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审知治闽期间,从闽人奉佛的实际出发,大力扶持佛教,推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以儒家为主,以佛教为辅,利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相通性以巩固统治。黄滔是其最重要的谋臣,其文章充分展现了王审知这一治闽方略。漳州师范学院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S07004

杨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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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1 期摘 要：王审知治闽期间，从闽人奉佛的实际出发，大力扶持佛教，推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以儒家为主，以佛教为辅，利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相通性以巩固统治。 黄滔是其最重要的谋臣，其文章充分展现了王审知这一治闽方略。关键词：黄滔；王审知；统合儒释中图分类号：K295．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11－0092－03从景福二年（893）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攻占福州算起，至945年南唐灭闽止，闽国共存在52年的时间，其间王审知在位27年（898-925），占了逾半时间。 这27年是五代闽国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福建佛教的兴盛期之一。正是由于王审知对佛教的大力扶持， 使得佛教盛极一时。 王审知之所以崇佛，除了自身信奉佛教的因素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是从晚唐、五代时期的闽地实际出发，推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将佛教当成儒学治国的重要补充。 作为王审知时期最重要的谋臣、策士，黄滔的文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一王审知之所以会将佛教 作 为 其 治闽 的 方 略 之一，首先当与闽人对佛教之崇奉心态有关。 闽国地处蛮荒之地，故而“闽俗好巫尚鬼”［1］，而当佛教在三国吴时传入福建以后， 闽人就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在隋唐时期，福建的佛教有了长远的发展，“唐代福建高僧辈出，一些高僧如怀海、希运、灵佑、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唐代福建名刹林立，一些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大都建于唐代……《三山志》卷第三十三《寺观》称当时造寺，‘殚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 ’可见这些寺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 ［2］关于佛教在福建的兴盛，我们也可从黄滔的文章中略见一斑。 在黄滔文集中，收录有他为三位僧人撰写的碑铭，分别为《龟洋灵感禅院东塔和尚碑》、《华严寺开山始祖碑铭》和《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从碑文中可知此三人皆出自福建本地：和尚法号志忠，俗姓陈，世居仙游。 ［3］师法号行标，俗姓方。 祖荣父安，莆之盛族也。 ［4］大师法号义存，长庆二年壬寅，生 于泉 州南安县曾氏。 ［5］这几位僧人有的在福建本地颇有名气， 如行标法师：“及宣皇帝复寺 （大中元年丁卯师年六十七），刺史琅琊王公迎以幡花， 舍于郡开元寺， 俾为监领……剌史河东薛公仰其孤风，复驰开元之僧，卫以入郡。 ”［6］“琅琊王公”和“河东薛公”指先后担任泉州刺史之王固与薛凝，开元寺乃泉州名寺，能让刺史以供佛用的幢幡彩花为礼聘为寺守， 可见行标法师在当地僧人中的显赫名气。 与行标法师相比，雪峰义存大师更是名满天下：“斯则庚寅，逮于乙未，师以山而道侔，山以师而名出。 天下之释子，不计华夏，趋之如赴召。 乾符中观察使京兆韦公，中和中司空颍川陈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饮，交使驰恳，师为之入府，从人愿也……僖宗皇帝闻之翰林学士，访于闽人陈延郊，得其实奏。 于是圣锡真觉大师之号，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 ”［7］义存大师不仅有来自全国的众多佛学弟子，还与福建观察使韦岫和陈岩相交甚厚，更被僖＊本文为漳州师范学院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S07004）。作者简介：杨娟娟，女，福建龙海市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统合儒释：王审知治闽方略探析＊杨娟娟□92《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1期宗皇帝赐予真觉大师的圣号，成为一代禅宗名僧。 与此同时， 许多福建民众还慷慨地将自己的家产施舍给了寺院，最有名的当数泉州的黄守恭，他将房屋等财产捐给了开元寺，自己迁居他处，使得开元寺成为占地辽阔的名寺。 古田的雪峰寺也是由蓝文卿、蓝应潮父子施舍的，“晚唐五代福建寺院大增， 主要是百姓捐献的结果”［8］。 名僧辈出、百姓崇奉，这就是王审知在福建推广佛教，并以之为统治手段的社会条件。不仅普通的民众崇奉佛教，就连闽地的士人也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寺院多依山而建，静谧的环境、平易的僧人使得这里多成为士子们苦读以求取功业的适宜场所，在福建亦然。 “初侍御史济南林公藻与其季水部员外郎蕴，贞元中谷兹而业文，欧阳四门舍泉山而诣焉（四门家晋江泉山，在郡城之北。 其集有《与王式书》云：‘莆阳读书’。 即兹寺也）。 其后皆中殊科，御史省试《珠还合浦赋》，有神授之名。 水部应贤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誉。 欧阳垂四门之号，与韩文公齐名，得非山水之灵秀乎？ ”［9］在唐代的福建文化史上，林蕴、林藻、欧阳詹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们三人于贞元四年、七年、八年先后进士及第， 欧阳詹还成为福建第一位甲第进士。不仅如此，三人还各擅美名：林蕴应贤良方正科所答策中有“臣远祖比干，因谏而死，天不厌直，生微臣也”之语，故而黄滔称其“擅比干之誉”；林藻应试《还珠合浦赋》中有“珠之去也，山无色兮氛雾冥冥，海无光兮空水浩浩；珠之来也，川有媚兮祥风习习，地有润兮主物振振”之辞，其座主杜黄裳赞此联“如有神助”［10］；欧阳詹积极参加了古文运动，与韩愈结下深厚的友谊，其卒后，韩愈撰《欧阳生哀辞》以祭之，文中赞其“志在古文”［11］，陈庆元先生称其为福建文人中“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12］。 正因为三人在福建历史上的独特成就，使得他们结伴读书的方式为后人所纷纷效仿。正是由于佛教与闽人的密切关系，使得王审知治闽时，注重发展佛教，以期从精神上控制闽地普通民众甚至是文人名士。 他在举办佛教活动时，往往大兴闽人之力：“举闽之高卑，举闽之少耋，攀之望之，无不动心涕臆。 ”［13］无论高贵卑贱，无论男女老少，都加入到了佛教活动中来。 在举办法会之时，王审知还广邀名士以体现其对于佛教的重视：其明年正月十有八 日 乙 未， 设 二 十万 人斋，号无遮以落之。 是日也，彩云缬天，甘露粒松。 香花之气扑地，经梵之声入空。 座客有右省常侍陇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昌黎韩公偓、中书舍人琅琊王公涤、右补阙博陵崔征君道融、大司农琅琊王公标、吏部郎中谯国夏侯公淑、司勋员外郎王公拯、刑部员外郎宏农杨公承休、 宏文馆直学士宏农杨公赞图、宏文馆直学士琅琊王公倜、集贤殿校理吴郡归公传懿，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侍从之声齐褒向，甲乙升第，岩廊韫望。 ［14］这段文献为前人所广泛引用， 因为它体现出了王审知治闽期间福建名士聚集的繁荣景象。 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聚首是因为一场佛教盛会。 而韩偓又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韩偓乃晚唐名士，深受唐昭宗倚重，受朱温排挤、迫害，被迫过流亡的生活，一路南下，入闽依王审知。 然而由于王审知在朱温篡唐立梁之后奉之为正统，故而引起韩偓不满，但又无法离开闽地，所以只能寓居泉州南安，终老于此。 霍松林先生尝云：“此是偓参与王审知活动之唯一记载， 亦不过为宗教礼仪而已。 ”［15］然而这恰可反映出王审知对此次无遮大会的重视，不仅设20万人斋，场面相当的壮观，还邀请当时在闽的11位当朝名士参与，就连与其政见并不太相同之韩偓亦在其中。二王审知之所以会将佛教当成治国的方略，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意识到儒释的相通之处，从而将佛学当成是儒学的有益补充，他说：文武之与释氏，盖同波而异流。 若儒之五常，仁、义、礼、智、信，仁者含宏也，比释之慈悲为之近。 礼者，谦让也，比释之恭敬为之近。 智者通识也，比释之圣觉为之近。 信者，直诚也，比释之正直为之近。 而义者杀也，其为异诸武之七德。 ［16］王审知认为儒家所倡导之“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与佛家所提倡之慈悲、公正、恭敬、灵感、正直是相近的，这就是它们殊途同归之处。 由于王审知在闽大兴佛学，或尝有人以梁武帝之事劝谏之：或曰：“梁武帝之隆释氏，今古靡伦，奚报应之昧乎？ ”对曰：“梁武帝隆释氏之教，不隆释氏之旨，所以然也。 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释氏之教化人也。 理世之与化人，盖殊路而同归。 彼宵旰于万有，故一夫不获，若已陨诸隍中。 此济度于触类，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 梁武帝则不然。 以民之财之力，刹将三百，祈功凯德则归诸己。 啼亿兆而不乳，削顶颔以言觉。 所以私所以然也。 ”［17］93《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1 期梁武帝可算是中国古代帝王信奉佛教之典型，甚至放着朝政不理跑去寺院当起了和尚，后人因此将梁朝的灭亡部分归因于武帝的奉佛。 对此，王审知有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梁武帝尊奉佛教并没有错， 只是他忽视了治世理民与佛教化人之内在联系。 其实，理世与化人是殊途同归的，理世讲求儒家的仁义、爱民，而佛教亦将救济众生脱离苦海作为其基本出发点。 正因为梁武帝漠视了这点相通性，其理佛只为满足一己之私利，而不是以佛家普渡众生之心来治理民众， 使他们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最终才导致亡国灭身。 王审知还认为“吾父国也，子民也，朝为社稷之计，暮作稼穑之念。 若俾求智慧火，乾烦恼海，则非吾之所能。 ”［18］作为一个统治者，不是要直接以佛理度人，更不是要亲身入佛，而是要化佛家之教义用于为百姓、为社稷服务之中。 可见，王审知充分认识到了儒释的相通性，并将佛教当成儒学治世的有益补充。 受王审知的影响，黄滔在其文章中也两次表达了相同的看法：金圣人之教功与德， 鲁圣人之教忠与孝。以忠孝之祈功德，莫之大也。 ［19］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中云：“乃产金 圣人于西国”，则“金圣人”即释迦牟尼，“鲁圣人”当指孔子，黄滔认为以佛教所倡导之功德来作为儒家之孝义的体现，是最合适不过的。 他为佛教未能更早地进入中原，进而发生更重要的教化作用而深感惋惜，并认为在人世黑暗的时候，在儒学衰微的时候，佛教能以其悲悯之心来涤荡人们心中的苦恼与恶念， 哪怕是再愚钝的人也会受其感染而一心向善，这样一来，佛教就成为治世的有效手段，佛学也就成了儒学的有益补充。正因为王审知将佛教当 成 是 儒 家治 世 的 有 益补充，所以其佛学举动往往带有儒家忠孝的色彩：天复元年辛酉，天子西巡，岐汴交兵，京洛禺禺。我威武军节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杞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诚，发大誓愿。于开元之寺造塔，建号寿山，仍辅以经藏，乞车驾之还宫也……本于孝思荐劬，故冠之以报恩，此其义也。 ［20］今我公为邦则忠孝于君亲，牧人则父母于生民。 造塔四，其一曰寿山，以昭皇帝辛酉岁西巡，发誓愿以祝熊罴，乞车驾之复宫阙。 其二曰报恩多宝定光，追荐于先世。 其三其四大中神光，为军旅也，为人民也。 缮经五藏，其二进于上，其三附于寿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 月三其斋，或千僧，或千佛。 疏乎诚，首则君亲，次则军旅人民，而己后焉。 ［21］在黄滔的笔下，王审知修寺、建塔、缮经、开 斋等一系列的佛教行为都是为君王、为父母、为社稷、为百姓求福的忠孝爱民之举，是其治世立国的有效手段。王审知长于中原， 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且举于乱世，亲眼目睹了晚唐民不聊生之状，故其明白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应当首先施行仁政，将儒家思想当成治国的根本，“始者我公之登坛也，其一之年，偃干戈，兴礼乐。 二之年，陈耒耜，均赋舆。 三之年，叠贡输，祗宠泽。 万乘臣其职，四邻视其睦，百姓天其政。 故一川之镜如，灵台之月如。 融融怡怡，愉愉熙熙。 乃大读儒释之书，研古今之理。 ”［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王审知上台之 始，首 先推行的是儒道，保境安民、发展农业、减轻赋税、兴办学校、延揽人才，使福建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进而才推广佛教。 正是因为王审知始终是将佛教作为治世手段、作为儒学的有益补充，正确地处理了儒释的关系，所以他虽大兴佛教，但却并未危 及 统 治；相 反，统 合 儒 释 方 略 的 成 功 施 行 ，形 成“三十年间，一境晏然”［23］的繁盛景象，极大地推动了五代福建的发展与繁荣。注释：［1］（明）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卷五十八，《祠庙》。［2］何 绵 山 著：《八 闽 文 化》，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1998年版，第13页。［3］［4］［5］［6］［7］［9］［13］［14］（清 ） 董 诰 等 ：《全 唐文 》，中 华 书 局1983年 版 ，第3857，3857，3857，3857，3856，3852，3855页。［8］徐晓望主编：《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10］（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532页。［11］（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12］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5］霍松林、邓小军：《韩年谱（下）》，《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16］［17］［18］［19］［20］［21］［22］同注释［3］，第3853，3856，3852，3852，3852，3855，3852页。［23］（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作者简介：1、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2、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责任编辑：安 然)94

统合儒释:王审知治闽方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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