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拒绝承认凌驾于历史、民族和阶级差别之上的不变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存在,相反地,他断定,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生产关系中获得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实际上与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时代有关,道德原则不是普遍永恒绝对的

杨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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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恩格斯对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兼论“普世价值”杨胜良＊　　〔摘要〕　恩格斯拒绝承认凌驾于历史、民族和阶级差别之上的不变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存在，相反地，他断定，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生产关系中获得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实际上与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时代有关，道德原则不是普遍永恒绝对的。〔关键词〕　恩格斯　道德绝对主义　普世价值〔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４３－０３　　近代德国人本主义思想家们与他们批判的封建神学一样，大多持某种道德绝对主义立场，认为道德原则是绝对的，可以永久、普遍适用，不能被侵犯或放弃。恩格斯在对费尔巴哈、杜林等的批判中，对他们的道德绝对主义的立场、主张和方法进行了批判。一费尔巴哈是道德绝对主义者，他认为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人对人的爱”：“在实践上，最高的和最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１］这里的“实践”即康德“实践理性”之实践，就是道德领域，爱被看成道德领域最高的首要原则。将“爱”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源于基督教，基督教认为道德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爱，爱被认为是上帝的本质及上帝的命令（即“戒”），绝对不能违反。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费尔巴哈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宗教出于人的异化，基督教的上帝是人本质的外化，上帝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属神的本质就是那个由于抽象之死而变得容光焕发的属于人的本质，是人之隐遁的精神”［１］（１２９）。从而，爱等道德原则的基础其实是人自身的本质：“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１］（２８）从而，费尔巴哈认为，爱等道德原则是普遍的：“爱和理性其本性都是自由的，普遍的。”［１］（３０１）并且他力求将这些原则绝对化，他断言，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即“爱”）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２］。由此费尔巴哈提出爱的宗教，把“上帝就是爱”的基督教最高命题倒转过来，提出了“爱就是上帝，爱就是绝对本质”的信条，在爱的宗教名义下，将爱等道德原则绝对化了。对于费尔巴哈这种绝对的道德原则，恩格斯批评说，“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恩格斯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３４＊　　＊　 作者简介：杨胜良，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２］（２４０）绝对永恒的道德原则，只存在于费尔巴哈的抽象思维中，在现实生活中，每个行业、每个阶级、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道德原则在不断地被打破，永恒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不存在。杜林是个绝对主义者，在认识和道德上都持绝对主义立场。在认识上，他从思维的至上性出发，认为在“一般知识的世界”，存在着“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等诸如此类的永恒真理，进而他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３］的结论。他说，道德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这些原则和要素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３］（４２５），具有和数学认识相似的适用性及有效范围，和数学一样普遍绝对。杜林还从绝对主义出发批判了道德相对主义：“在伦理问题上，对一般原则的否定，是同风尚和准则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样性牢固地联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认伦理上的邪恶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就要否定起协调一致作用的道德本能的庄严意义和实际效用。”［３］（４２５）杜林认为，将道德准则与地理、历史文化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的道德相对主义，是对人类向善能力和决心的怀疑，这会向取消一切伦理观念和道德原则的虚无主义打开大门，从而导致人们行为随心所欲，放纵罪恶。恩格斯对杜林的绝对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认识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真理不是绝对的，它和谬误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３］（４３１）。在认识领域，真理与谬误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道德领域中善与恶的对立更是如此，恩格斯说：“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３］（４３３－４３４）相同的行为也许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那里在道德上是善，但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里则可能是恶。善恶观念在不同的民族相互冲突，在不同的时代相互转化，不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恩格斯指出，在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有三类：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它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及其不同分支；和这些道德并列的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这三大类道德论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善恶的标准都不尽相同，“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３］（４３４）。恩格斯因此拒绝永恒的终极的道德准则的存在：“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３］（４３４－４３５）二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和杜林等道德绝对主义思想方法论上的错误是“抽象”（而不是分析），“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从而一切现实、社会的人都成为抽象的类的人，而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也成为一种抽象的逻辑关系。道德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而费尔巴哈所谓的“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２］（２３６）。费尔巴哈的“人”是基督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实际是大写的“人”字）转化来的抽象的“类”的人，不是“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而费尔巴哈眼中作为道德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现实的、历史的，而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抽象的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他说，“道德的发生至少也必须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性关系可以直接地看为是基本的道德关系，看为是道德的基础”［４］。杜林采用的也是与费尔巴哈类似的抽象的方法。他将所谓的“数学方法”应用于历史、道德和法方面，就是将不同历史、文化中的人及人与人的关系的个性、具体性抽象掉，只剩下类似数字和概念４４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一样的最简单的要素，然后直观这些要素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这些关系就是绝对的伦理规律，构成道德和法的基本原则。如杜林在对平等的论证中，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那就是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而杜林的这两个人，“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一切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只剩下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３］（４３９）。在恩格斯看来，那些离开了现实的历史的抽象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杜林等的方法完全相反：“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５］从现实的人出发，道德、宗教等是反映其现实生活、物质利益的意识形态，它们不是独立的，更不是绝对永恒的，它们依赖于现实经济生活，并随之而变化。三恩格斯对道德绝对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决不走向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时代、民族乃至阶层有不同的道德体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是相对于各自不同的道德体系而言的，没有普遍的道德原则可永久、普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也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些不同道德体系的优劣，从而不同时代和民族、阶级的道德原则不可比较，不能评判，道德相对主义因此怀疑道德的进步。恩格斯认为，尽管在不同文化、时代中存在着不同的道德体系，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道德存在共性，不同的道德体系之间有相同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甚至价值标准存在。而其根源，恩格斯认为，不是普遍的人性，而是共同的历史和经济生活。首先，同一民族不同时代的道德体系有共同点，恩格斯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恩格斯指出，在当时欧洲并存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３］（４３４）。道德是文化现象，有民族文化的因素，有其继承性，因而同一民族不同时代的道德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不同时代共有的道德原则存在。其次，不同民族如果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道德体系也往往有共同之处，其原因则是它们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恩格斯说：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他举例说：“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３］（４３４－４３５）道德作为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同民族只要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其道德就会有一致之处。回顾恩格斯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所谓“普世价值”等是有益的。今天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应该指的就是恩格斯所称的那些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道德体系具有共同的原则和规范，即“共同价值”或“共同道德”。“普世价值”的根据，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源于人性，本于良知和理性，超越民族、阶级和历史之上。普世价值应该立足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道德和价值的现实基础，是异中“取同”，是寻求和达成共识的过程，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平等对话的结果，实质上是不同文明和国家的人们在全球化大潮下共同生活、应对共同问题达成的共识，是面对共同处境的一致反应。参考文献［１］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Ｍ］．荣震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３１５．［２］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３４．［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３０．［４］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Ｍ］．荣震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５７１－５７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３．责任编辑：杨义芹５４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恩格斯对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兼论“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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