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5日,马来西亚举行第13届下议院大选,执政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简称“国阵“)赢得全部222个席位中的133席,获得本次选举的胜利,但得票率仅为48.6%;而由主要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PEOPlE AllIAnCE简称“民联“)赢得89席,但得票率却高达51.4%。民联比国阵的得票率高了2.8%,结果却是国阵继续执政。获得更多选票的政党却无法赢得更多的国会席位,如此不公正和离奇的选举结果,引起了马来西亚反对阵营的强烈不满。反对党的支持群众在选后就立刻展开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指责执政党操纵选举并有选举舞弊

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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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研究》2013年第10期 （总第262期）国外议会评介多数制国会选举的“机械性因素”□ 陈 兵2013年5月5日，马来西亚举行第13届下议院大选，执政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简称“国阵”）赢得全部222个席位中的133席，获得本次选举的胜利，但得票率仅为48.6%；而由主要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People Alliance简称“民联”）赢得89席，但得票率却高达51.4%。民联比国阵的得票率高了2.8%，结果却是国阵继续执政。获得更多选票的政党却无法赢得更多的国会席位，如此不公正和离奇的选举结果，引起了马来西亚反对阵营的强烈不满。反对党的支持群众在选后就立刻展开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指责执政党操纵选举并有选举舞弊行为。民联还据此展开选举诉讼，要求马来西亚选举法庭宣布本次选举无效。然而，与反对阵营的诉求相反，这种结果的最终产生，与执政党的选举舞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由马来西亚国会采用的多数制（Plurality Voting System）的选举制度的“机械性因素”（mechanic effect）造成的。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就沿袭其殖民母国英国的国会选举制度，下议院222个席位全部由小选区比较多数决制（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DistrictSystem，Plurality-SMD）产生，无一例外。马来西亚全国被划分为222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个应选名额，得票最多者即可当选，而不问其得票是否过半。英国下议院在历史上首先将该选制应用于国会选举，自1265年国王亨利三世下令每个郡选出两名骑士，主要城镇选出两名市民进入议会开始，英国国会就一直沿用这种制度。近代以来，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该制又被移植到各殖民地的议会选举。在各殖民地独立之后，也大都沿袭该制作为新国家的国会选举制度，美国参众两院、印度人民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会两院等英联邦国家的国会，都正在或曾经使用过该选制。小选区比较多数决制又是多数制中最典型的类型，也是公认的最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的选制类型，因此采用该选制的国家，大多都是两党制或一党优位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相互关系而闻名于世的法国社会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首先提出多数制会产生“机械性因素”：多数制下各政党的得票率与议席率会不成比例，多数制会使大党超额代表（over-representation），使小党缺额代表（under- representation）。也即某个政党的得票率达到一定比率后，它的议席率就会远远高于它的得票率；相反，如果某个政党的得票率达不到一定比率，那么它的议席率又将会远远低于它的得票率。如英国2001年议会下院选举：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是 33%、42%和19%，但三个政党在下院的议席率却是26%、64%和8%。三党得票率与议席率之间的落差为-7%、+22%和-11%。也正是在“机械性因素”的驱使之下，选民才会产生不愿意让自己的选票成为废票的心理，进而舍弃当选无望的小党，转投有希望当选的大党，而这也就是多数制更有利于大党的关键所在。多数制的“机械性因素”常常会造成“人为的多数”，即在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获得过半数选票的情况下，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却最终能够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从而在制度的机械效应之下，产生一种人为的过半多数。如2009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见表一），民主党在众议院多数制选区的得票率仅为47.2%，却一举囊括了73.7%的议席，民主党也正是依靠在多数制选区的大胜，才最终获得众议院的过半多数，将自民党拉下马，实现了政党轮替。而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多数制的“机械性因素”还会导致如本次马来西亚国会大选那样极端的例子，即得票率高的政党的议席率反而低于得票率低的政党，政党的得票率与议席率严重失衡。英国在二战后的历次国会大选中，就屡屡产生这种极端的例子。如1951年的英国下议院选举，保守党得票率为47.9%，工党的得票率为48.8%，但两党所获的议席数却分别是321席和295席，保守党的得票率比工党少了0.9%，议席数却多了26席。与之相类似的是美国总-- 40《人大研究》2013年第10期 （总第262期）统大选。除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州之外，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制（Electoral College）也实行比较多数决制，候选人在某州只要获得最多的选民票，就可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因此美国总统大选也常常会产生“赢得选民票却输掉大选”的情况。如2000年的总统大选，民主党的戈尔获得48.33%的选民票，多于共和党小布什47.88%的得票率，但双方的选举人票却是266对271，比小布什多得44万多张选民票的戈尔反而成了最后的输家。表一: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多数制选区各党得票与议席情况表（摘自日本总务省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links/senkan/）促使“机械性因素”产生以及进一步产生像本次马来西亚大选这样的怪现像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比较多数制“胜者全拿”的制度规则。多数制有比较多数制（Relative Plurality）和绝对多数制（Absolute Majority 或 Supermajority）两种类型，二者的主要差别是前者是“领先者获胜”，后者是“过半者获胜”。但在本质上，二者同样实行“胜者全拿”的机制，失败者即使获得相当的选票，它的得票率也无法在议席率上得到体现。如A党在某选区的得票率为49.9%，B党的得票率为50.1%，B党赢得国会席位。虽然A党的得票率只比B党少了0.2%，但A党和B党的议席率却分别是0和100%。而在由多个这样的选区组成的全国大选中，就有可能会产生B党在大部分选区以微弱优势险胜A党，但在其他选区却以悬殊的差距败给A党的情况，其结果就是B党最终赢得更多的席位，而A党的得票率却更高。这就像A队和B队进行了一场排球比赛，各局的比分分别是25比18、23比25、22比25、25比20和13比15，最终B队虽然以3比2的大比分获胜，但在各局的小分上却还输给A队5分。二是选区间的不平衡。所谓选区间的不平衡，指的是各选区的选民数量不相同，且差距较大。当然，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和选区划分的滞后性，要做到每个选区之间选民数量的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但一旦选区间的差距拉大到一定的程度，造成各地产生一个议员所需的选民票数的差距过于悬殊，就会严重违背“票票等值”的选举权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因此，几乎各国选举法都对选区划分的定时调整有着明文的规定，以避免票票不等值现象的出现。但即便如此，由于行政区划、立法者的惰性以及政治既得利益者的阻拦等原因，选区间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可见。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各国基本上都经历过城市经济繁荣，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流动的发展历程，这就会造成农村选区与城市选区的不平衡，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如历史上著名的英国的“腐朽的城镇”（rottenborough），从十六到十九世纪之间，英国实现了工业革命，农村人口大量迁居新兴工业城市，但英国的选区却没做过一次调整，结果拥有十三万居民的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在下院没有一个席位，而只有7名登记选民的老萨拉姆镇（Old Sarum）却有两个席位。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既得利益者的故意阻拦。因为在政党倾向上，保守的农村地区常常被认为倾向于执政党，而开放的城市地区则倾向于在野党，所以执政党往往都会拼命保住农村的选区而拒绝重新划分选区。马来西亚的选区划分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经济的发展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而执政联盟国阵却在保守的农村地区更有优势，因此即使农村选区与城市选区的选民数量有着较大的差距也不愿重新划分选区。以本次选举为例，民联之所以无法战胜国阵，很大的原因就是民联中的马来人政党人民公正党和伊斯兰党，在许多马来人为主体的农村选区中不敌国阵中的马来人政党巫统。而巫统之所以能守住政权，靠的也是在农村地区的胜利。民联大量取得选民较多的城市选区，而国阵则大量取得选民较少的农村选区，这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二者的得票率一高一低。三是各选区的投票率有差别。英国学者在研究英国国会选举中各政党得票率与议席率有落差现象时，就指出各选区不同的投票率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英国选区间的投票率差距甚至达到过30%。即使在大部分选区的选民人数相对平衡的前提下，政党民主党自民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公明党国民新党大家的党幸福实现党新党日本其他党派无所属得票率47.2%38.6%4.2%1.9%1.1%1%0.8%0.6%0.3%0.9%2.8%议席率73.7%21.3%0%1%0%1%0.67%0%0.34%0%2%议席数22164030320106-- 41《人大研究》2013年第10期 （总第262期）人大视野涉农职务犯罪实证分析及预防对策研究各选区不同的投票率也可能会造成赢得选举胜利的政党的得票率却不是最高的怪现象。不同的投票率实际上就是再次将选区间的选民人数变为不平衡，最终获胜的政党如果获胜的大部分选区投票率较低，其总得票率肯定也会随之低落，而国阵在本次选举中的情况就恰恰如此。国阵自1974年成立以来就在马来西亚政坛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在历次大选中均以绝对优势获胜。而在2008年也就是上一次国会大选中，马来西亚人心思变，民联首次打破国阵在国会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席位的绝对优势，让马来西亚的反对阵营顺理成章地认为本次选举将是最可能掀翻国阵执政地位、实现政党轮替的机会，所以本次选举对马来西亚的反对阵营和反对党的支持群众意义非凡，这也就在无形中对马来西亚反对阵营的支持者起到了选举动员的作用，飙高了反对势力占优势的选区的投票率，让民联的得票率大增。反观国阵则动员不力，既没有给本次选战赋予非凡的意义，将选举上升到“政权保卫战”的层次，而且还因担心过分动员反而有利于反对党而被缚住手脚。所以国阵占优势的传统选区投票率不高，国阵的整体得票率自然也就无法攀高。（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学硕士）□ 王志坚纵观古今中外的治乱兴衰，不难发现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政权稳固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央先后出台众多支农惠农政策，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农民增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发展。而涉农职务犯罪侵吞惠农支农项目资金，侵害农业发展基础，侵犯农民权益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甚至会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对涉农职务犯罪进行实证分析和防治对策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以甘肃省五年来的情况为基础资料，结合近几年省人大常委会对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工作情况的调查研究，深入剖析涉农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发展趋势、发生原因并提出预防对策。一、涉农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分析涉农职务犯罪一般案值较小，涉案人员级别较低，社会关注度相对不高，但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可小觑。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一）直接侵害农民利益。调查发现，涉农职务犯罪侵害对象往往是农村最弱势、最贫穷、最需要国家救助的群体。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检察机关五年间查处的904件涉农职务犯罪中，涉及“五保金”“低保金”“三无资金”等国家救济类资金的367件，比例为40.1%。（二）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村稳，则天下安。”涉农职务犯罪容易激起民愤，是诱发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等社会不稳定事件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近年来因涉农职务犯罪引发的群体事件呈增多态势。如，甘肃省陇南市某粮管所所长杨某某挪用退耕还林款10万余元，引发近百人集体上访；该市礼县盐关镇某村支书牟某某等五人贪污行为，引发200余人上访并冲击县委。（三）损害农业发展基础。涉农职务犯罪侵吞农业发展资金，影响国家三农政策落实，破坏土地等农业资源，严重危害农村基础建设和发展潜力。如，甘肃省张掖市某国土系统领导滥用职权，违法批准企业占用耕地建窑建房、取土烧砖，导致230余亩耕地被严重毁坏；天水市某县国土局局长张某某滥用职权违法颁发采矿许可证，致使20余亩林地遭到破坏；平凉市某农牧系统领导滥用职权，截留挪用国家优质专用小麦良种推广补贴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余万元，致使国家良种推广政策未得到落实。（四）削弱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和国家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基础。涉农职务犯罪腐蚀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从根本上损害了党和国家农村工作根基。从办案情况看，农村基层组织“一把手”仍是发案“重灾区”。2007至2011年，甘肃全省查处的涉农犯罪案件1542人中，村支书、村主任等基层组织“一把手”754人，占此类案件立案人数的48.9%。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前腐后继”“一窝烂”情形较为突出。如，甘肃省甘谷县新兴镇某村前后两任村干部张某某（现任支书）、李某某（原任支书）等5人贪污退耕还林款被依法查处。（五）败坏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农村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其组成人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涉农职务犯罪，有大肆侵吞挪用“三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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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制国会选举的“机械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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