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有着历史悠久的海洋文明。宋元时期（960-1367），浙江和福建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已空前繁荣。[ 关于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的描述见Elvin (1973)，Findlay和O’Rourke (2007)。] 然而进入明朝（1368-1643）后，中国沿海走向骚乱，遭受了连绵不断的海盗式掠夺。原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原作者联系Email：macc@sdu.edu.c

马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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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海商、海禁与海盗山东大学 马驰骋中国东南沿海有着历史悠久的海洋文明。宋元时期（960-1367），浙江和福建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已空前繁荣。1 然而进入明朝（1368-1643）后，中国沿海走向骚乱，遭受了连绵不断的海盗式掠夺。明清时期被史学家称作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期”（Antony, 200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50-67年间的“嘉靖倭患”。这一期间有数十万海盗大军，以沿海岛屿为基地，向繁荣的江南与福建沿海城镇发动了频繁的攻击。明沿海戍军节节败退，苏州、松江（今上海）、杭州、泉州等二十多座城市沦陷，旧帝都南京也一度受到包围。海盗与明军之间的激战导致东南沿海人口锐减，据明代官员估计有近一千万人被杀；诸多手工业市镇沦为废墟，沿海经济遭受重创。2明清沿海的海盗常被官方称作“倭寇”，即日本海盗。但事实上，除了明前期日本海盗居多外，之后 80%以上的海盗是来自浙江与福建沿海的破产贸易商、城市失业者和疾苦农民；并且海盗的首领们几乎全为中国海商。3 海盗攻击的最终目标，是掠夺生丝和丝织品等获利丰厚的中国特产，转而运往日本、澳门、马六甲甚至印度的口岸，进行贸易（So，1975）。问题在于，为何这些曾经的海商自明以降弃商从寇，对他们曾经开展贸易的地区发动了惨烈的武装掠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已吸引了众多中外史学家。其中，明清王朝的“海禁”政策，被大部分史学家认为是引起沿海骚乱的根本原因。现以明代为例，将海禁与海盗间的关系简要描述如下。从明朝建立始，洪武帝（朱元璋）“废市舶”，令“寸板不许下海”，严禁民间从事任何海外贸易。“海禁”被写入《大明律》，作为祖训长期执行；中国与海外的交往只限于官方的朝贡贸易体系，即周边国家和部族定期向明廷朝贡，以交换各自所需的奢侈品。关于明朝实施海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中国拥有庞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体，不需与其它经济体发生贸易往来以增加税收，并且明朝以农为本，崇尚儒家“重农抑商”的保守思想；二、明代皇帝认为开海会方便沿海居民与海外异族勾结，进而引发沿海骚乱；三、明朝以朝贡贸易为手段控制周边国家，维护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因此必须禁止来自民间海外贸易的竞争（Fairbank，1973；晁中辰，2005）。为此，明朝初期就已在整个海岸线建立起严密的海防体系（包括卫所驻军和巡检司），以防止沿海居民下海贸易，违者入狱并处死。然而，明朝的海禁发生在欧亚贸易扩张的时代。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玛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航路，欧洲得以与亚洲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以葡萄牙人为先锋的欧洲商人 1517年到达中国沿海，这使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海外贸易需求。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等以其特有的质地，在汉代以来就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十六世纪初期欧洲西方商人的东来和中国的海禁政策使得海外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出现严重的供需不均衡，价格飙升。4为此，明朝沿海商人纷纷冒险出海从事走私贸易。通过贿赂沿海官员，并借助无人管制的离岸岛屿，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到 1540年代，宁波附近的双屿（今舟山群岛南部的佛能岛和比克岛），从之前的荒岛发展成为繁华的贸易都市，被史学家喻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当时的葡萄牙旅行家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在其《远游记》中描述到：1540年代的双屿有葡商1200人，房屋千余所；据明代官员的观察，每天往来于双屿的商船有 1200多艘。 作者马驰骋获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作者电子邮箱：macc@sdu.edu.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建议，文责自负。1关于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的描述见 Elvin (1973)，Findlay 和 O’Rourke (2007)。2关于明代海盗的当代描述见 Geiss (1978)，So (1975)；历史资料见《倭变事略》、《明实录》。3在明代初期，大部分日本海盗是在攻击朝鲜半岛后，顺势转掠中国辽宁和山东沿海地区（田中建夫，1987）。之后只有其余小部分来自日本，另外还包括东南亚人、少数的欧洲商人以及非洲黑奴（见《倭变事略》）。明代海盗中首领中势力最大者为 1550 年代的汪直，其拥有容纳 2000 人的巨舰数百艘，部众十万余，被各路海商推举为“靖海王”，成为海盗联盟的首领（《明书·汪直传》）。4据估计，当时产自苏杭的生丝运至日本、马尼拉以及荷兰市场后售价翻 3-5 倍以上（全汉升，1986；Findlay 和 O’Rourke，2007）。起初，明廷并未严格执行海禁，但随着走私贸易的激增和朝廷仇视贸易官员的担忧，嘉靖帝开始采取强力措施镇压海外贸易。1547年，朱纨被任命为浙江和福建两省提督以清剿沿海走私。朱纨整治海防，“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海禁顿严”。5 1548和 1549年，朱纨采取军事行动捣毁了双屿、金门等走私基地，斩杀数百海商，其余被驱逐出东南沿海。随后一项强有力措施是实行“牌甲法”：十户为一“牌”，各户轮流值班互相监督，若有一户下海走私，十家连坐。6 朝廷的镇压切断了海商们仅有的走私贸易途径。为重拾高额的贸易利润，海商们只能组织武装力量，弃商从寇，发动海盗式的攻击和抢掠来对抗中原王朝的海禁政策。海禁的作用在 1567年后再次得到验证。长期的沿海骚乱，外加沿海大族与官员们的上书请愿，使明廷意识到自己的海禁政策事与愿违。1567年，顽固的嘉靖帝驾崩，年轻的隆庆帝继位，随即宣布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海盗们弃盗从商。此后至明朝灭亡（1643）的近一个世纪内，中国沿海再未出现大规模的海盗侵扰。相反，中国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增长期：丝织品出口增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超过三亿两）流入中国（von Glahn, 1996）。至此，明代海盗激增的起因可以总结为民间迅速增长的海外贸易需求受到了明廷海禁政策的残酷镇压。1580年代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对海禁与海盗间的关系早已作出精辟阐释：“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这背后的成本-收益逻辑，就是严行海禁后，从事海盗掠夺所获收益超过了为其所付出的成本。然而，海盗是否起于海禁，仍是一个未被检验的假设。海禁引起倭患的根据，主要在于严行海禁的时间与“倭患”爆发的时间相一致（1550-67年）。那么，是否还有发生于 1550-67年间的其它因素导致了海盗激增？比如，1540年后欧洲商人大量涌入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是否激发了海商掠夺中国产品的动机？日本在这一时期处于缺乏中央集权的战国时期，是否方便了武士浪人到中国沿海掠夺日本急需的中国丝织品？嘉靖年间中国沿海天灾频繁，是否导致饥荒农民和破产贸易商出海劫掠？实证经济学讲究因果关系（causal effect）的确定。为检验是否海禁导致了海盗，作者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以“嘉靖倭患”的爆发为例作了系统地实证分析。7 根据明代官方记载，我们构建了一套关于海盗进攻次数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可以衡量海盗进攻次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即每个府在每年受到了多少次海盗攻击。为检验海禁的作用，我们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分析贸易潜力较高的府（相对于其它较低贸易潜力的府）是否在1550年后遭受更多的海盗攻击；进一步地，海盗攻击次数在这两类府之间的差别是否在 1567年废除海禁之后消失。由于海盗进攻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丝绸等贸易品，我们使用一个府是否是明代的丝织中心作为衡量其贸易潜力的基准变量。同时，为了更全面地衡量一个府的贸易潜力，我们还使用了该府在宋元时期是否拥有海外贸易港口，以及该府在明朝初期的城市化水平作为额外的变量。这样一来，如果海盗在 1550-1567年间对贸易潜力较高府份的攻击明显增多，则可以说明是由于明廷禁止海外贸易导致了海盗的激增。我们最终的实证分析结果则证实了海盗起于海禁的假设。虽然海商的抵抗迫使明廷于 1567年开海，但民间海外贸易随着明朝的灭亡再次被终止。满清政府在 1655至 1684年间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海禁，令江、浙、闽、粤、鲁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以对抗实力足以震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郑成功海商集团。郑氏集团被消灭后，清朝在 1684与 1757年间放松了海禁，但随后再次转为闭关自守，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清代的海禁同样引起海商们的海盗式抵抗。清代海盗在 1780-1810年间达到顶峰，广东的郑七、郑一夫妇、张保，福建的蔡牵，都是当时拥兵数万人、战船上千艘的大海盗集团，在华南海域与清朝水师频繁交火。然而，这些“最后的海盗”均在清军与欧洲海军的联合剿杀下一一败亡。8研究海禁与海盗间的关系，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明清时期的沿海骚乱，还有助于理解为何中国在自十六世纪以来落后于西方。9 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欧国家的海商命运截然不同。西欧5《明史·朱纨传》。6《筹海图编》。7见 Kung 和 Ma (2012）。8关于清朝海盗的描述见 Cordingly (1996)，Antony (2003)。9这在经济史学界被称之为东西方“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相关研究见Pomeranz (2000)， Landes国家借助新航路的东风积极扩展海外贸易，为抢夺海外市场甚至鼓励本国海商的海盗式掠夺，“私掠船”在英女王与皇家海军的保护下横行海上。海外贸易扩张给西欧带来丰厚的资本积累，人口与城市化迅速增长，最终在十八世纪爆发工业革命，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0 明清王朝则反其道而行之，紧闭天朝上国的大门，把本拥有强大贸易网络和航海技术的中国海商消灭殆尽。到十九世纪初期，中国沿海已没有能对大清帝国构成威胁的中国海盗集团。但随后而来的是更为强大的欧洲人，他们不再是 300年前在广州城外举炮为礼的 30多名葡萄牙水手，而是装备精良的皇家海军，在 1840年直接轰开了王朝紧闭的大门。鸦片战争的结局和随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先进与新奇，或许已使儒家士绅们开始怀念那些早已逝去的中国海商。参考文献：晁中辰，2005，《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田中健夫[日]，杨翰球译，1987，《倭寇: 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全汉升，1968，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7-49。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2005,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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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海商、海禁与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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