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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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琵琶记》研究·八 《琵琶记》与中国伦理悲剧 黄仕忠  -               谚云：苦难见孝子，乱世出忠臣。锦衣玉食，熙然雍和，安乐逸如，易见为父之慈，而无孝子之容；君王开明，纳谏如流，良臣贤臣迭见，而无“忠臣”之位。“孝养”的本义，乃是长者生计不能自理之时，由晚辈精心照顾，安度晚年，宛如乌鸟之返哺，它是面对“适者生存”的铁的现实而作的人文修饰，因而也是“文明”的人类异于禽兽之所在。大约早在进入文明社会之时，中国古人已有此种观念，并且作为社会的基本规范。不过儒家宗师将其纳入伦理范畴之时，尤其强调内心情感的自然生发，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又说孝是“父母惟其疾之忧”；是“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故真正的孝，不仅应向社会表示其“能养”，而且必须是出于内心的“敬”，即非强制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但“能养”是直观的，是“孝心”的直接展示；而“敬”却因为出于内心而只有孝子自明，他人却只能据表象作判断。故真孝子未必即为社会与家庭所认可。而社会与家庭却根据伦理的规范，根据外在的标准作监督，要求孝子在任何情况都必须绝对服从，以验证其孝心。故封建时代“孝子”也不是轻易做得的，通常必须历尽磨难。“二十四孝”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儒教伦常社会中，一片孝心忠情，不为父君所体察，“荃不察余之衷情”，反横遭猜忌责难，甚至由此惨遭不幸，便给人们以一种“悲剧性感觉”。屈原的忠君见妒，岳飞的精忠报国反死于君上的屠刀等等，皆属此类。而这些悲剧性人物，虽然见疑于君父，而仍坚持操守，“虽九死而无悔”，以自己的苦难甚至生命的代价成全忠孝之情，以使君父 终幡然明悟，以证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便构成一种道德的崇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伦理悲剧的基本构成方式。《赵氏孤儿》、《精忠记》是如此，关汉卿的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窦娥冤》也是如此。窦娥之死之所以“感天动地”，便是以一个恪守妇道的“孝妇”，反被诬以“谋杀公公”的罪名而问斩，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令天地亦为之变色，从而成就其为“大悲剧”。《琵琶记》虽没有表现得这般剑拔弩张、悲怆激烈，但它本质上也是一出伦理悲剧。       从传统伦理纲常的角度，结合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与审美特征，可以在古典文学中发现一片新的天地。由于礼教伦常，一直是当代社会批判与否定的对象，故以往论古典悲剧者大多小心翼翼地作出“规避”。如《窦娥冤》，其孝妇、清官、鬼魂，曾经被作为表现了作者“思想局限”的三大问题而引发争议，受到批判，故悲剧的解析便只能在“暴露黑暗社会”这一狭隘的小径中行进，却又被“清官”的障碍堵塞了道路。“惊天动地”者，也只能被释作是窦娥的“强烈的反抗精神”所引发。释其善良而不涉及“孝妇”的规定内涵， 终只能将未能疏通的问题归于作者思想的“局限”，以使断章取义的解释得以“周全”。至于《琵琶记》因对“孝子贤妇”的肯定性描述而受到批判，则更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我们必须先作正本清源的工作。       以血缘为中心演绎而成的礼教伦理制度，因程朱理学的盛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益发显出其巨大的缺陷和对于人性的桎梏。在近代史上，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开始了曾以五千年文明自豪的中国人的屈辱的历史。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中华帝国一度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国家这种鲜明的对照之下，反传统思潮应运而生。曾经哺育过汉唐文明的儒家思想及伦理制度，作为积弱成贫的祸根而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激进的思潮和政治的强权之下，在取消了“辩护律师”之后，以近现代史的“铁的事实”，宣判了它的的死刑。在“与传统观念作彻底的决裂”的旗帜之下，这种制度已被碾得粉碎；与此相关的思想文化一度也在彻底破除之列，其极至便是“文化大革命”的民族虚无主义，以“永恒”的斗争与反抗取代了传统的秩序与规范。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当世界大势，因和平的潮流而从昔日的军事扩张主义转向经济扩张之时，经济实力较之强权政治，具有更大的征服力。当“文革”的噩梦过去之后，现代化再度成为国人迫切的目标。彻底的反传统之后，正视传统已成为共识。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儒家文化圈”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并迎来了所谓“儒学的复兴”。西方中心主义的消退和西方思想自身的危机，民族主义的高涨，使得强调传统和提高民族自信性成为新的时尚和政治需要。当代“儒学大师”虔信儒学终将成为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的指路明灯，把 21 世纪划作“东方的世纪”。传统，已经由往日弃之如弊屣，变作今日的无价之珍了。       如此这般，林林总总，世事变幻，真如同苍狗白云，莫可名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终于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细说传统与传统中国人，而不必受政治的有色眼镜的困扰。故《琵琶记》这样与传统紧密相联的作品，也有了重新讨论的条件。甚至关于“负心婚变”道德问题，也因世事的变迁，当情感成为现代婚姻的惟一依据之后，在男女平等而女性已能自立的条件下，“陈世美们”的婚变，也已有了可同情之处，遂日趋平淡，习以为常，以致消解了道德的义愤。因而撇开负心婚变问题的纠缠，重新正视《琵琶记》的描写，也有了可能。       儒教伦理纲常，不管今人如何看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究诘的“天理”。它并仅仅是一种理论，它是通过封建制度而深入到人们心灵之中的现实。它借助血缘关系而注入了内心情感，并构成一种深厚的“心理积淀”，一种难以解脱的“心理情结”，成为一种文化的遗传基因，成为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的基础。当然，人们未必便以为礼教的一切都是和谐与完满的，但他们明白地意识到这一点：礼教伦理纲常在他们那一时代是无可替代的。他们只能在礼教的规范之中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也是在实践他们的理想。这种理想，便是伦理纲常的和谐。       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儒家伦常无疑是保持宁静和谐的理想范式。这里，天道，同时也是种族和血缘的；人伦，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子子”的关系。通过血缘与种族，由君明臣忠父慈子孝构成一幅和谐的社会画图。然而人事多磨，欲壑难平，纵然为人臣者克己奉礼，倘为君父者无从约束，这种“和谐”便难以达到，“三代盛世”可以想象而难以实现，结局甚至是比干、屈原、岳飞式的下场。面对伦理纲常，人力有时而尽，而世事莫测变幻，便成为中国人无法把握的“命运”。       西方传统，关注个人，展现的多是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并将个人放在首位。由于人在“神”、自然、社会面前的无奈，于是便有“命运”的观念。其悲剧所展示的崇高，正建立在与命运的不屈的抗争之上；悲剧的“怜悯”与“恐惧”，即出自个人的渺小和“命运”的不可战胜之中。这种特质，决定了西方西典悲剧的基本构成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中原无“悲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悲剧”乃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如果以西方悲剧观念和悲剧范式作标准来衡量，也可以说中国无悲剧。因为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完全合于西方规范的悲剧样式。但如果把“悲剧”作为一种普泛的理论来观照，则中国古代自有其独特的悲剧创作存在。它必然深深地刻上中国文化的印痕，具有独特的品格与表现方式；从而可以说，完全以西方古典悲剧观念要求中国古代悲剧，无异于刻舟求剑。       悲剧的本质乃在于关注特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人类的命运。西方人的“命运”是人与自然、社会的直接冲突；而中国人的“命运”则是个人适应社会过程中的间接冲突。故其取向与表现颇多差别。       中国伦理社会的构成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典悲剧表现的独特性。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人融于社会。社会依照伦常理论而构建，个人依据此种理想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分子。个性服从共性，个人服从社会，个体服从理想，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更是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奋斗终身的精神所系，它还被认作是使中国民族再度辉煌的保障。“大公无私”的传统，将“个人主义”逐出了伊甸园。人们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奉行的是一种献身精神，它奉献的不是虚无缥渺的上帝，而是一种社会的理想。       但是，理想毕竟不等于现实。儒家提出了伦常的大纲，而其间的种种却仍需要用心灵去填补。伦理纲纪本身充满矛盾和多种阐述的可解性，难以一一据条例施行。一旦条例化，其结果便演为程朱理学的存天理而灭人欲，成为人性的枷锁。在恢宏博大而又充满矛盾的“理想”面前，个人显得如此之渺小，其努力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与报答，甚至是适得其反。这种个体对于和谐的伦理社会的努力与伦理纲纪本身包含的不和谐性之间的冲突，便铸成了中国人的特定的悲剧意识与悲剧观念，引发出中国人特有的“悲剧感觉”。比干忠而剧心，屈原忠而见妒、岳飞忠而被杀，便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真正的“悲剧”，并且真正能够从中感到悲剧的“怜悯”与“恐惧”，引发悲剧的感觉；窦娥的孝而被诬毒杀“公公”，其“感天动地”，也正是一种悲剧的崇高。       所以若问中国悲剧之所在，中国悲剧便在于能使中国人产生悲剧感受的“张力”之中，而不在理论家的悲剧标准与框式内。而能够引发中国人悲剧感受的，也必然是与其生活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试看古希腊悲剧《美狄亚》，女主人公为情欲而杀兄叛国，又为报复负心汉杀死二子以泄愤，西方文化中，可以成为一幕震憾人心的悲剧。而中国社会，美狄亚这种行为本身即是万死难赎，更遑论感受悲剧了。中国文化中的表现，必然是以赵贞女或秦香莲式以极度的孝义与牺牲精神来显示负心汉的道德亏缺，从中构成一种巨大的道德的谴责力量，以不争之争获取 大的悲剧效果。如《秦香莲》中，香莲不求陈世美认妻，只求其收录骨血亲子，却仍不获允，使悲剧的愤懑达到高潮，便是一例。       中国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哲学。东方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由于伦理纲常对于中国古代的民众是别无选择的，命定的，因而既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宿命。它借助社会道德力量而获得强制性制约，成为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理想与强制的混合体。世上谁无父母?乌鸟尚知返哺。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这种孝情孝意是从心底里生发出来的，是一种纯粹的亲子之情。这种情感可以原谅父母的不情行为，所谓“世间无不是的父母”。推衍到纲常的顶端，便是“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父子之间的这种伦理纲纪，看似粗暴，无情，但由于有了亲情作底蕴，竟变成为所爱者而作的崇高的献身，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以西方观念观照，自是惊诧莫明；其实也不过如东方人看西方人的亲子视同路人时的感觉一样，难说谁比谁高明多少。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文化背景、原由与价值，只是无论以个性而摒斥亲情，或借亲情以抑制个性，都是“过犹不及”的。       蔡伯喈与赵五娘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孝子贤妇”。但《琵琶记》与其说是一曲孝道伦常的赞歌，还不如说是一曲礼教的悲歌。因为它表述的是虔心以孝道行事的孝子的悲剧。而造成悲剧的根源却正是伦理纲常本身：父亲的强试，君相的强官强婚。这位一心只想终养父母的孝子，恪守伦常，却因伦常社会本身的缺陷， 终落到父母惨死，自己被责不孝的结局。”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它揭示了伦理纲常本身的窘态与难以周全的内在矛盾；昭示的是伦理社会中人们对于伦理纲常规范下的生活的无奈。而他们的 大悲哀正在于：明知其不可为，却因为伦理纲常如命运般不可违抗，遂不得不委曲以求全，结果适足以自陷悲剧；又因系自身主动的努力而“自投”陷阱，终只能自责自悔而无可怨尤。蔡伯喈在君、相、父面前的步步退让和委曲求全， 终落到不孝境地而无以自辩，即是如此。蔡伯喈在明清时代作为“孝子”典型而引发共鸣，也是基于此。《琵琶记》“关风化”的真义亦当始于此。而赵五娘在三纲五常之下“吃尽控持”，命比糠苦，如此贤孝而仍遭公婆疑猜，又何尝不是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剧命运?比较起来，蔡伯喈的故事是特殊的，而赵五娘的遭际却是普遍的。赵五娘在吃糠真相大白之时，终于获得了公婆的理解，这是她的幸运之处，世上又有多少媳妇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竭尽心力以冀博婆母的欢心而终不可得的呢!除非“多年媳妇熬成婆”，否则赵五娘式的处境便是她们摆脱不去的命运。可谓一曲〔孝顺歌〕，双泪落台前。当人们赞美赵五娘的贤孝，称道其善良纯朴，刻苦耐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劳，忍辱负重，视之为中国妇女的光辉典范之时，可曾想到，礼教社会对于女性的摧残、给予的苦难，正是赚取这种“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所以，在悲剧的层面上，《琵琶记》所表现的，便是一幕伦理的悲剧。蔡伯喈从亲情与伦常出发实现孝养双亲的努力，因伦常本身的矛盾而致父母惨死、身陷“不孝”，便是其基本的涵义。从道德的角度说，一名志诚的孝子，虔心依孝道伦常行事，一刻未尝忘记终养之事，理应是种瓜得瓜，求仁得仁，不意反因“三不从”的“好意”而至于“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境地，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给予处于伦常社会中的中国人以一种强烈的悲剧感受。    

《琵琶记》研究·八《琵琶记》与中国伦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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