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后,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首先兴起地下六合彩,而后在沿海的农村地区迅速发展。地下六合彩赌博现象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危及到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生活及社会的稳定。迄今为止,打击地下六合彩的行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地下六合彩也从“明目张胆“转为“暗通款曲“。在这一过程中,先是地下六合彩借助村民纯朴的关系与信任而肆意蔓延,村民们又通过一次次的理性选择,加入或退出地下六合彩的买卖

林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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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中）Legal System And Society社会学视角下农村地下六合彩的发展变化林 蕾摘 要 香港回归后，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首先兴起地下六合彩，而后在沿海的农村地区迅速发展。地下六合彩赌博现象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危及到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生活及社会的稳定。迄今为止，打击地下六合彩的行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地下六合彩也从“明目张胆”转为“暗通款曲”。在这一过程中，先是地下六合彩借助村民纯朴的关系与信任而肆意蔓延，村民们又通过一次次的理性选择，加入或退出地下六合彩的买卖。关键词 地下六合彩 理性选择 关系信任 越轨行为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210-02一、问题的提出地下六合彩这个非法博彩项目自进入中国内地起，能够在短短时间内蔓延到中国大地 20 多个省份，给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地下六合彩来源与港澳的“六合彩”。流行于港澳的“六合彩”是经特区政府批准注册的一种合法化的赌博，它采取公开摇奖、电视直播、过程公证等方式保证其公证性，彩民的收益和权利均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港澳地区，它和大陆的福利、体育彩票一样，是受国家认可的合法博彩活动。但是，自上个世纪末始，六合彩以私彩的形式传到内地，并迅速走样，衍化出的地下六合彩与港澳的六合彩已经没有实质的联系，只是一些庄家利用港澳六合彩开出的号码，并用高倍额的赔金诱使公众购买。“这是一种未经国家许可的非法私彩，是一种严重的赌博犯罪”。并且我们能够了解到，地下六合彩在农村地区发展的更为猛烈，严重危害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使不少农民的小康希望化为泡影，一些殷实之家也重新跌入贫困的深渊。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六合彩进入内地算起，将近十年过去了，六合彩在内地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政府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其进行“围追堵截”，效果怎样？地下六合彩已经在农村销声匿迹了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初一些农村地区“万人空巷”，同买地下六合彩的“盛况”？二、农民购买地下六合彩的行为发展变化分析（一）“关系——信任”：地下六合彩的蔓延路径费孝通曾形象地将中国社会结构概括为“差序格局”，他说“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步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乡村社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圈层，并且一个人形成的社会关系圈层不同于另一人。地下六合彩就是在这种“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结构下迅猛蔓延的，从庄家、写单者（联系庄家和彩民的中介，有些地方也叫“二庄”）到彩民，形成一根根的私人联系，进入建构成一张严密的“地下六合彩赌博网”。“阡陌交错、鸡犬相闻”是很多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聚村而居，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立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从总体上看来，农村社会中大家相互之间仍然是熟人，各自不仅了解对方的才干与人品，而且清楚对方的身世、财产及亲友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对于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村来说，因为遭受着商品经济的洗礼而使异质性日渐增强。关系中的情感性因素跟城市相比，虽然谈不上消退，但也不得不为功利性因素让出一些位置。成为一种“特殊的”关系，农村社会中的关系是工具性倾向与个人情感掺杂在一起的交换关系，是工具性的个人纽带，即工具——个人关系。农村人际关系的这种特征为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泛滥奠定了基础，关系脉络形成了六合彩蔓延的路径。关系的功利取向为地下六合彩在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易提供了可能，同时基于情感取向的人际信任又为地下六合彩的简易交易秩序和地下运作模式提供了保证。可以说地下六合彩，是依赖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而发展起来的。在地下六合彩发展的初期，人们拿着现金到熟悉的庄家处“买码”，是出于对庄家的信任，出于对庄家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本，如经济资本、关系资本等的信任。“小庄‘即二庄’不需要什么资金，也不需要什么背景，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庄，主要是那些会做人的庄，大家比较愿意在他那里下注，他能收到更多的赌钱。你要是做人不行，你家里即使有万贯家财也没有人愿意到你那里下注的。”“做‘二庄’是不需要一分钱的，只要你能被人家信得过。”政府对地下六合彩实现严打后，地下六合彩的交易形式变得更为简易。因为地下六合彩的违法性，这种交易一般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双方互相信任，试图通过血缘和地缘以及长期的交往来维持这种非法活动的正常履行。当六合彩活动大部分转向地下的时候，其运行模式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只需一个电话，即可“口头买码”。这种下注方式与当初开奖前的一两个小时云集于庄家家中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当有些官方报道宣传地下六合彩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其实表面上的冷清并不说明事情的真正解决，事实上只是表面上人与人直接的往来转变为电话间的频繁互动。村民们信任电话那头的庄家会拿笔记下自己要购买的码数、金额，中奖了也会及时送款给自己，庄家也认同这样的口头约定。而正是这种超强的信任大大降低了所有参与人员的各种风险。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庄家为了获取更大范围的信任，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同时增强自身的社会资本。有研究认为，一个庄家拥有的资本如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式越多样越丰富，对他的六合彩经营就越有帮助。作者简介：林蕾，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 2006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政策、老年保障。·社会观察·Legal System And Society2009.2（中）（二）理性的异变：地下六合彩流行的内在诱因农民购买地下六合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理性选择？地下六合彩既是庄家敛财的一种营生，又是部分人实现发财梦想的一种投资渠道。它作为一种投机性质的经济博弈行为，其经济特性十分显著。农村社区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生存压力对理性选择的影响作用减弱了，农民面对的压力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农民现金支付压力日益增大。理性选择的经济动因由温饱转为发财。并且因为我们国家特有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中国从一个平均主义大国，衍化为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心里会受到拜金主义的冲击。因此，随着农村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民的理性必然发生演变。社会经济文化刺激——行动者原动因和预期转变——引发新的理性选择行动。在经济层面，农村社区理性选择的目的由温饱转为致富。在文化层面，农民在拜金主义、奢侈消费等冲击下，对“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等侥幸暴富心态失去了文化上的抵抗。这种理性上的异变，在农民购买地下六合彩的初期，表现为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是农民对生存理性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经济理性的觉醒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购买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其一般行动取向是不计成本、不顾风险的，其经济理性严重扭曲变形。结果农民不仅没有超越生存理性，形成更高层次的经济理性，反而导致对最基本的生存理性的彻底反叛，使得经济理性的形成缺乏必要的依托。时至今日，购买地下六合彩的人数量有所减少，起码不会是初期那种，“男女老少齐上阵”架势。据笔者在自己家乡的观察，现在仍热衷与购买地下六合彩的主要是“有闲”的农民。（有很多的闲暇时间，但是因为自身市场观念的落后，市场行为能力低下，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拒绝其进入市场，导致他们进行其他经济行为困难重重。）这些人大多因为文化水平较低，对地下六合彩的理性认知能力不够，无法使其在理性选择的过程中对外部交换条件信息进行全面的把握。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是无法认识到六合彩是一种与概率论这样一个数学知识相关的博弈方式，也不承认在庄家和赌客的博弈中吃亏的总是赌客。而是执拗的相信自己可以从一些信息中（比如藏码图、电视节目）获取“特码”，一输再输后，还盲目认为是自己没有运气，或者分析不够透彻。那些已经退出地下六合彩交易的人，绝大部份是认识到了购买地下六合彩是种赌博行为，不可避免的是“十赌九输”。（三）社会团体压力：地下六合彩流行的外因如果说理性的变异在地下六合彩流行的过程中是一种内因的话，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团体的压力作为外因，“功不可没”。它是导致地下六合彩初期发展以“狂风扫落叶”的态势在农村地区迅速蔓延开来的一大原因。“当一种时尚刚刚在社会生活中兴起时，除非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领潮者就必须忍受来自社会大多数人的压力；但是，当一种时尚流行开来成为多数人的选择以后，情形恰好相反，那些未赶潮者会感受到来自大多数人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具有足够的力量，会迫使尚未赶潮者追赶时尚的潮流。”在少数领潮者如庄家等的极力推崇下，地下六合彩在一个又一个乡村中，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中发芽、生根并成为一种“时尚”。在对地下六合彩模糊的认识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他人确定行为作为标准，而作出与他人一致的行为——参与购买地下六合彩。三、结论与讨论（一）地下六合彩：转型过程中集体越轨的产物事实上，六合彩的发源地，香港、台湾也存在六合彩的外围买码的赌博活动，但是六合彩在这两个地区并没有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应该说港台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有关各类合法与不合法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比较完善，因此，六合彩在该区域内发展的比较有秩序，同时，该地区的几代社会公众经历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充分洗礼，大部分公众具有对风险——收益的深刻认识，具备稳定、成熟的市场“经济人”的理性。而大陆的地下六合彩则可以定义为社会转型期人们探索致富道路的一种越轨行为的产物，成千上万民众参与六合彩赌博，可以视为一种集体越轨行为。默顿认为，所谓的越轨行为就是文化所诱发的过高愿望同阻止这些愿望实现的社会结构性障碍之间的断裂。无疑，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取得成为普通大众越来越推崇的目标，然而社会却无法向有些人提供获得经济成就的合法手段。而当社会文化本身呈现为不合理时，受社会文化指导的社会公民的行为则呈现为集体越轨。（二）治理地下六合彩问题的社会整合策略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理性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相对于农民理性选择的诱因、预期的变化，其实际行动力与条件的变化是尾随于后的。一方面是行动者知识上的缺乏，导致其只能观事物的现象，无法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也缺乏更多的选择取向；另一方面是行动者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缺乏更好的选择渠道和空间。要矫正这种理性演变中的异化现象，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和农民自身的素质及实力。其次，政府对广大农村社区的群众，应该加强正确的思想引导。向他们灌输经济理性思想，让他们认识到“博彩”是一种博弈行为，是理性人的娱乐游戏，让老百姓认识到六合彩纯属一个随机的数学游戏，中奖号码根本不是算（猜）出来的。对这种随机的游戏应清醒认识，理性看待，把握成本与效益，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切不可深陷其中。另一方面，政府及社会各界可以加大力度宣传公益性彩票的正面效应，同时要向广大民众揭露地下六合彩的本质和内幕，宣传地下六合彩的非法性、投机性和危害性，使广大民众自觉抵制地下六合彩，远离其害。参考文献：[1]袁登明，吴情树．六合彩活动的犯罪学分析．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3]Walder，Andrew．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tity in ChineseIndust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4]邓燕华．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社会．2006（1）．[5]朱梅，应若平．从农村“六合彩”赌博看农民理性的演变——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05（6）．[6]周晓红．模仿与从众：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南京社会科学．1994（8）．·社会观察·

社会学视角下农村地下六合彩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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