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的"吴英案"引发社会广泛争议。吴英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没有使用诈骗方法,是不是非法集资,成为争议的焦点和判决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分析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透视当今中国非法集资的现状、危害、原因,并对非法集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解决措施和建议

吴骁

王博

郑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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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金融研究Financial Market>金融市场<May 2012May 2012我国非法集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文 / 王博 吴骁 郑雪萌「摘要」2012年初的“吴英案”引发社会广泛争议。吴英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没有使用诈骗方法，是不是非法集资，成为争议的焦点和判决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分析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透视当今中国非法集资的现状、危害、原因，并对非法集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解决措施和建议。非法集资现状及与民间借贷的区别非法集资往往由民间借贷行为演变而来。由于民间借贷基于民间的习俗文化等软约束信贷环境，缺少对借贷资金使用范围、借款主体经营行为、资产负债比率等情况的硬约束条款，导致借贷条件经常会把握不当，对一些可能过渡到非法集资的行为没有引起注意并及时遏制。尤其是借贷的不透明、不受约束，使民间借贷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累积，最后由某个追索事件成为导火索而引发整个借贷链条的破裂。因此，有效防止民间正常融资演变成为非法集资十分必要。法律上规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具体来讲，非法集资有四个要素：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主要判别标准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如何界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执法上的难点，很容易造成误判。如“吴英案”中，对于吴英是否一开始就有非法占有的动机很难界定。另外，法律诉讼程序对犯罪事实不能很好取证、对案件定性不准等，均影响着对非法集资的客观界定，如“兴邦案”就因为上述问题而遭投资人质疑。而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即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按照这一口径，目前全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大概为3万亿～4万亿，规模巨大，也存在着大量的潜在风险。非法集资原因分析（一）主观因素1、暴利诱惑与投机心理。民间融资具有高回报率、高收益率的特点，且投资周期短。这些都是吸引投机行为的重要因素。面对投资暴利的诱惑，投资者往往难以保持冷静，而失去投资理智。融资者信息的真假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投资者普遍渴望一夜致富、资金短期内翻数番，对高额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远超过了对投资风险的恐惧，再加上融资人的煽风点火、虚假宣传，投资者最终踏入“圈钱”的陷阱，成为“无辜的羔羊”。2、投资者缺乏法律意识与投资常识。如果投资者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投资常识，识别非法集资、绕开非法集资陷阱并非难事，因为大多数的非法集资都具有上文提到的几个明显特点。理想的状态是：投资者一旦发现有非法集资的风险，及时终止契约关系，避免踏入“融资”陷阱。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投资者仍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知识，加上法律法规条文在这一方面模糊不清，更使得广大的投资者难以区分非法集资行为和正常的融资行为。除此之外，一些投资者缺乏基本的投资常识，认识不到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基本规律。（二）环境因素1、我国目前的个人投资渠道仍然有待完善，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个人投资需求。目前主要的投资渠道包括银行存款、股市、楼市、民营企业等，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银行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扣除通货膨胀率后的实际存款利率很低甚至为负；股市投资以价差获利为主，公司分红等资本利得收益微乎其微；楼市受到宏观调控，前景未卜；民营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成本上升，出口受阻，经营环境恶化，举步维艰。由于投资渠道日益狭窄，大量民间闲置资金只能进入专业性较弱，但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领域，为非法集资提供了可能机会。2、融资渠道少。目前，中小企业在May 2012May 2012 农村金融研究    33   Financial Market>金融市场<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中小企业的发展却受到了融资困难的限制。从银行信贷来看，主要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非国有企业融资不足信贷供给的30%，而且受制于抵押担保品、业务流程、贷款审查等条件限制，中小企业往往难以获得贷款。从股票市场来看，由于其上市门槛高，中小企业难以从股市筹得资金。总体来看，中小企业缺少正规的融资渠道。因此，中小企业在急需资金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民间渠道进行融资，承担着较高的经营风险。一旦经营资金链断裂，就带来非法集资的嫌疑。3、利率定价机制未理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目前，我国存贷款利率尚未完全放开，稳定的存贷利差保证了大型银行的利润率。相比于中小企业小额、分散的贷款需求，大型客户更具优势。虽然在国家政策及银行监管部门的要求下，大型商业银行正在不断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但在短期内仍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利率定价机制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致使中小企业需要靠民间借贷的支撑才能存活。这也是“吴英案”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4、管理部门监管机制有待完善。在公司注册方面，一些虚假空壳公司在骗取工商登记后抽逃资金，工商管理部门把关不严、督导监管不及时，造成资金流失；在广告新闻方面，宣传管理部门审核不严格、清理不及时，使非法集资分子利用电视、手机、网络、户外广告等宣传方式扩大宣传和影响力，直至民众举报再进行调查处罚，助长了非法集资的气焰。另外，大量对非法集资问题的从轻处罚，使得犯罪成本较低，更容易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5、法律概念模糊。如上文所述，由于非法集资法律定义的模糊和执法的困难，如对“社会公众”、“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非法占有为目的”、“单位或个人”等等的不准确界定和判断，让一些不是非法集资的案件上升为非法集资，无形中增加了非法集资案件数量。非法集资的危害分析在“吴英案”中，吴英以高息和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虚假宣传，给社会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骗取社会资金；在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非法集资，并对集资款进行随意处分和挥霍，其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损失，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非法集资的几个主要危害。（一）直接损害群众利益非法集资直接损害了参与群众的利益，很多投资者被骗后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日后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合理保障。非法集资往往有着欺骗性高、蔓延性强、涉众性广的特点，犯罪分子喊着高额回报率的口号，并善于花言巧语、捧吹自己，以达到诱惑并欺骗投资者的目的。意志不坚定或是缺乏经济常识的群众很容易受骗上当，其中甚至包括退休大学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骗得资金后，犯罪分子往往大肆挥霍浪费，迅速转移或者非法占有资金，之后甚至音信全无。受害者之中，有些人更是抵上了自己全部积蓄家底，或是向亲朋好友高额借债进行盲目投资，一旦上线下线之间的关系发生断裂，这些人的权益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能眼睁睁看着的自己的巨额投资打水漂。那些将养老金也投入进来的中老年人群体，往往承受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他们的晚年生活将难以得到合理保障。（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不同于银行借贷，民间融资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以及机构监管，其融资过程简单并易于操作，且融资周期短，但也因此承受着较高风险。在大部分非法集资的初始，民间融资多发生于基层，具有金额小、涉及范围广的特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会转为不定向融资。在高额投插图：胡卫东34 农村金融研究Financial Market>金融市场<May 2012May 2012资回报率的诱惑下，一些群众会产生冲动去扩张自己所能承受风险内的最大投资规模，这意味着一家人可能会去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借钱进行投资，这样，非法集资所构成的并不只是几条简单的资金链，而是一张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关系网。一旦发生纠纷，其纠纷会沿着网络蔓延，尤其是集资人携巨额借款潜逃后，会涉及到众多下家的利益，其产生的影响十分广泛。民间融资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资金的流动不容易监管，加上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处理非法集资中借贷纠纷，部分放贷者会通过“暴力行为”来进行讨债，结果是借贷双方发生冲突，严重者会危及双方的生命财产安全，极易危害社会稳定。（三）危害正常的金融秩序在我国，凡是以赢利为目的从事金融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都必须经过金融业有关监管机关核准，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颁发许可证后才可以从事相应的活动。但非法集资者会向融资对象制造一种假象：专业性、回报率高、风险小、可靠性强；其中往往还会掺杂着“政府支持”的光环来迷惑误导投资者。投资者难以辨析其是正当的金融业务还是一种非法的“套钱”行为。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后，不仅会影响并恶化政府在投资者心中的形象，更为严重地是失去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信心。我国的金融体系仍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而非法集资活动欺骗性强，具有蔓延性涉众性等特点，极易容易破坏我国的金融秩序，为国家的金融环境带来恶劣影响。治理非法集资的相关建议（一）加强法律宣传与预防监管要及时披露与公开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好宣传辅导，让投资者能够及时更新法律知识，避免踏越法律边界；要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增强投资者及融资者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对非法集资的危害性进行广泛宣传，从苗头上杜绝非法集资；进一步加强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对于流动性异常的资金要及时披露并重点调查，在潜在的非法集资行为带来更大危害之前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排查。（二）明确法律界限近年来非法集资之所以越打越多，原因就在于法律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仍很模糊。因此，要抓紧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两者之间的法律界限。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判断标准：一是界定“社会不特定对象”，进一步细化规定，将吸收的人数，吸收资金的主观意愿、方式，是否有扩大化倾向等作为判定标准；二是界定“合法经营”，根据造成无法偿还损失的严重程度来判断，主要是判断损失是否是正常经营所能引发的范围，如损失十分巨大，可根据行业经营风险来对比确定是否是合法经营；三是界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由于在这一点上人为心理主观因素最强，很难界定，可以从集资者的行为方式、经营方式、资金用途等方面综合认定。（三）严惩非法集资行为目前法律对于非法集资的处罚仍比较轻，且不同的罪名量刑相差悬殊。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只是10年有期徒刑，50万元以下罚金，而集资诈骗罪最高可以是死刑。大多案例都被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建议法律可以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的量刑，对于一旦认定为非法集资罪的，坚决给予重大打击，如此才能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四）放松存贷款利率管制解决非法集资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除了要加强监管、严格惩治之外，还需要从源头抓起，合理疏导融资需求，增加正规金融体系的金融供给。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和支持银行体系增加对中小民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要放松存贷款利率管制，增加利率弹性，完善利率定价机制，使利率与风险相匹配，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五）放宽民间融资渠道打击非法集资，并不意味着要根绝民间融资。作为正规金融的辅助手段，民间借贷在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对于民间融资的政府管制要实现逐步放松、逐步激励，并同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合理引导民间融资走上健康自由的发展路线。近期“吴英案”的审判结果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大关注，正是因为其涉及到了所有企业都关心的一点：融资自由。民间融资，本应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自由，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发生借贷关系，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其为何会发展为非法集资，源于融资行为中夹杂了公开性及欺诈的因素。如今法律本身对于非法与合法的界定就模糊不清，重判吴英必然会打击所有企业家对于金融市场的信心。民间融资要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其中一定会有吴英这样的“始作俑者”。对于吴英事件，我们应更多地给予一种同情的态度，在民间金融发展的初期，这样的人和案件，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反思、一种启迪、一种发展过程中必有的教训与思考。参考文献：1、宋洁.当前非法集资的原因、难点及对策建议[J].金融监管，2011(7).2、李勋文.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处理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J].法制与社会,2009(8).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我国非法集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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