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漠河金矿,学界过往之研究大都利用了《矿务档》所载有关漠河金矿的资料。遗憾的是,在过往研究中,对《矿务档》所载企业收支账略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大都仅将其作为研究漠河金矿的重要史料,而并没有就其所反映出的、有关企业生产、经营等诸多问题予2010/2011年度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

郭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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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 2012·5 月上旬国子监拜谒文庙，到通州张家湾祭祀祖坟。清廷施行“怀柔远人”的政策，给予琉球丰厚的赏赐，颁赏时在午门举行仪式。另外，琉球使节还会在京进行互市贸易，会同馆是其最为重要的交易场所。清初规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领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限期”[4]卷 398,11。琉球的交易品主要是土夏布等，他们在贸易活动中获取的利益极为丰厚。琉球官生来在北京的生活极为充实、忙碌。据潘相记述，他们“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诣讲堂，听讲《小学》教条。《小学》完，讲《近思录》。饭后，讲经教条，临帖。灯下，讲四六古文各一篇、诗一首。次日背诵。”“逢三日，作诗一首，不拘古律；逢八日，作四六一篇，或论序等类一篇。”[3]586 生活上清廷对琉球官生的言行举止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讲书之时，诸生以齿序立，专心听讲，或有语言不通、意义未晓者，须再三问明。”“听完之后，各归本位肄业，衣冠必整肃，出入必恭敬，行步必端庄，不得笑语喧哗”[3]586。学习上清廷对他们的功课给予严格考核。史料记述了对康熙二十五年入监的蔡文溥等三个官生进行考核的情况，“特设教习一人，朝夕训导，又命博士陆德元董率其事，六日一次，查每日功课。临回时，祭酒考一次，礼部差主客司郎中考两次”[6]304。康熙时期设立的学生教习制度使官生的学习质量进一步得到保障。“明时，琉球入学，不设教习，其教法甚略。”“康熙朝二十七年梁成楫等入学，上特命司成于肄业正途贡生中遴选学行之优者，奏举一人为教习，专司讲解。派博士等官经理之，堂官不时加谨稽查，其犹周制之旧典。”[3]548 清代琉球官生所学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经学、史学、诗集、古文集、四六文等。这些官生大都学有所成，涌现出程顺则、蔡温、林世功等许多杰出人物。清代北京琉球人不仅为中琉宗藩关系的延续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还成为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中琉间朝贡贸易丰富了双方的物质产品，先进的中国科学文化传入琉球，推动了琉球社会的进步。直至今天，冲绳地区还保留着首里城这样极富中国特色的建筑，有摆放石狮子、看风水的习俗。参考文献[1]赖正维.康熙时期的中琉关系[M].海洋出版社,2004.[2]徐恭生.清代琉球接贡制度,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3]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黄润华、薛英.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下）[M].北京图书馆,2000.[4]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5]金景善.燕辕直指,燕行录选集（上）[M].韩国:成均馆大学,1962.[6]久米村系家谱（上）,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集室.那霸市史资料篇第 1集卷 6.冲绳:那霸市史编集委员会,1980.★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对漠河金矿，学界过往之研究大都利用了《矿务档》所载有关漠河金矿的资料。遗憾的是，在过往研究中，对《矿务档》所载企业收支账略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大都仅将其作为研究漠河金矿的重要史料，而并没有就其所反映出的、有关企业生产、经营等诸多问题予以考察。本文拟主要根据《矿务档》所载企业前七届（1888—1896 年）收支账略的档案资料，通过统计、分析有关漠河金矿生产经营状况的几个数据，探讨过往学界在讨论漠河金矿前期生产经营情况时关注较少的几个问题，以期深化对该企业历史认识。同时，作为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矿业企业之一，探讨漠河金矿兴衰成败的历史原因，亦有助于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企业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深化对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历程的认识。一、漠河金矿的创立19 世纪 60 年代以降，清政府为摆脱统治危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先后创办了一系列的军用和民用企业[1]217。漠河金矿便是其中之一。漠河金矿位于今黑龙江省漠河县境内。据清人徐宗亮记载，“漠河一名墨河，源出内兴安支岭，北流入江”[2]64，而漠河地方则在“额尔古讷河会入黑龙江口合流处”[3]6613，“界内兴安岭东北麓、黑龙江右岸，旧属索伦部。上而洛古河、奇乾河、乌马河、窪希利沟，下而爱西小东沟、爱东观音山”[4]43，“距齐齐哈尔、黑龙江两城，各千六百余里”[2]64。清咸丰年间，鄂伦春人在此发现金沙。光绪十年（1884）八月间，时任黑龙江将军的文绪听闻“有拿获私行入山淘金人犯讯后释放情事”,立即要求黑龙江副都统成庆派人查明此事，方才得知沙俄在漠河偷采金沙“已逾三年”之久[5]138。在与俄政府反复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清政府于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派兵驱逐金匪。“将俄民所盖房间七百余所、地窑五百余所，共一千二百余所均行放火沿烧灰烬”，并且“责成官兵严为看守”[6]。其后又几次派兵驱逐再次越境聚集盗采金沙的金匪，共驱逐“金匪一万余人，焚烧木房一千余所”[5]224。随后，“于法毕尔、胡玛尔、乌木等三处，由官制造小船三只，以期巡视便捷”[7]4。此后，据中国出使英、俄大臣来咨，有“俄人萨比汤，欲在中国黑龙江之粗鲁海图卡内，约租地段、设立公司，开采金石各矿”[5]238；而长期留兵驻守，也给清廷和地方衙门带来沉重负担。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副都统成庆向清政府提出建议，“或者封禁，或者招商开挖，抵充俸饷”，提出开办漠河金矿。黑龙江将军恭镗也随后上奏清廷，认为金匪虽“叠经派兵弹压驱除，孽芽未净”，而且“若久禁闭不采，恐俄人将来图占贻患”，“事关杜患防边，早办一日，则可息外邦觊觎之心，亦可弭内地奸民之隙”，因此请求清政府“及时开采，以杜外人觊觎”[8]313。在黑龙江地方官反复奏请下，清政府为“兴利实边”，决定开办漠河金矿，李金镛为首任总办，于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七（1888 年 2月 18 日）创办漠河矿务总局[9]213。二、漠河金矿前期的生产经营条件从地理位置上看，漠河金矿处于东北边疆寒苦之地，自然条件恶劣且交通不便，企业第二任督办袁大化在其所著《漠矿录》中，曾记述：漠河矿厂，在元葆山之簏，河之上游也。厂在万山中，漠口迤逦南行人山折而西南，计程七十里；丛林蔽天，伐木辟道，以通车马。其地南至墨尔根城，经度斜距乌道八百里，迂道千里[4]43。不利的自然环境制约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无论是招工，还是金沙的运输，都受到了较大影响。从生产技术上看，漠河金矿几乎是靠手工劳作和土法采金。企业也有一些机器设备，但基本上是从吉林机器局购置的一些木质机器 [5]328，关于漠河金矿所采用的木质淘金机器，《漠矿录》中也有比较全面的记述[4]50。总体来说，这些设备是简陋的，而且恶劣的自然条件限制了这些机器设备的使用，给企业生产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再就是企业创始资本不足。清廷决定创办漠河金矿之初本欲打算招股集资，但当时漠河金矿前期经营状况探析 □ 郭崇江揭秘档 案Dang'anjiemi33兰台世界 2012·5 月上旬“南中近年市面萧条，其殷实之家固尚不少，或因他处之矿得手无多，不免裹足”，首任督办李金镛虽“年内外赶紧劝集，约不过六七万金”[8]318，并不能满足企业开办所需。后来，虽然一方面先由当时极力倡办漠河金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借商人银十万两”，再由“黑龙江将军恭筹拨库银三万两”，先满足开办之需；另一方面由矿务局“于上海、天津、吉林等处，设立分局招徕”[8]320。但这也说明，企业自开办之初，便存在着资本不足的问题。对于企业发展较有利的是较为丰富的藏金矿源。漠河一直以来就被称作“金穴”。据“美国化学师乐百时化炼，计一千分中得净金八百七十一分，银七十五分，铅、硫磺、铁五十四分”。并且根据该化学师所称，“此金可与美国旧金山之金并埒”[8]320。袁大化在其所著《漠矿录》中提到漠河金矿矿源时曾提到：漠河厂金八六五成色，奇乾河厂金七二成色，乾北涧金六五成色，乾西涧金六三成色，爱珲西山东沟金八八成色，观音山东沟金八六五成色[4]47。从上述袁大化的描述来看，漠河金矿不仅藏金丰富、河沙中含金量较高，而且金沙成色十足，这对漠河金矿生产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漠河金矿前期的生产经营状况分析《矿务档》第七册中收录了漠河金矿自光绪十四年开办之日起到光绪二十一年，共七届比较完整的企业收支账略。以往学界在研究漠河金矿相关问题时，大都将其作为史料予以使用，而较少关注其中所反映出的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为清楚展现漠河金矿前期的生产经营状况，本文从《矿务档》所载漠河金矿前七届收支账略[10]4530 入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行了统计。通过对于漠河金矿前期生产经营情况各种数据的统计，企业前期的生产经营状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前期产量不稳定。根据漠河金矿第一届账略所载，企业自光绪十三年勘路之日起至光绪十五年底共产金 18961 两，而自此之后到光绪十九年，企业的产金量是逐年递减的,分别为 23105 两、20220 两、15312 两和 9396 两。光绪十九年，仅约为第一届所产的 50%。出现这一状况主要原因在于漠河金矿地处极边寒苦之地，不仅招工十分困难，而且经常有矿丁逃跑的事情发生。漠河金矿主要靠人力劳作，一旦人手缺乏便会极大影响企业的生产。此外，企业创办之初，开采技术比较原始，限制和影响了企业生产的开展。因此，早在企业创办之初，总办李金镛便提出“机器宜购置也”[8]323，并且主张购买国外的先进机器以保证企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只是直到最后，企业也并没有添置国外机器。漠河金矿后来产量虽大有提升，但终究只是“季节性”的发展，产量常有反复。第二，企业的分金章程有利于企业生产发展。尽管漠河金矿地理位置十分偏僻，条件艰苦，但漠河金矿早在开办之初便采取了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分金章程，规定“四六分金”，即每开采一两金沙，企业得四成而矿丁得六成。这种四六分成制将企业的生产绩效与个人工资结合，企业生产愈发展、产量愈大、盈利愈多，个人的工资就愈高，“概系四六分金，故人人力作，无待督劝”[11]20。单从账略中的记载来看，在企业前期产量最高的光绪二十一年，矿丁拿到了将近 50 万两的分成，确实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也正是漠河金矿这种类似于今日之绩效工资制的分成办法，使得企业在环境恶劣、技术简单的条件下取得了较之于其他洋务企业十分明显的成效。第三，从统计结果来看，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对企业前期生产经营的影响不明显。漠河金矿在第六届结余后资产上升到了 50 多万两，并且有了 1896 年企业高达 190 多万两的收入。即使是第七届账略中所记载的、企业所支前届官利也仅为 7173 两，约占企业结余的 2%。除第七届外，企业前期报效均按定章进行，第六届最多也仅为 108000 两。由此，在企业发展的前期，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并不明显。第四，企业的报效制度和分红制度的实施具有延迟性。漠河金矿前三届账略中均无企业对当届结余进行报效和分红的记录，第三届企业账略所载分红即是按照章程规定本应在第一届便进行的分红[8]326。而此后各届也均存在延迟分红和报效这一问题[11]4530。由于漠河金矿从创办之初就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这种分红和报效的延迟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前期资本维持，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持续发展，但同时也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因为相比矿丁的“巨额”分成，无论企业的股东分红，抑或是企业对政府的报效，都差距太大。漠河金矿毕竟是清政府举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其目的是“兴利实边”，说到底，就是利用新式企业“广开利源”。企业前六届每届最高不过三万两的报效显然不足以满足清政府的要求，也正是如此，清政府才无视企业日后的发展，大幅提升企业报效的数额，这才有了第七届中高达 396300 两的报效。此外，清政府还对企业剩余的款项予以剥夺，企业也自此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最终归于失败。总体上看，尽管自漠河矿务总局创办后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但在总办李金镛以及继任者袁大化的努力下，企业前期生产经营活动还算顺利。自 1888—1889 年，漠河矿务总局先后开办了漠河、洛古河、奇乾河、洼希利、达义河（瑷珲西山）、观音山六个金厂，并且完善了企业的相关机构设置和制度设计。与此同时，尽管企业的产量不是很稳定，但总体而言还是增加的。第一届账略所载企业产金18961 两，而到了第七届，这一数字已增加到50742 两。有人曾评论漠河金矿“每年所产金量，当不下六万两……”[12]26 该说法虽有些夸大，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漠河金矿前期经营活动成效明显。正因如此，漠河金矿被公认为近代“卓有成效”的两家矿业企业之一。透过《矿务档》所载企业前七届的收支账略，可见漠河金矿在其前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企业的产量并不稳定。与此同时，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对企业前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从企业所制定的制度安排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其股东分红和报效制度的实施具有延迟性。一方面，由于延迟从企业结余中提取报效和股东分红，对于自创办之初就缺乏资本的漠河金矿来说是较为有利的；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企业在创办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有偏差的，尤其是清政府在漠河矿案之后任意更改企业分金章程等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的衰败也进一步证明，近代中国企业制度自产生后，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和复杂，体现了近代中国企业制度的艰难变迁。漠河金矿个案表明，对于研究对象的考察，应该具体回到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才能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参考文献[1]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徐宗亮.黑龙江述略[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3]刘锦藻.续文献通考[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73）.[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选编[Z].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6]谢小华.光绪年间开办漠河金矿史料（上）[J].历史档案，2004（1）.[7]清德宗实录[Z].卷二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七）[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清德宗实录[Z].卷二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矿务档（七：吉林、黑龙江）[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11]刘文凤.东陲记行[A].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Z].北京：中华书局，1962.[12]丁文江.中国官办矿业史略[M].北平：地质调查所，1928.★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厦门大学历史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培养博士生（2010/ 2011年度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34

漠河金矿前期经营状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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