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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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为《中国戏曲文化概论》辩护 章明旺: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 年 6 月 18 日 -        郑传寅教授的《中国戏曲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论著，该书“序一”、“序二”说，“作者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正在探索一条人迹罕至的新路”，“在比较中见特点，在论辩中见深度，在超越中见高度”。我认为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说该书在同行同类著作中出类拔萃，毫不为过。现在戏曲理论书虽出了不少，但真正能望其项背者又有几何。不然，著名的专家教授为什么撰文高度肯定它呢。但是，黎先生却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相互矛盾，相互否定》一文，对其进行批评。我读后却和黎先生有不同的看法，现就一些具体问题求教如下。    在戏曲的时空关系中，郑教授提出了“重时轻空”的新观点，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黎对这个新观点不置可否，却对支撑这个新观点的几个论据提出责难。其实，黎的责难过于拘泥旧说了。例如他批评郑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这就是从旧说出发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个旧说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关系，前者比后二者更加重要。现在郑教授反其意而用之，认为“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所以“天时”比“地利”“人和”更重要，他说:“我国古人认为，时间是决定性因素，空间则在其次，故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概论》第 442 页）。郑这样说是为了证明“重时轻空”的新观点，又有何不可？古人材料既可以这样阐释，也可以那样阐释，为什么非要拘泥一个旧说不可。上述孟子的一段话，中学生都学过，都知道，难道大学教授不知道，这无论如何说不通。当然，大学教授也有犯常识错误的时候，但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还不至于吧？“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关系，有时真的是“天时”更重要，对此郑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时运’对于绝大多数人至今仍有一种神秘的感召力，‘背时’意味着失败、遭殃，‘行时’则意味着成功、幸福。古人无不相信一个人长时期遭遇不幸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相信逃避了一段不幸的岁月便可获得幸福。”（同上）从郑教授这段论述中，可以见出时间的重要，它有时的确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郑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教授据此作出“天时”比“地利”“人和”更为重要的结论，是不无道理的。黎只是拘泥旧说，而郑却是创造性的发挥，两人的思维方式是大不相同的。正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所以对《易传》、“五行结构图”的阐释也大相径庭。任何一个文本是可以进行多面阐释的，拘泥一说而不知变通，这不是对待文本的正确态度。黎氏在这方面是否有反思的必要。    郑教授根据对古典戏曲人物的总体考察，在该书第三编以小标题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卑贱者最高尚最聪明”“高贵者最卑鄙最愚蠢”（《概论》“目录”第 4页）。他说：“在我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正统文人眼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就是说，高贵者是聪明的，而卑贱者则是愚蠢的，而且这种状况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在古典戏曲舞台上，这一颠倒了的历史被颠倒了过来”（《概论》第 339 页）。黎氏对此批评说：“仅从身分地位出发来看一个人的品性才智，无异于早已被历史否定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并且与郑先生在《概论》其他地方论述时所举的许多例子，又构成了自相矛盾。”这里我不想讲什么“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但要指出，一个人的品性才智与他的身分地位是有联系的这一点，恐怕谁都否认不了。既然否定不了，那么郑氏所说的“卑贱者最高尚最聪明”“高贵者最卑鄙最愚蠢”一说也就可以成立。联系现在舞台上的戏曲演出，郑氏提出的观点，你不感到很有一些针对性吗？至于黎氏对郑著“自相矛盾”的批评，其实也不能成立。黎氏举出一些例子，说一些“高贵者”的表现显得相当高贵，如《汉宫秋》中的汉元帝，《精忠旗》中的岳飞，《长生殿》中的唐明皇，《清忠谱》中的周顺昌，《窦娥冤》中的窦天章，《陈州粜米》中的包拯等，这与郑氏提出的“高贵者最卑鄙最愚蠢”的论点显然相悖。表面看来，黎氏所说甚为有理，但这是似是而非，因为郑氏着眼的是古典戏曲人物的整体结构，而黎氏着眼的是古典戏曲人物整体结构的部分组成。从古典戏曲人物的大多数来看，“卑贱者最高尚最聪明”“高贵者最卑鄙最愚蠢”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任何命题都有例外，不允许例外，就无法设立命题，这究竟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啊。黎氏是否想到了这一点呢？    关于爱国主义是否为叛逆精神的问题，郑黎二人也有不同意见。郑氏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叛逆精神，这从该书第三编第一章“张扬异端------古典戏曲的叛逆精神”下属的三个小标题“抵御外侮”“存亡继绝”“为国效节”中可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以见出。将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视为叛逆精神，这的确是郑氏的一大创见，前人似乎没有说过，但我认为这个创见是可以成立的。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在外敌入侵的时候，爱国的少，卖国的多。因此说爱国主义是一种叛逆精神，也未尝不可，这是针对大多数反动统治者而言的，当反动统治者坚持卖国主义的时候，你坚持的爱国主义不就是一种叛逆精神吗？黎说郑的这个观点是“荒谬绝伦”的，这个帽子似乎扣得太大了，而且也不大合乎事实。    中西戏剧文化的对比，郑教授是极有个性、极有特色的，在黎氏认为是缺点的地方，我倒恰恰认为是难得、鲜明的优点。郑氏认为，中国戏曲是“形式和结构都顶好的戏剧审美样式”（《概论》第 186 页）。这样旗帜鲜明地标举戏曲是世界上最好的戏剧，在当今西剧风靡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郑氏为了说明戏曲是世界上最好的戏剧，他对中西戏剧的各个方面做了戏曲优于西剧的科学比较：西剧的思维是“直线思维”，戏曲的思维则是“圜道思维”；西剧追求“理性的超升”，戏曲则追求“感性的沉迷”；西剧“注重的是昨天的记忆”，戏曲“注重的是明天的憧憬”；西剧的悲喜分离造成了“过火的毛病”，“会破坏审美心态”，戏曲的悲喜混杂不仅是“顶好的戏剧样式”，而且是“最为理想的审美心态”，“有益于身心健康”；至于戏剧的结构，西剧是“单一结构”，戏曲则是“环形结构”，前者是“直线思维的产物”，后者是“圜道思维的投影”；谈到舞台的表现方法，戏曲则更比西剧“不知高明多少倍”，因为前者是“主动的超越”，后者只是“被动的适应”。以上这些科学的比较，充分说明中国戏曲优于西方戏剧，例如前者的“圜道思维”肯定比后者的“直线思维”好，前者的“环形结构”肯定比后者的“单一结构”好，前者的“主动的超越”肯定比后者的“被动的适应”好。但是，郑氏并未将这点绝对化，他在说明中国戏曲肯定优于西方戏剧的同时，又强调两者的“融合与互补”，这样既突出了戏曲优于西剧的重点，又避免了将这个重点绝对化的片面性，，应该说这是很有辨证性的。也许有人不同意郑氏的观点，但这也是一家之言，应该尊重理论的创新。    最后，我要谈谈《中国戏曲文化概论》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重时轻空”论，前已有述，这里不再重复。二是戏曲起源的多元论，这是郑著特别耀眼的亮点。对于戏曲的起源，不少戏曲理论家都作过深入的探讨，但大都限于一隅，缺乏综视的眼光，对此郑氏在其大著中作过详细的分析，既承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认前贤和时贤的贡献，又指出他们严重的局限和不足。关于郑氏在戏曲起源问题上的杰出贡献，《光明日报》2004 年 1 月有一篇《论从史出见新意》的文章指出：郑著的贡献，就是在戏曲起源问题上变单源论为多源论。我认为，这是郑教授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书写的划时代的一笔。  

为《中国戏曲文化概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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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戏曲文化概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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