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回顾了“华盛顿共识“之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并尝试分析和回答“华盛顿共识“之后是否存在关于经济发展“共识“的问题

施新磊

曹玉娜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总第442期·理 论 界 2010 第 8 期□施新磊 1 曹玉娜 2华盛顿共识后的“共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经济发展思想和相应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阶段。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胜利，也说明资本在与劳动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效率与公正二者之间，效率成为优先目标。该共识是国际政治经济强权的产物，曾在拉美、东欧、苏联、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受到推崇和施行，随后因其造成的消极后果遭受强烈批判，但这并未根本动摇上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在批判中产生的后华盛顿共识和第三条道路仍然高举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崇尚自由市场。2000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实行了更为彻底的新自由主义，这一发展模式在欧美的统治地位得到加强。一、华盛顿共识后的“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东南亚等地的执行状况促使理论界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政策。世界各国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经济社会特点的经济政策和发展道路。1．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的统治“华盛顿共识”后，发达国家的探索催生了“后华盛顿共识”和“第三条道路”。1998年，斯蒂格利茨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其内容包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对制度作用的强调以及对改革次序的认识等。不过，这些新的认识是迫于拉美等国家执行华盛顿共识导致惨痛后果做出的，目标仍旧是建构全球资本主义，并且“后华盛顿共识”只是一个简略的框架，没有详细的执行计划和实施措施，对就业及世界权利不平等等问题语焉不详或没有涉及。 〔1〕 从根本上来说，上述修正没有触及全球市场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基本前提，其目的是为了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其“产生最有效率结果”的作用，为了使自由化、市场化更好地实施，因此，其本质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向“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变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全球资本积累的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和差异，只是在建构新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以维护资本主义体系长期稳定的方式上有所改变。“后华盛顿共识”只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治理的民主性以及市民社会的责任等内容，实质上是一种修正了的“华盛顿共识”。随着克林顿和布莱尔的上台，“第三条道路”正式登台了。它是西方社会民主传统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击并与全球化达成某种妥协的结果，是对经济全球化体现出经济超自由主义的一种纠偏， 〔2〕 其中包括对政府政策执行的重新认识，对教育的重视等进步性内容。但这一模式作为国家干预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明显偏向后者。政治上它放弃“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基本主张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全面接受市场经济价值，在纲领、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向新自由主义政党全面妥协。经济上，第三条道路在全球化中追逐“新经济”的成功时，偏重于学习美国削减福利国家负担的做法；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关系上，屈服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的力量，偏向资本和效率而淡化对社会公正的维护。总之，第三条道路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与新自由主义并无本质区别，都主张小政府和低税收等，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关系上更加强调效率。在法国，“90年代以来，选民已很难区分社会党和左翼法兰西共和联盟的政策区别”。 〔3〕施行第三条道路政策的政府无意于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边缘政策来缓和矛盾，倾向于维持现状。因此，第三条道路注定“短命”。但是资本过度扩张和社会公正状况不断恶化，一旦经济条件改变，危机将不可避免。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过于依赖市场机制，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逐步发展成为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不过，尽管后华盛顿共识和第三条道路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但它们既重视国家干预又强调市场机制，试图寻求公正与效率的（1．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摘要：文章回顾了“华盛顿共识”之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并尝试分析和回答“华盛顿共识”之后是否存在关于经济发展“共识”的问题。关键词：后华盛顿共识；南方共识；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中图分类号〕 D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0） 08－0200－02［收稿日期］ 2010－01－14［作者简介］ 施新磊 （1981－），男，河南新乡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曹玉娜 （1982－），女，河南三门峡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国际问题研究】200·总第442期·理 论 界2010 第 8 期协调，依然具有进步意义。选择这样的混合模式，既不影响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利益，又可兼顾中下层群众的利益。这一背景下，市场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必将被重新组合，新的更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模式将会出现。2．南方共识的出现曾经奉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各国吸取经验教训，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新自由主义。它们或者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修正，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或者由本国 （地区） 领袖和人民自发地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战略。这些被总结为“南方共识”。戈尔记录了“南方共识”的出现，认为“南方共识”不是一个既定的现实，而是存在于拉美新结构主义政策和对东亚发展模式之间的某种趋同性的东西。“南方共识”是有关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何发展的分析。南方共识认识到无条件地开放市场不是最好的实现追赶的方式，通过恰当的一系列活动积极建立国有企业和生产能力才是最好的追赶途径；应当推动经济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生产发展，应该利用模仿现有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等。“南方共识”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政策所具有的比较明显的趋势或者共性的总结，是对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做出的总结。这些发展经验与政策模式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辩证地对待新自由主义。它并非完全摈弃新自由主义，而是吸收了新自由主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和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它是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建立的，本身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抗争。实践证明，南方共识比华盛顿共识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际，更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有关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启示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干预存在并进行补偿，而不完全信息，政府失败又要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谁占上风的选择上，社会经济现实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催生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古典理论，1929～1933年的大危机孕育了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则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涨时期。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使凯恩斯主义遭遇致命打击。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势头严重受挫，通胀加速，失业率上升。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经济发展一蹶不振，社会经济长期陷于停滞。滞涨使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赖以生存的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逆转，失去存在的理由。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重视，它将滞涨归因于国家干预，提出以恢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观点，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由于忽视社会公正引起的负效应，新自由主义曾一度受到削弱，引致“第三条道路”的产生，但它很快重新主导各国政府政策。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相辅相成，政府更关心国家竞争力而不是社会疾苦。东亚危机和多次拉美国家危机以及90年代欧美经济衰退曾敲响了警钟，迫使许多国家对经济政策做出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也对华盛顿共识做出了修改、调整并检讨自身的政策和措施。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地位并未遭到削弱，“后华盛顿共识”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更是国家干预主义对新自由主义作出的妥协。实际上，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不断更替与斗争的过程，也是二者互相取长补短的动态融合的过程。经济自由主义体系并非完全排斥国家干预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也非完全排斥经济自由，主张国家干预一切。当前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国政策中的凯恩斯主义色彩较为突出，政府运用各种财政、货币政策，甚至国有化措施全面干预经济，自由市场的力量受到压制。必须认清的一点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只是特殊时期为了挽救经济，避免危机深化的“强心剂”。在资本主义历史实践中，自由市场机制已经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最效的手段。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它仍是大多数人致富的最有效手段。危机过后，大的调整将会产生，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被重新认识。如果说关于21世纪经济发展模式及其隐含的新的经济哲学存在共识。有三点内容应该考虑： （1）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独立自主的、依据自身所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和自身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特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及相应的经济政策；并且有权利根据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这些模式。（2）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和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混合经济体系成为经济的重要运行机制，同时也决定调控国家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应更多的具备国际经济协调的特征。混合经济所包含的 （公） 国家所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内容则既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混合经济体系中，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机制同时并存。不同的国家，它们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经济运行周期的不同阶段，它们的作用配比也各不相同。而且国家干预及其国际化形态——国际经济协调，必将发挥监督市场机制运作的重要职能，这绝不是“最小化政府”就能满足的。同时，国际经济协调缘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日益紧密的关联与互动，成为处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事务的重要途径。（3）正如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里所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无论哪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经济运行都必须解决好公平与效率、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这一矛盾，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稳定的基本保证。■参考文献：［1］ Ziya Onis and Fikret Senses．Rethinking theEmerging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Development and Change［J］ ．2005，36 （2）：263－290．［2］ 李滨．经济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J］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9） ．［3］ 周穗明，马志良．全球化的矛盾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 （3） ．责任编辑：丁 芝【国际问题研究】201

华盛顿共识后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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