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指出传统交易成本概念在科斯定理应用上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交易成本定义——机会交易成本,并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实交易成本与机会交易成本两种,旨在证明新的交易成本概念是衡量产权安排优劣性的更可靠标准

叶晓东

杨磊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2013 年第 1 期一、引言交易成本是科斯定理的核心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成本的高低视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1] 但由于欠缺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往往在不同的内外延、情景设定下混淆地使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这种混乱使得科斯定理难以被理解，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学说难以被把握。二、传统交易成本概念与机会交易成本概念的比较按目前学者普遍接受的分类法，交易成本一般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交易成本一般是指在市场机制下，交易双方用于寻找交易对象、签约及履约等方面，包括金钱、时间和精力的所有支出。广义的交易成本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不仅指签约和谈判成本，也包括度量和界定产权、用契约约束权力斗争、监督绩效和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它包括人类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费用，如自愿合作、通过命令进行管理等活动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以订约形式进行的交易只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对交易成本的定义，都只能解释影响经济效率低下的可观察部分的原因，即事实存在的交易中的制度摩擦及人际隔阂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却没有考虑潜在的可交易行为缺失乃至非交易因素造成的经济效率不足。我们认为，为了更合理地对经济效率作出比较，潜在的可交易行为损耗，即现有技术条件下由于人为等非技术因素造成的本应发生而未发生的可交易行为的缺失造成的效益损耗，也应并入交易成本的范畴。因此，本文提出机会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借此把交易成本分成事实交易成本与机会交易成本两种。所谓机会交易成本，不仅包括目前可观察、可理解的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还包括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不可观察的潜在交易的效益净损耗。根据这个概念，机会交易成本 = 事实交易成本 + 隐性交益损耗。张五常也曾作出一个类似定义，他认为交易成本可以视为在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它不仅包括交易时发生的成本，也包括不交易时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其中，“不交易时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就比较接近隐性交易损耗的含义。张五常指出，“文革”时的背红宝书、串联行为即属于“不交易时的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2]按该定义，机会交易成本是比狭义与广义交易成本更广的概念，虽然可以近似地把广义交易成本从数量上（而非性质上）等同于事实交易成本（机会交易成本的一部分）。三、机会交易成本概念的突出作用我们认为，衡量经济效率的工具中，机会交易成本比事实交易成本更具有解释性。张五常曾认为，“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成本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存在较严重的问题，即抛开初始设定谈交易成本，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与 GDP的相对值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帕累托状态是可能性技术条件下可达到的最优配置资源状态，是出于制度比较需要设定的，作为比较的基始点，在想象中它先于未来存在，而在现实中它却是未来情况的一种，所以机会交易成本只能作为理想的分析制度效率的工具，而不能作为现实的工具。在具体操作它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现实世界所能达到的帕累托状态，都是超出理性认识的、不可预期的、无法确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无法被有限知识、信息的分析者捕捉，因而也无法按精确的概率分布确定下来，形成现实世界的参照系，也就无法利用这个“无法确定的”参照系来与现实世界或（现实世界的）可行性世界进行比较。因此它只有在分析者对所有产权安排的未来结果具有完全信息时（如科斯的案例），才能被准确衡量，这在时间因素没有被抽去的现实世界是做不到的。简单地说，如果人类清楚的未来结果只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我们就能在把未来发生的事提到现在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清楚未来都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不能将那个最好的未来结果作为现在一切行动方案的参照。完全信息下的假想世界可以思想工具进行比较，而不完全信息下的现实世界这种思想工具就会失去效力。在现实中不看条件地泛泛而谈机会交易成本，就使得分析缺少起码的参照系，也就不知所云，没有意义。因此，必须在具体有什么样的环境，具体有什么人，具体要做什么事，具体有什么方法，具体要达到什么目的等因素都确定下来后，才谈得上机会交易成本的比较和计算，这里强调“具体”也就是强调信息在空间上的完全性和信息在时间上的可逆性，而这样的条件在现实中基本不具备。另外，以绝对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作为分析的基点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交易成本是一个比较值，没有必杨磊 1 叶晓东 2（1,2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 005）机会交易成本概念运用初探——基于科斯理论的逻辑性研究摘 要：本文首先指出传统交易成本概念在科斯定理应用上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交易成本定义——机会交易成本，并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实交易成本与机会交易成本两种，旨在证明新的交易成本概念是衡量产权安排优劣性的更可靠标准。关键词：科斯定理；逻辑性；考证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428（2013）01- 65 - 02金融观察◎65- -市 场 周 刊要一定要考虑它的基点是什么，好比没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势能的零点在哪里，甚至我们随便定一个零点就行了。在交易成本的零点确定上，我们只要把理论上能够达到最优效率的那种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假定为零，其他制度的效率与其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交易成本的具体数值了。因此交易成本的数值就只有比较的意义，必须比较才能得到数值，单个的零交易成本的数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如果不采用机会交易成本，而按照事实交易成本来进行制度比较，就需要有统一的参照体系，新制度经济学家却往往忽视参照体系的构建而直接进行交易成本比较，这样不仅存在不同参照系的系统间偏差（不同生产、知识、文化、政治等的社会技术所能到达的帕累托状态是不同的），还包括同一参照系的系统内偏差，固其结论也不具备参考意义。而如果采用机会交易成本，如诺斯式的将同一国家进行不同时点上的事实交易成本对比，[3]以及张五常式的将不同国家进行同一时点上的事实交易成本对比，其得出的产权与经济效率关系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四、机会交易概念的瑕疵应用范围上，全局性或一般均衡意义上的事实交易成本不仅无法度量，而且在动态研究时还会遇到诸如参照系如何转换等难题；机会交易成本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也只能在严格限定于某些条件下才可以应用，且大多用于局部的、完全信息下的比较。两者都是绝对意义上的概念，比较适合于静态情况下的应用，动态时，将机会交易成本与生产力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潜能的比值（相对意义）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似乎更合理，也更便于应用动态最优化工具进行分析。交易成本概念本身也有致命的缺陷，其中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不可分离性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生产函数是由知识、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因素构成的。而其中知识也包括劳动者对制度的知识，也就是说，交易成本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同时生产成本也取决于交易成本，两者之间是一个动态的互动发展过程，关系极其复杂。就这一点汪丁丁曾指出，“如果当事人想要改变交易成本，他往往同时会改变投入品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也因此而改变了生产技术本身”[4]。所以在固定绩效（尤其是单一的生产成本目标） 下求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那些单纯从交易成本（无论什么定义）的绝对值来考察制度效率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制度绩效的评估应该建立在多元化的目标而不是单一的目标之上。此外交易成本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展，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入，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成本在总量上不是减少，而是增多，可能出现一个经济体越发达，其交易成本越多的现象。五、基于机会交易成本概念对科斯定理的再思考机会交易成本概念除了更为有效地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外，也对科斯定理做出了更为合理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其认可的科斯第一定理建立在交易成本论修正后的基础上。在具体修正过程中，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声称科斯定理仍然正确，只不过除了交易成本为零外还要增加一些隐含的假设，包括：1、自愿交易的互惠性（不存在破坏潜能）；2、完全的信息（包括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等方面）；3、不存在小数目问题等等，至少 12 个假设条件。科斯定理只有符合苛刻的条件才能成立，也就是说，只有在排除阻碍科斯定理推论成立的的条件下，科斯定理才能够成立，然而以这种方式证明出来的“科斯定理”已经失去了逻辑意义。另一种做法是根据交易不能实现的原因来不断修正交易成本的概念，扩大交易成本的外延，而本文认为现有的交易成本外延仍不够大，只有把事实交易成本概念扩大为机会交易成本概念，科斯定理才能更为圆洽。据此做法，当发现信息不完全阻碍了通向帕累托状态的交易的达成，就不局限于事实性的定义，而将信息费用纳入为交易成本的一种；当发现搭便车行为阻碍了互利交易的实现，就将机会主义成本归结为交易成本的一种。然而我们发现，当把越来越多导致交易不能达成的因素归结于交易成本时，科斯定理也就又犯了为实现结论而设定条件的错误。因为它意味着把那些阻碍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因素统统归于交易成本，这样，“科斯定理在形式上还是成立的，但却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5]因此，在将交易成本含义从事实性转变为机会性的同时（可能是无意识的结果），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已经（同样未必能意识到） 按照帕累托状态做为衡量交易成本大小的参照系而重新定义了交易成本，也就是说，现有状态与帕累托状态的比较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因此，综合全文可以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事实交易成本概念，仅仅是对于经济运行的事后观察结果，只能作为对历史的“事后合理化”描述，而不能进行效率比较或进行经济增长的解释；而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家采用的机会交易成本概念，虽然具有经济效率的比较或解释能力，却使得经济经济分析难以进行，经济发展无法预测。交易成本概念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观察结果，而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原因。参考文献：[1] R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1960(3).[2]张五常.经济解释[M].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3] Douglass C.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 W. W. Norton and Company,New York,1981.[4] [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5] [澳]黄有光.周建明等译.福利经济学[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作者简介：杨磊，山东诸城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2010级在职研究生，现供职于福建省丰能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践；叶晓东，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2005级研究生，现供职于厦门国贸集团，主要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66- -

机会交易成本概念运用初探——基于科斯理论的逻辑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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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交易成本概念运用初探——基于科斯理论的逻辑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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