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九卅事件”中，苏哈托利用印尼穆斯林势力1和军队的力量，搞大规模的“清共”运动，大肆屠杀印尼共，并利用穆斯林学生的示威游行，逼迫苏加诺下台，并于1966年掌握了国家政权。没想到32年后——1998年5月，又是穆斯林势力联合苏哈托政府和军队内..

林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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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印尼穆斯林与苏哈托政权的关系林德荣　　1965年“九卅事件”中, 苏哈托利用印尼穆斯林势力¹ 和军队的力量,搞大规模的“清共”运动,大肆屠杀印尼共, 并利用穆斯林学生的示威游行, 逼迫苏加诺下台, 并于 1966年掌握了国家政权。没想到32年后——1998年 5 月, 又是穆斯林势力联合苏哈托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反苏势力,在印尼遭到严重的金融危机、举国民怨沸腾之时, 把苏哈托赶下台,结束了他 32年的军人专制统治。可见, 穆斯林势力是印尼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大社会力量,对政局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它在苏哈托的上台与下台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印尼穆斯林势力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它与苏哈托政权的关系作一探析。印尼独立后穆斯林的地位在印尼取得民族独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为大多数印尼民众所信仰的伊斯兰教, 作为印尼民族统一的黏合剂及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革命旗帜, 在印尼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起到积极和进步的作用。然而, 独立后, 伊斯兰教并没有像一些虔诚的穆斯林领袖和穆斯林教士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印尼的国教, 伊斯兰教势力也没有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而是世俗民族党势力取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因此,自从独立以来,印尼政治上的主要矛盾之一表现为那些力图把印尼建成伊斯兰教国家、企图用宗教力量来取得在政治上的优先地位的穆斯林右派势力与以苏加诺为首的、主张建立世俗的、宪章民主政体的世俗民族党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中央主要表现为以人民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为舞台的政治权利的争夺;在地方则表现为部分伊斯兰狂热分子打着建立“伊斯兰教国”的旗号,公开进行地方武装割据, 与中央政府对抗。但是, 到了 1960年初,这些地方武装叛乱先后都被中央军所镇压,马斯友美党也被指控参与地方武装叛乱, 而被苏加诺政府取缔。伊斯兰教势力被排除出政治权力的舞台。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在镇压印尼共、搞垮苏加诺过程中帮了苏哈托很大忙的穆斯林势力,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寄希望于苏哈托, 希望他能给予他们更多参与政治的回报,希望他能恢复马斯友美党的合法地位,及在印尼实施伊斯兰教律法等等。然而,取得政权后的苏哈托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反而还像苏加诺一样极力限制伊斯兰教政治势力的发展。38　当代亚太　　1999年第 4期政　治　¹ 所谓印尼穆斯林势力, 意指以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NU )、穆哈默蒂雅( Muh amm adijah) 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组织和来自这些组织的、被排除在政权边沿或政权之外的穆斯林精英阶层,即穆斯林领袖和穆斯林知识分子。由于亲眼目睹印尼独立初期伊斯兰教党派与民族党派的政党倾轧和思想纷争, 以及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地方叛乱给政局带来的危害,苏哈托自 1966年取得政权后,为巩固其政权,极力维护“建国五项原则”¹ 即“潘查希拉”( Pancasila) , 强调政教分离, 阻止伊斯兰教右派势力参与政治,避免使印尼成为伊斯兰教国家。苏哈托政府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苏哈托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可概括为:一、强调政教分离, 严格控制伊斯兰教思想,对伊斯兰教政党既利用又限制; 二、坚决镇压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叛乱和骚动;三、争取广大穆斯林的支持, 扶植伊斯兰教的教育、研究和正常的传教活动。苏哈托取得国家政权后,即宣布印尼进入“新秩序”时期, 开始实行一系列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的政策。思想上,强调“建国五项原则”是国家唯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一再强调“潘查希拉”乃根植于印尼社会、是唯一能使印尼保持统一的思想基础,它作为印尼国家的“君子协定”将永远受到遵从, 任何有背于“潘查希拉”思想者将被粉碎。苏哈托强调宗教只能是个人信仰, 它不能干预政治,宗教思想应在“潘查希拉”的框架里加以解释,而对于正常的伊斯兰教研究和传教活动政府给予积极的扶植。由于担心伊斯兰右派势力对其政权的威胁,苏哈托拒绝部分伊斯兰现代派领导人恢复马斯友美党合法地位的要求,其理由是此党的三个主要领导人参与了 1958年称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的地方叛乱,只准许成立“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党”( PM I) , 但不许前马斯友美党领导人加入该党。1973年大选后, 苏哈托政府以“发展”、“稳定”和“现代化”为借口, 开始进行“简化政党运动”,把印尼所有穆斯林政党合并为印尼建设团结党( PPP) , 同时把三个世俗党和两个基督教党合并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 PDI) ,希望通过政党的合并,削弱穆斯林政党的政治势力, 减少内部对抗, 巩固执政党“专业集团”的地位。为了进一步控制各在野党(尤其是团结建设党)的行动, 统一思想认识,苏哈托政府准备制定一项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潘查希拉”为印尼唯一的国家指导思想,但这个计划是逐步进行的。首先,于 1975年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制定一份解释“潘查希拉”的标准文件, 以统一全国人民对“建国五基”思想的认识º。在 1978年的人协大会上,制定了一项在全国进行思想教育的计划, 即“全面贯彻落实‘潘查希拉’思想”的学习计划。会上,建设团结党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代表担心这是一个把“建国五基”宗教化的举措,是想用“建国五基”代替伊斯兰教。他们意识到伊斯兰教正受到来自政府的威胁。因此,他们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中途退席。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代表对上述计划的反对和抵制,引起了苏哈托总统的愤怒。因为这无异于对政府不忠。在1980年的一次军队指挥官会议上,苏哈托猛烈抨击那些与“建国五基”思想相对立的所有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思想,并威胁说:由于还存在一部分人不想百分之百地接受“建国五基”思想,军队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捍卫“潘查希拉”»。39　当代亚太　　1999年第 4期 政　治　¹º» 参见大卫·詹金斯: 《苏哈托和他的将领们:印度尼西亚的军人政治, 1975～1983年》第 157页。康奈尔大学,伊沙卡, N . Y. , 1984。阿里夫·布蒂曼主编:《印尼政府与民间社会》第454页。1990。“建国五项原则”即“潘查希拉”是苏加诺在印尼独立前夕提出的国家指导思想,包括信仰神道、公正和文明的人道、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协商和代表制下的民主、实现社会的正义与繁荣。在 1982年 8月的一次演说中,苏哈托号召印尼所有的政党和社会及宗教组织以“潘查希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苏哈托的这次讲话被称之为“唯一基本思想”的演说。随后,政府开始对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施加压力, 使其真正贯彻落实总统的号召。1984 年, 苏哈托总统向人代会提交一项提案,要求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潘查希拉”为印尼唯一的国家指导思想。此案案于 1985年获得通过。政府向全国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强行推行“全面灌输潘查希拉思想”的举措,招致不少穆斯林学者的批评。如印尼著名穆斯林学者德莱尔·诺尔对政府在全国推行“潘查希拉”为国家唯一指导思想的益处提出疑虑。他认为, 政府的这项措施会阻碍印尼社会的多元化,有背于民主的原则,是想使伊斯兰教与政治分离。这不符合伊斯兰教精神,伊斯兰教是不能和政治分离的¹。政府的这项提案是想在印尼搞“政治一言堂”, 推行一党专制。又如夏福律丁·帕拉威兰尼格拉在致苏哈托总统的公开信中,对政府的举措提出质疑,并要求总统能收回成命。在他看来,那些希望在印尼推行“潘查希拉”为唯一指导思想的人, 根本就不理解“潘查希拉”的真正含义。他在简要回顾了有关“潘查希拉”诞生的历史之后,指出“不管是从政治特性方面,还是社会特性或其它方面考虑, 潘查希拉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全社会所有组织的唯一指导思想”º。他认为伊斯兰教思想是符合《1945年宪章》精神的,根本没必要用“潘查希拉”来代替。其实, 这些穆斯林学者对政府这项提案的反对和批评, 主要是出自他们对苏哈托政府的强烈不满。这些不满来源于新秩序政府不能满足穆斯林势力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和军人政权的腐败以及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大等等。然而, 穆斯林各派对政府的这项法令的回应有所不同,他们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从穆斯林势力对政府的这项法案的回应态度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派别,即新现代主义派、温和(的理想主义)派和激进(的理想主义)派。1、新现代主义派所谓“新现代主义”派(或新现代派) , 泛指穆斯林传统主义者和穆斯林现代派的年轻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一直致力于革新传统的穆斯林观念,提倡新的伊斯兰教思想;力图通过接受“潘查希拉”基本原则, 消除穆斯林势力与军人政权之间的障碍;希望在“潘查希拉”的框架内, 从社会文化方面发展伊斯兰教,最终达到改变印尼社会现状的目的。因此,他们在 70 年代初,掀起了一场伊斯兰教“革新运动”。这些被称为“1966年一代”的青年穆斯林知识分子, 亲身经历了苏加诺“旧秩序”时期印尼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经济落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们渴望“新秩序”政府能带来一个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达的现代化的印尼。对以往的、其父辈时期的无休止的政治思想斗争极为厌倦。因此,他们要求革新在他们看来已经陈旧的伊斯兰教思想,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总之,新现代派在对待“潘查希拉”问题上,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当然,他们接受“潘查希拉”思想,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伊斯兰教。因为在他们看来,“潘查希拉”并没有比伊斯兰教高,它只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分,“潘查希拉”里的五项原则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2、温和(的理想主义)派40　当代亚太　　1999年第 4期政　治　¹º 夏福律丁·帕拉威兰尼格拉:《作为唯一思想基础的潘查希拉》载《印度尼西亚》38/ 1984第 74～83页。德莱尔·诺尔:《伊斯兰教、潘查希拉与唯一思想》第 51～61页。1983。温和派主要是那些保持原伊斯兰改革派观点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完美的文化, 除了作为一种宗教以外,它还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体系。因此,不能把伊斯兰教看成仅仅是用来规范人们私人生活的宗教。他们接受“潘查希拉”思想,是因为苏哈托政府采取了强制的措施, 他们只好接受。印尼第二大伊斯兰组织“穆罕默蒂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阿米安·赖斯很形象生动地道出他们接受“潘查希拉”的真实想法:倘若印尼政府被比喻成一部大巴的话, 那么,“潘查希拉”就好比是车票, 若没有车票, 我们就不可能坐上车¹ 。可见,温和派在一定程度上对苏哈托政府采取妥协的态度。然而,他们并不一定要与政府的思想真正保持一致, 他们仍然可以在穆斯林群众中传播自己的观点,扩大和增强群众的伊斯兰教意识。3、激进(的理想主义)派如果说, 印尼穆斯林温和派在当时的政治现实面前, 采取和平的、策略性的方式接受“潘查希拉”为其唯一指导思想的话,激进派则是以偏激的、斗争的形式坚决抵制苏哈托政府的这项法案。当然,穆斯林激进派是印尼穆斯林势力中的少数,其成员主要由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和大学的教师、学者及社会上的一些青年所组成。他们认真阅读《古兰经》和来自中东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者的著作, 听讲演,经常举行集会, 抨击印尼时政,谴责政府腐败、滥用职权和社会不公。他们以保卫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自命, 要求印尼能以伊斯兰教法治国, 以达到社会民主和公正。1984年 5月,当苏哈托政府向人民代表会议提交一项提案,准备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潘查希拉”为印尼所有社会组织的唯一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时, 这些激进分子强烈抨击政府的这项提案。他们认为让社会上所有团体和组织遵循“潘查希拉”为唯一指导思想, 对于穆斯林来说,等于要他们丢弃自己的信仰。因此,他们准备为捍卫自己的宗教而牺牲自己的生命。1984年 9月 12 日晚, 数百穆斯林青年听完一清真寺的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后, 高喊着反政府、反华人的口号冲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就是发生在雅加达的“凡戎不碌流血事件”。据印尼政府报告, 在这一次事件中,有 9人被杀, 53人被打伤。随后,激进派分子的活动转入地下,先后在雅加达、中爪哇和东爪哇制造了几起震惊政府的恐怖爆炸事件,以示对政府的报复。但他们的行动遭到苏哈托政府的坚决镇压。到了 1985年,包括伊斯兰教团体在内的印尼所有社会和宗教组织及政党,基本都以“潘查希拉”为唯一指导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势力从此真正与政治脱钩, 从此不再关心政治。事实上,很多穆斯林知识分子经常在“潘查希拉”思想框架内讨论时政, 并利用“潘查希拉”来批评苏哈托政府的政策,争取社会的民主与公正。伊斯兰文化复兴与苏哈托政权自 80年代中期以来,印尼社会迎来了伊斯兰文化的复兴。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周末祷告(伊斯兰教徒的“一日五功”)的行列,他们不仅在办公室而且在银行、宾馆及其它场所进行祷告; 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术语和名称为人们所使用;在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古兰经学习班,女生们则开始带上伊斯兰头罩。当政治家们意识到这个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时, 几乎所有政党都乐于接近伊斯兰教, 并声称他们将致力于发展伊斯兰教事业。社会上掀起一股“绿色”(绿色代表伊斯兰教)运动的热潮。41　当代亚太　　1999年第 4期 政　治　¹ 上引书《印尼政府与民间社会》第 464页。1990。印尼之所以出现伊斯兰文化的复兴, 瓦希德认为,这是由于长期以来苏哈托政府对穆斯林政治活动的极力限制, 穆斯林势力只好把他们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伊斯兰文化和教育以及宗教的精神寄托上来¹ , 从而促使了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但从某种意义上看, 这也是 70年代初期,“伊斯兰教革新运动”改变了印尼穆斯林的思想观念, 使他们朝社会文化方面努力的结果。随着穆斯林势力接受了“潘查希拉”思想,其努力的方向朝社会文化方面的转变, 苏哈托政府与穆斯林势力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戏曲性的变化。1990年 12月,由苏哈托总统公开支持和倡导成立的“印尼穆斯林知识分子联合会”( ICM I) ,就是他改变其早期对待伊斯兰教态度、开始亲近穆斯林势力的具体表现。ICM I 的成立是印尼穆斯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苏哈托政府近几年来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那么,为什么要成立 ICM I呢?ICM I 领导人认为, 该组织的成立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即苏哈托政府对该组织所期望的主要功能,是在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支持和帮助贫困穆斯林, 特别是在教育上,为贫困穆斯林学生提供奖学金, 让他们有更多进一步深造的机会。第二,团结印尼所有穆斯林团体,打破原有的派别分裂状态。ICM I的领导人认为,以往那种把印尼穆斯林分成桑特利 ( Sant ri)和阿巴干( Abangan)的观点已经不能代表和反映现时印尼伊斯兰教的情况,同样地, 将印尼穆斯林简单地划为传统派和现代派, 对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什么帮助。因此,纳席尔·塔玛拉认为,该联合会成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让所有穆斯林坐在一块的地方”º。第三个目的是实现和完成穆斯林的诸多特殊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力图将该组织建成一个群众性组织或政党;争取使苏哈托政权朝非军人化转变;寻求社会民主;力争按穆斯林人口比例让穆斯林势力更多地参与政治。当然, 第三个目的并不是苏哈托支持该组织成立的初衷,而且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 从该组织领导人所认为的第三个目的中可以看出,印尼穆斯林势力虽然在思想意识方面对苏哈托政府妥协, 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苏哈托军人政府的独裁专权、贪污腐败和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大, 不断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随着伊斯兰教势力在印尼社会的不断壮大,争取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盛。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印尼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印尼出现了1965年以来的又一次经济萧条。在举国民怨沸腾之时, 穆斯林势力联合苏哈托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反苏力量,促使苏哈托交出政权,从而结束了其 32年的军人统治。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穆斯林势力是印尼的一股强大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因此,阿蒂·萨索诺断言: “在当今的印尼, 除了军队以外,唯一能用来促使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促进社会民主进程的社会力量就是伊斯兰教势力, 因为伊斯兰教是大多数印尼人的宗教。”» 在当今的印尼,宗教是一种能用来动员和号召群众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如何处理好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正确利用伊斯兰教力量,使它朝着有利于印尼社会安定、经济复苏和民族统一的方向发展,是现印尼哈比比政府应该考虑的重要课题。(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历史系)42　当代亚太　　1999年第 4期政　治　¹º» 同上书,第 97页。同上书,第 92页。道格拉斯 E .拉玛格:《印度尼西亚政治——民主、伊斯兰和包容的思想意识》第 70页。伦敦和纽约,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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