亡。 后来,“府兵制冶被“募兵制冶代替,政府直接招募兵员,朝廷作战、卫戍以这些职业军人为主。 “募兵制冶的施行为各个藩镇提供了直接兵源,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加入到藩镇的军队当中,各藩镇拥兵自重,节度使权力膨胀。 安史之乱(AD. 755-763)以后,唐代进入了“藩镇割据冶的时代。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河朔一带的安史旧部;二是中原一带的新设节度使;三是缘边地区的旧有藩镇(张国刚,2009)。 这些大藩镇的节度使控制着数量较大的州,不听中央调度,不向中央贡赋,自行委派官吏,自行决定藩镇继承,对中央时叛时降。 除节度使外,唐朝设置的还有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等,但其权力相对较小,并不像节度使那样独立,且很多时候由节度使兼任。 从安史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AD. 763)到黄巢起义爆发(AD.874-879)的一百一十多年间,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数目也大体固定在四十五六个(张国刚,2009)。 这些藩镇彼此攻伐不断,对中央时叛时降,藩镇内部更是战乱不已。 据统计,这段时间内,大的藩镇动乱有 171 起(张国刚,2009),小的动乱更不计其数。图 1 展示了唐朝元和年间(AD. 806-820)的藩镇分布情况。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整个唐·95·经济资料译丛 2015 年第 2 期淤于“均田制冶为一种土地制度,核心是秉承为民置产的精神,将政府控制的土地按照劳动力多寡分配给人民耕种。“府兵制冶为是一种兵役制度,府兵平时从事生产和地方卫戍,其将领只负责平时的训练管理,无调兵的权力;若遇战事,府兵由朝廷派出的将领领导作战,事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冶。王朝藩镇林立,大部分的节度使集中在当时经济发达的长江以北地区,东南地区以相对顺从的观察使为主,同时东南地区也成为唐廷财赋依赖之地。图 1摇 唐代藩镇分布图数据来源:张国刚(2009)研究中的《大唐方镇图》。2. 2 “藩镇割据冶与“科举制冶的关系适逢乱世,局势动荡不安,“两税法冶取代“均田制冶、“募兵制冶代替“府兵制冶,制度的大变革不仅影响了中央皇室,更是对底层平民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冲击:越来越多因“均田制冶崩溃而分不到田地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军人,而众多的寒门子弟和白衣文人也通过“科举制冶成为了官僚集团的一员。 各个藩镇之间的军事竞争使得藩帅们以能力为标准选拔任用人才,同时,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军事竞争也使得中央更需要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为其所用。 这就使得“科举制冶这一重视能力而非门第的选官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之相辅相成的使府“辟署制度冶同样为广大寒门俊造提供了致身通显的捷径。由此可见,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冶所产生的军事竞争压力推动了“科举制冶的发展:文人依靠能力入仕,将领依靠军功升迁,底层平民受益于“科举制冶得以进入上层社会,官僚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革。 利用整理得到的《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人物信息以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06·Journal of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of Economics表》中唐代的内战信息,图 2 展示了“藩镇割据冶的军事压力对“科举制冶产生的推动作用。图 2 中纵轴表明历史人物是否依靠能力入仕(指通过科举和军功入仕)淤:个人依靠能力入仕,则 ability = 1;个人不依靠能力入仕,则 ability = 0。 横轴为藩镇割据时期的军事压力,由dum755伊war=dum755*war 来衡量,其中 dum755 为代表安史之乱(AD. 755)发生的哑变量,历史人物出生年份在 755 年以前的,dum755 =0,出生年份在 755 年及之后的,dum755 =1;war 为历史人物的籍贯地在其出生年份上推 25 年内所爆发的内战次数,这样我们就利用安史之乱后的内战爆发次数作为藩镇割据时期军事压力的指标。 实心点代表历史人物“是否依靠能力入仕冶的实际值,空心点代表历史人物“是否依靠能力入仕冶的拟合概率值。 图 2 表明“藩镇割据冶对“科举制冶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军事竞争压力越大,历史人物依靠能力入仕的概率越高。图 2摇 唐代“藩镇割据冶(AD. 755-906)的影响3.贵胄凋零 寒门势起前文论述了“藩镇割据冶时期各方军事竞争对“科举制冶的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作用,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其中起作用呢? 军事竞争又是如何推动选官制度的变革呢? 下文将对此进行挖掘和讨论。中唐以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主张“计口授田冶的“均田制冶此时正逐渐崩溃,而“安史之乱冶的爆发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打破了这项实行了近三百年的土地制度。 与此同时,“募兵制冶取代了“府兵制冶,军士与藩帅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依附转为雇佣。 一时间·16·经济资料译丛 2015 年第 2 期淤 由于“科举入仕冶(依赖个人的科举考试成绩),依赖个人的能力和勤奋;与战争年代“军功入仕冶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排斥了个人的出身、家族背景等非个人能力因素,因此本文将“科举入仕冶和“军功入仕冶归于一大类,即“依靠能力入仕冶。 数量上,“军功入仕冶的人较少,合并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全国各地硝烟四起,各方豪强招兵买马、拥兵自重。 根据张国刚(2009)的《唐代藩镇研究》,可将所有藩镇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3),按照期间发生战乱次数由少到多排列,依次为:东南财源型、边疆御边型、中原防遏型和河朔割据型,他们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是由紧密到独立的。图 3摇 唐代藩镇类型分布图数据来源:GIS 地图来自 Robert Hartwell 的“中国历史研究冶GIS 数据库( " China Historical Studies" GISdatasets)中的唐代疆域部分(AD. 741)。注释:安史之乱(AD. 755)之后陇右道归属吐蕃,因此并不包括在此次藩镇类型划分当中。 图中长安为唐代首都,洛阳为唐代另一重要的政治中心。在藩镇割据中,士兵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藩镇统帅由士兵拥立,不受中央控制;同时藩镇节度使一旦损害了军士的利益或者不能够满足军士的要求,也会立即垮台。 据《资治通鉴》对藩镇内部动乱的记载,从安史之乱前的公元 750 到唐朝灭亡前的公元 906 年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唐代藩镇动乱总计 286 次,其中由普通士兵主导的动乱有 97 次,而由中低级军官主导的动乱为 41 次,两者共占比例为 48. 25% ,超过了由高级军官主导的 125 次藩镇动乱。 图 4 展示了这种动乱类型的分布。 唐代藩镇割据年代充斥着士兵哗变、将令不行、士兵驱帅杀帅等乱象,所有的权威法度全遭破坏,所有的社会结构也被打破,世家大族完全没有任何优势。·26·Journal of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of Economics图 4摇 唐代藩镇动乱的类型分布数据来源:《资治通鉴》藩镇动乱记载除了军事方面,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中央的“科举制冶外,“辟署入幕冶也成为唐人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 藩镇本身所行使的“使府辟署制度冶可直接任命幕僚;而藩镇节度使本身往往拥有人事权和检察权,所以藩镇实际上对州县官员的任命有实际的控制权和任免权淤。 藩镇割据中,藩镇财政、军事相当独立,这种独立也使得藩镇的人事也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而藩镇的人事有向大众开放的现实需求。 藩镇需要割据称雄、需要对抗中央的压力、需要应对来自其他藩镇的军事竞争、需要稳定藩镇内部,这样的竞争压力使得底层的人才更有机会上升,而家族背景并不容易成为个人上升的筹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进一步加强。 藩镇幕僚职位地位高、来去自由、薪俸优厚、权力大并且政治前途广,幕职对社会人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尤以唐后期为甚;更为重要的是,布衣平民,只要其才能得到节度使的认可即可被征辟入幕,担任官职(张国刚,2009),很多入幕者以此为跳板跻身中央———唐朝肃宗(AD. 761)以后的宰相共 181 人,除 12 人情况不详外,约有五分之三的人曾在幕府供职,除去僖宗、昭宗以后(AD. 873-904)的情况,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张国刚,2009)。 在此情况下,家族背景在个人入仕中毫无优势。 世家大族一方面无法在中央垄断政权,另一方面也无法在地方垄断仕途;世家大族完全衰落,社会流动性不断得到加强。2、入仕方式从图形的 12 点钟方向开始,顺时针方向分别为荐举、授官、荫庇、军功、科举、归降、其他共七类。图 5 展示了在《旧唐书》和《新唐书》有入仕方式记载的 1561 人中,平民出身和贵胄出身的唐代官员科举入仕比重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安史之乱冶后平民通过科举入仕的占比有所增加,贵胄通过科举入仕的占比大幅增加。·36·经济资料译丛 2015 年第 2 期淤 理论上,藩镇州县官员的任免由中央决定。图 5摇 安史之乱(755—763)前后官员入仕方式的变化数据来源:《旧唐书》、《新唐书》人物列传注释:贵胄指贵族、宗室、外戚,平民指毫无家庭背景的平民百姓。根据上述军事、官僚制度两个方面,总结出如下图 6 所展示的藩镇割据影响图。 “藩镇割据冶时期的军事竞争,打压了贵族门阀的势力,打破了阶级固化,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以才选官,据能任官,推动着唐朝中后期“科举制冶的发展。图 6摇 藩镇割据的影响·46·Journal of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of Economics4.结语百年动荡,历史沧桑,经历了“安史之乱冶的唐朝呈现出与其鼎盛时期截然不同的局面:全国各地藩镇林立,内部战火连绵不绝。 但唐朝并未就此分崩离析,它仍然存续了 100 多年,主要原因就在于各藩镇之间的竞争与制衡。 对于能人志士的争夺成为藩镇间竞争的筹码和手段,许许多多的布衣文人虽无显赫家世,但却凭其自身才干在藩镇幕府谋得高官职务,很多人甚至以幕府官职为跳板,跻身中央官僚集团,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抱负,唐代后期的这种取士之兴盛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张国刚,2009)。 正是这种“取士不问出身冶的制度增强了整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得“科举制冶和“使府辟署制冶这两种以能力为考核标准的选官制度成为社会主流。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不论是春秋战国乱世后的秦汉繁荣,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后的隋唐兴盛,亦或是五代十国乱世后的两宋繁华,中国在经历过动荡不安的时代后,总是会进入一个更加繁荣的新朝代。 这种历史演进背后的规律,在分析过唐代“藩镇割据冶时期的百年动荡之后也许可见一斑,即:动乱年代权威丧失,导致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竞争加剧,此时制度的变更就会越加凸显,伴随着文化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在竞争中产生出更适宜发展的制度,而在此基础上的统一必将带来后续的繁荣。参考文献:陈高傭等,1986,《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影印自暨南大学 1939 年版)。黄永年,1988,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80-88。李永刚,2009,唐两税法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43-47。刘昫等,1975,《旧唐书》,中华书局。卢向前,2006,《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欧阳修、宋祁,1975,《新唐书》,中华书局。钱穆,200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寿南,1978,《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大化书局。吴宗国,2010,《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杨志玖,1980,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第 6 期,24-28。杨志玖、张国刚,1982,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学术月刊》,45-50。杨志玖、张国刚,1984,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社会科学战线》第 1 期,130-137。张国刚,2009,《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唐史研究会编,1983,《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朱海涛,2013,郡县制与中华文化大一统格局之形成,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56·经济资料译丛 2015 年第 2 期

城头变幻大王旗：唐代藩镇割据与选官制度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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