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燕博士的新作《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在研究中努力结合历史学、人类学、女性学、心理学、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探究巫文化对宋朝女性的影响,进而论及巫文化对于宋朝女性思想观念的影响。而就女性胎生、催生、保育、割骨疗亲与疾病医疗史领域的诸论题的考察,或可视方著为宋史研究中的一次新尝试

刁培俊

刘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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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论丛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2009 年 7 月第 4 期 总第 94 期July. 2009No.4 Ser.No.94方燕博士的新作《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在研究中努力结合历史学、人类学、女性学、心理学、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探究巫文化对宋朝女性的影响，进而论及巫文化对于宋朝女性思想观念的影响。而就女性胎生、催生、保育、割骨疗亲与疾病医疗史领域的诸论题的考察，或可视方著为宋史研究中的一次新尝试。方著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作者回顾了宋代女性研究与“巫”研究的学术史，发掘整合这两大学术论题在宋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引发出自己的论题。[1](P1- 9)第二部分为主体部分，以详细论述、分析、提炼论题见长：第一章论述宋代女性与巫的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围绕宋代女性婚育过程中巫文化的影响，展开其颇富原创性及个性化的研究；第四章论述巫文化在宋代女性身体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第五章探究在医治宋代女性疾病过程中巫文化的影响。第三部分“结语”则是对第二部分研究的简要总结。由上述可知，方著论述框架大致可概括为“以巫文化为背景，以宋代女性为关注对象，考察巫文化对于宋代女性在具体婚育、疾病两种境况下的影响，藉此探讨整个宋代社会的一个侧面”。[1]全面拜读之后，管中窥豹，我们大致体会到方著下面的一些特点：第一，方著的研究“复活”了宋朝的“巫”文化。当前涉及古代巫文化的著作，主要关注究竟哪些属于“巫术”，“什么是”巫术，也就是辨别何者受巫文化影响，何者没有，并以此断定并批判其虚妄的“迷信”色彩，从而达到宣扬“科学”的效果及其既定的学术预设。显而易见，方著全然没有沿袭这一模式，而是开篇即着力于实证研究，力图揭示在巫文化指导下宋人之“行为方式”，即人是如何被“巫化”的，而非仅仅表明“什么是”巫术。在作者精心研究中，努力展现出人与巫术之间一个动态的、互相影响且相互作用的“过程”，且展示出这一过程中“人”的种种思维及行为方式。作者开篇伊始，就开门见山，对“巫术”做了严格定义：“也就是人们在原始思维的指导下利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试图影响、控制或改变自然及人的现状和命运的行为方式。”[1](P3)接着，作者又叙述了宋人婚育观，及女性在婚育过程中被宋人所赋予的责任和给予的希望。然而，实际生活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的美好愿望无法如想象一般实现时，疑惑顿生：我们应该怎么办？接下来，作者描述了宋人的应对方法：从结婚到保育全部过程中，都相应地制定有赋予巫术色彩的仪式或风俗习俗来予以保障。这似乎也在隐隐中暗示着后人：在作者简介：1.刁培俊（1974-），男，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2.刘栋（1986-），男，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新学术视域下的巫、巫文化与传统女性研究——读方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刁培俊 1 刘栋 2（1.2.厦门大学 历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4-0093-0493婚育过程中虔诚地遵守这些习俗，祈求神灵保佑，方可保证人们美好愿望的实现。在这一论述过程中，“巫”与“巫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女性实际生活中的“效能”，便跃然纸上。前后衔接自然，逻辑分明，顺理成章。第二，研究视域从中上阶层贵富女性扩展到下层一般女性，更具“自下而上”的识见；自女性生育和疾病的角度探考，视角新颖、创见迭出。在宋朝女性研究领域，由于资料所限，许多已有成果往往仅限于被“记载”下来的女性“历史”，这些以皇室、贵族官僚仕宦等社会上层为主的女性“存活”于各类传统习见的文献之中。那些普普通通的一般女性，则往往湮没在历史的烈烈烟尘之中，不着意地悉心搜讨，难见其生活、活动的点滴踪迹。作者意识到了“绝大部分论著由以立论的史料主要是正史、文集、笔记、小说、佛经道书”，从而决定“对宋代的大量官修和私撰的医术、笔记杂著中的医学资料、方志、女性墓铭碑刻一类资料利用尚显不足，而这是笔者撰写本书过程中需要深入发掘的内容”。[1](P9)当然，这不是作者首先发现并加以应用的新材料，但是，在挖掘这些新材料价值的深度上，在搜讨及发掘史料内在各种信息方面，作者比以前的许多论者更显精深。由此之故，作者的研究在从历史学视域出发的同时，也以专门医学的知识来发掘医术中普通女性的史料，并且辨识巫术在医治疾病过程中对女性的意义 （作者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使得她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详见序言）。在这样的背景知识指导下，作者进行了艰苦的工作，钩沉索隐，爬梳史料，不辞辛劳，从浩如烟海的有宋载籍中发掘了没有姓名的普通女性的史料，并尽力铺叙、描摹于文字之中。这些努力既确保了作者研究对象范围之相当宽广，也进而展露出“自下而上”、“关注下层”视域中普通女性的历史。而自身体史和医疗社会史的视角，关注女性的身体观、女性“割股”疗亲、女童驱傩和裸形夜祭等等议题的关注与讨论，其议题之新颖，论题探讨之学术牵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凸显出书写者学术嗅觉之敏锐。诸如“女性的拒巫活动”，第 52 页将记载女性行为文字背后的作者及其社会背景考察在内，值得激赏；第三章第三节至第五节有关胎产图示结合医疗社会史的考察，都是新颖、独到的论述和见解。正如刘复生教授在序言中所说，“女巫能通鬼神，在这部著作中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她的这部著作，以女性的视角和敏锐，立足于女性生育和疾病来审视宋代的巫文化，这就又不同于此前的研究。”第三，宏观驾驭与微观探考紧密结合，整体建构匠心独具。从宏观的视角，作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巫文化语境下的宋代女性。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宏观论题，如作者在第一章论述宋代女性与巫术的一般关系，巫术与各个层次女性的关联，而后又介绍宋代女巫的来源、称谓及女巫由“巫”如何一跃而成神，似均为不易发掘新见的文笔。但作者接下来却着意于女性对巫术存在的抵制，那么，作者要怎样展开研究，才能避免笼统和空疏武断，取得可靠而新颖的结论呢？我们看到，作者使用微观的研究方法，选取了宋朝女性一生之中两个重要阶段来考察，[1](P77) 仅以关涉女性婚育过程中和对待女性疾病当中“巫化”行为为其议题设定的焦点。这一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研究渠径，使得接下来的探考均为相当微观且精细的论述，由此可发见作者用思之密，用力之深。再者，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不但舍弃了全景式的面面俱到，将关注点始终放在关注巫文化的影响，而且能够适度把握，合理控制，既避免了议题空疏的大而不当，也避免了论题破碎微小，在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中，思维灵活，精心建构，取得了以小见大，见“木”又见“林”的效果。因而，整个论述完整而不琐碎，单一但不片面，其研究重心得以全面铺排凸现。此外，作者的微观研究功力，还体现在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总结的方法，如作者对洪迈《夷坚志》一书中涉及女性祟病史料的详尽发掘，及其进一步的论证过程之中，通过书中详密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史料先是被分类胪列，再仔细对比，而后认真分析，最后慎重立论。整个过程没有臆断，而是按照理性的逻辑推理来完成，从而使得结论可靠又可信。第四，作者的研究充分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已有的成果，尤其是学科整合的广阔学术视野，值得肯定。为确定“巫”这个概念的实质，作者广泛引证中西文化人类学学者对于“巫”的论说，又联系中国古代的具体情形，最终得到“巫”比较全面的定义。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努力结合人类学、女性学、心理学、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视角透视历史学视域94中宋朝女性，探究巫文化对宋朝女性的影响，进而在多学科整合的视域下论考巫文化对于宋朝女性思想观念的影响；但是，作者也并非全然接受现代的各种学科理论，而是根基于“历史”讨论历史问题，如在论述女性的身体观时，作者并没有采纳现代女权理论，而是依据具体史实，让我们看到了“在宋朝历史现场”下宋朝女性各种和“巫”有关行为的诱发原因等。在这样清醒的学术自觉下，此前学界较少涉及的领域和议题，经由作者的探究和铺展，给读者更为广阔的学术认知空间。当然，我们在方著中也发觉几个问题，特此提出来以供商讨：首先，巫在宋朝的繁盛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巫术在有宋社会的中上层不流行，就会在下层流行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虽然论述到巫在唐宋时期地位的变迁，[1](P82- 83)但没有仔细考察巫术在秦汉以还社会中地位的变迁，整个“变”的过程比较模糊；对于巫文化在宋朝中上阶层中地位衰落的解释，似比较单薄；宋朝女性身上显示的巫化行为对巫文化在宋朝社会较低阶层中发挥重要影响之原因，也还不太清晰。其次，作者在专注于论题主旨时，缺乏对宋朝女性的族群归属性给予足够的考虑。唐五代时期，名宗大族在社会的动荡中渐渐消失，从而，原先的各种社会规范也消失殆尽。宋朝中原一统，社会稳定，宗法家族开始重建，形成新的规范，对于宋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制约。作者在考察宋朝女性时，较少注意家族宗法和社会风俗习惯、法律的强烈影响。虽然在论述女性生育、身体观时，作者简略述及，但在整体地论述中，缺少表明宋朝女性所受家族宗法、法律礼俗如“三纲五常伦理观”等等对其在婚育认识、患疾病需要治疗时接受巫术的影响，二者有无不同程度的抵制或促进（互动），或者两种情形兼有的细察，似尚有进一步补充的空间。第三，作者在论述中，观察视角转换频繁，使用史料的时间跨度大，史料的种类繁杂，往往可能容易混淆相关史料作为证据的有效性，即史料的可信性和史料对所论述论题的可验证性。或以为确定了这条史料的可信性且其论旨的性质与所要论述题目相符合，便可以理所当然地认定它具有说服力。这是任何学人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且很难避免。因为个人的知识系统和经验储备毕竟是有局限的，无法辨别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并非承认任何个人无法获得可靠且可信的研究资讯，就可以聊以塞责推脱，而是要意识到个人研究视域的特点和局限，这就要求我们还应大胆尝试结合新认知，仔细综合更能反映实际历史场景的史料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最后，在一手和二手文献引述和个别论述细节方面，还存在少量的疏失缺漏。如文字上的错漏，第8 页中将“本书”误为“本文”；第 25 页，王称《东都事略》，作者名字今人已考证为王称，一般不再写为“王偁”；第 31 页和第 53- 54 页，袁燮《洁斋集》书名应为《絜斋集》；第 53 页注释 6“卷”字为异体字，当是自数据库直接粘贴未加校对的结果；第 59 页注释 2李觏的引述顺序与前后均异，当改回；再有史源学方面的疏失，如第 49 页引述《全宋文》中韩琦和程颢的史料，存世韩琦《安阳集》卷四九、程颢《二程文集》卷四均有记载；第 130 页引文彦博和第 191 页引梅尧臣的史料，存世《潞公集》卷二和《宛陵先生集》卷三一也均有记载，不宜使用《全宋文》这类二手文献；再如，学界已有成果的借鉴和商讨，第 22 页，刘静贞的论文“女无外事”（以及她的专著《不举子》）相当精彩，值得认真揣摩参考；第 69 页有关控制和调解生育的问题，李伯重有专题论文“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发行之《中国学术》2004年第 1 期，可资参阅；第三章第一节婚姻巫术部分，张邦炜、方建新等有关宋朝婚俗的研究，自当参阅更好一些。外语二手文献的运用，也稍显不足，日文之外，英文如 De Pee, Christian 所著 Women in the Yijian zhi: A Sociohistorical Study Based on Fiction（M.A.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den，1991） 和 Juying Wang所著 A Commercial and Optimistic Worldview of theAfterlife of the Song People——Based on Stories fromthe Yijian Zhi（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04），可谓是关于《夷坚志》研究中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方著有关论述中不曾涉及。个别论点或仍有再商讨的空间。如第 49 页有关95提供反驳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行为。针对家庭暴力隐蔽性的特点，《认定规则》有限度地扩大了人民法院的调查范围，同时从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原则出发，在受害人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明确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对方。尽管在分配举证责任的具体内容上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不过与会各地法院的法官都认识到，按照《指南》的规定尝试通过举证责任转移认定家庭暴力具有必然性。四、创新多机构合作机制2008 年 9 月，中宣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全国妇联联合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的职责，显示了中国政府多部门联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意志和决心。目前，反家庭暴力的多机构合作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在各自的区域发挥作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在政法委的牵头下，成立了岳麓区加强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司法保护领导小组，并安排了专项经费切实保证和支持反家庭暴力的工作，区政法委还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了《长沙市岳麓区关于加强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中受害人人身安全保护的暂行规定》，坚持先行先试的做法，构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执行联动机制。在利兹女士看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多部门协作机制反家庭暴力成功的主要取决于：一方面，整个州政府有统筹的综合治理反应机制；另一方面，家暴的处理是政府中许多部门的责任，也是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责任。多部门协作机制的成功在于跨部门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包括各部门之间合作的方式，彼此交换信息，了解服务对象的进展情况。澳大利亚的实践表明，多机构合作机制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还有机制的完善和实践中各部门的有力配合。这些，或许正是目前中国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需要努力的方向。五、调解策略离婚诉讼适用调解可以促进案结事了，但是，忽略家庭暴力的特点而对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也一律适用调解，则难以案结事了。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陈敏副研究员指出，民事案件适用调解应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平等的纠纷双方之间为了将来的某些或某项事务达成的协议；二是双方对纠纷的发生均负有责任；三是双方均有可放弃的权利，各自妥协一般都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实践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调离不能保护受害人的财产权利，调和则不能预防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更不具备上述前提条件：一是受害人被施暴人控制，难以主张权利；二是受害人即使在婚姻中有“过错”，也不应该挨打，因此对暴力的发生无过错责任；三是家庭暴力侵害的是受害人的人身权利，而人身权利是任何公民都无法放弃的。因此，陈敏女士提出应适当地运用调解的方式，将“受害人无过错”的原则落实在实际行动上。这就要求法官在调解中采取有条件中立态度，抑强扶弱，切实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以体现保护弱者权利的司法价值。责任编辑：绘山宋朝女性“病不求医”的看法，似不宜过分夸大。宋朝社会中，在个别地域某段时期内女性“病不求医”的情况可能较突出，限于史料，我们无法得出整个两宋时期所有州县均为如此的结论，所以，有关文字表述尚需缜密。第 82 页有关引述明清时代阴门阵的问题，明清时代发生的事情，两宋时期不一定必然存在。倘有一手文献支持，当为很好的观察视角；如无，以今观古，或有臆测之偏差。第 150- 151 页有关女性割股疗亲的考察，其调查表格的取样还嫌少些。宋人文集等文献中的取例空间还很大，值得再行深入调查，如此，取样的范围越是广泛，越能更好地在各个方面说明问题。最后结语部分，引述相关学科的理论，考察点似嫌稍多，给人全是转录的印象。如果能够结合宋朝历史问题加以说明，或是在正文中引述学科理论和研究视角，把宋朝历史史事放在注释之中，如此处理，似显更佳。总之，在我们看来，方著对于巫文化和宋朝女性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学术推进，作者在研究中体现出的新颖的研究视角，灵活的探讨方法，巧妙的论证策略，足以帮助和激励更多类似论题的展开，也显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关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参考文献][1]方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M].北京:中华书局,2008.责任编辑：含章!!!!!!!!!!!!!!!!!!!!!!!!!!!!!!!!!!!!!!!!!!!!!（上接第 92 页）96

新学术视域下的巫、巫文化与传统女性研究——读方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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