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思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审美特征 刘家思 作者赐稿 -      摘要：本文论述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审美特征：一、个体精神与爱国精神的交融；二、在二元对立中张扬崇高的人格；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正是这样，造成了作品的简单与粗浅。 关键词：戏剧研究  郭沫若历史剧  审美特征  局限  中国现代历史剧诞生于“五四”时期，在“国防戏剧”运动中获得发展，到 40 年代便形成了高峰。在现代历史剧的发展历程中，郭沫若功不可抹。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更是现代历史剧创作的卓越代表。本文从审美上谈谈它的艺术特征。 一、个体精神与爱国精神的交融 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在“五四”激潮中产生的，“借古喻今”是他的创作原则，他总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1）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时代精神。他的历史剧分别创作于 “五四”时期和 40 年代。尽管面对的时代情势有些不一样，但由于现代中国遭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的现状始终没有改变，两个时期的创作都体现了对个体精神的推崇与对爱国精神的高扬。     他的历史剧是从新诗创作开始的。他的新诗《女神》、《星空》中被他自己称之为“剧曲”或戏曲的作品，如《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以及《黎明》、《广寒宫》、《孤竹君之二子》等，都取诗剧或剧诗的形式，是其历史剧的萌芽。1922 年 2 月创作《卓文君》才是其历史剧创作开始的标志。它和《王昭君》、《聂嫈》一起成为前期历史剧的代表作。1926 年 4 月他把这三个剧本合在一起，改名为《三个叛逆的女性》，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这三个剧本分别塑造了三个大胆叛逆的古代女性形象，突出刻画了她们热爱自由、崇尚个性、蔑视权贵、敢于抗争、为追求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个性与精神，鲜明地歌颂了妇女的觉醒与反抗，抨击了封建旧制度旧道德。在这些作品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中，启蒙话语在张扬个性的同时寄予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表现了为多数人的解放而牺牲一己的精神。《女神之再生》高唱“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这“新造的太阳”，就是诗人心中新中国的象征。《湘累》通过屈原之口诅咒混浊的黑白颠倒的世界，在对黑暗的旧中国的抨击时表现了强烈的报国情怀。《棠棣之花》中“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的歌词唱出了多少爱国仁人志士的慷慨之情。《三个叛逆的女性》在歌唱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中进行的是对国家对社会进步的思考，实际上是“五四”时期“立人救国”思想的表现。他说：“女子和男子也同是一样的人，一个社会的制度或者一种道德的精神是应该使各个人均能平等地发展他的个性，平等地各尽他的所能，不能加以人为的束缚而单方有所偏袒。这从个人的成就上和社会的进展上都是合理的要求。”（2）这里社会的进展包括了国家的发展。     在后期，从 1941 年底到 1943 年初，郭沫若创作了 6 部历史剧，包括《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原名《筑》）、《孔雀胆》、《南冠草》，前面 4 部以战国时代各国联合抗秦斗争历史为题材，被称为“战国史剧”，后两部则分别取材于元末历史（《孔雀胆》）和南明历史（《南冠草》）。这些剧作，融会了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更贯穿着他作为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情，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成熟和高峰的到来。这些剧作展示了主人公与黑暗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决维护民族和祖国利益的崇高精神，传达了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坚守气节和团结御侮的主题。在这些剧作中，那种强烈的爱国精神与主人公独立不倚的鲜明个性与崇高人格是紧密相关的。屈原始终将个人消融于社会的道德之中，将个人的利益融入民族利益之中，爱国爱民，大公无私，反对卖国投降，不计个人得失。这与他所具有的不骄矜、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的个性和独立不移、光明磊落、高洁耿直、嫉恶如仇、正气凛然的主体人格以及富于理想追求、为光明和自由而战的坚强意志是分不开的。 二、在二元对立中张扬崇高的人格     郭沫若的历史剧张扬着崇高的人格，这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戏剧形态中完成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的。郭沫若的历史剧大多都是一些英雄悲剧。在黑暗的现实与严峻的民族危机前面，中国传统戏剧的二元思维模式强劲地主导着他，善与恶、忠与奸、美与丑成为其戏剧中鲜明的矛盾力量，展开了激烈交战，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所以，在他的戏剧中，人物的配置通常只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个阵营，他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戏剧发展的内核。正是在这种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显示了对崇高人格的向往和敬仰。     在他笔下，主人公都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和志士仁人。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事业，大多与民族联系在一起，最后都在与敌对力量的搏斗中悲壮地死去或受到打击而走向悲剧结局。这就打造了现代悲剧艺术的崇高品质。《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成就的最高代表。作者“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他“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3）用借古讽今的方法，强烈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剧本取材于屈原一生的事迹，集中描写了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的爱国力量与以郑袖、靳尚为代表的投降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剧本中，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屈原受到投降派和一些腐败贵族的反对，昏庸的楚怀王听信了投降派的话绝齐亲秦，屈原被罢免了官职，并被囚禁于东皇太乙庙中。但屈原并没有屈服于黑暗势力，而是置个人的安危于度外，始终坚持斗争，在最黑暗的时候高吟“雷电颂”，呼唤风雷闪电，呼唤正义和真理，气势磅礴、高亢激越地向昏聩和黑暗发出愤怒的诅咒，表现了不屈不挠地追求光明的战斗意志，张扬了崇高的人格。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人物形象，构建了理想的人格模式，这是作家理想的寄托，显示郭沫若历史剧在文化寻根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屈原是胸襟坦诚、见解深刻的伟大的政治家和诗人的艺术典型，既包括了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也包括了为光明自由而歌唱的现代诗人郭沫若自身，更包括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志士。他那种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雄无畏的斗争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郭沫若看来，一个人的人格高下决定了他现实言行的走向。婵娟与宋玉之所以在自己的命运历程中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关键是他们的人格品质不同。婵娟之所以笃信真理，不畏权势，鄙视利诱，“决不苟且偷生”，是因为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她“志趣坚定”，具有高洁的人格。她景仰屈原，深上受屈原人格的影响。她把屈原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理想，并决心为之献身，最后成为“道义美的形象化”，（4）外在美与内在美得到了和谐统一。而宋玉则人格低下，所以投靠了投降势力。他们与南后郑袖和张仪一样，从各自的侧面衬托和突出了屈原的高尚人格。 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 郭沫若总是站在时代的政治高度，从时代的要求出发，选择与生活的现实背景相适应的历史题材进行戏剧创作，通过古人古事与现实对话和交流，从而达到“据今推古”，“借古鉴今”（5）的目的。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浓烈的主观抒情性交织在一起，显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     他总是从史实中发掘和发现同当下现实的联系热点，让观众从古今联系中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对待现实。《屈原》的创作就是针对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他说：“全中国的进步的人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通过屈原的悲剧命运，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现实。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都不严格地重视历史的原貌或如实地敷陈历史事实，而是为今而“史”，根据剧情和主题的需要，在尽可能有史实材料依据和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和艺术想象力，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合理的改造和加工，对历史追求一种神似。这正是郭沫若浪漫主义史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他看来，历史剧首先是“剧”而不是“史”，史学家和史剧家的任务不同，“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精神”，“研究历史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6） “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事实所束缚”。（7）因而郭沫若的历史剧都不违背历史的精神，但又不拘泥于史事。例如张仪使楚的时间和南后陷害屈原之事都是作了改动的，虚构的。这就更充分地揭露了投降派的阴险、卑劣和狠毒，戏剧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宋玉也突破了历史事实的限制而进行了新的创造。而婵娟则是完全虚构的形象，她的出现，更好地烘托了屈原的形象，有力地鞭挞了投降变节之徒。正是这样，作品反映现实的张力增强了。     郭沫若是个感情激越、充沛、奔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历史剧和他的新诗一样，寄托着作家的主观意愿和情绪，抒情主体鲜明，诗意浓郁，情感热烈，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历史剧可以说都是悲壮激越的诗剧。在剧作中，创作主体与他所热爱的历史人物融为一体，作者的情感灌注在剧中人物的心灵之中，往往通过人物之口倾泄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宣布了自己对于当下现实与人生的见解，因而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也显示了作者自己的人格取向。《屈原》一剧既是写屈原也是写郭沫若自己。“雷电颂”是这两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合奏曲，是当时屈原可能发出的呐喊，更是郭沫若对当下黑暗现实的诅咒。这种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与作者无拘无束、热情奔放、想象丰富的个性是分不开的。正是这样，在他的历史剧中，人物语言既是个性化的也是抒情性的，充分揭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时代情绪，感染力很强；而那些反复出现与吟诵的民歌和抒情诗，如《屈原》中的《橘颂》和《雷电颂》、《棠棣之花》中的北行诗、《南冠草》中的《大哀赋》、《虎符》中的赞颂歌等等，不仅渲染了浓烈的主观抒情气氛，而且突出了人物性格，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效果。     郭沫若这些历史剧无疑是庄重严肃、高昂悲壮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其显示了鲜明的主旨，浓烈的主观抒情使其痛快淋漓地表现了时代情绪，但同时也造成了作品的简单与粗浅，思想上不深刻、艺术上不厚重，缺乏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但这种崇高悲壮的格调却使人振奋，富于生命的召唤力。       注释： （1）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第 70 页。 （2）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3）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屈原〉》，《沫若文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58 页。 （4）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沫若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12 月版，第 187 页。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5）（7）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沫若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12 月版，第 80 页。 （6）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沫若文集》第 1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6 页。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审美特征

http://dspace.xmu.edu.cn/bitstream/handle/2288/73155/%e8%ae%ba%e9%83%ad%e6%b2%ab%e8%8b%a5%e5%8e%86%e5%8f%b2%e5%89%a7%e7%9a%84%e5%ae%a1%e7%be%8e%e7%89%b9%e5%be%81.pdf?sequence=1&isAllowed=y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审美特征

Abstract

Similar works

Full text

Available Versions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