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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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总231 期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与媒体打交道，是中央领导对各级领导干部多次提出的要求。在 200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善于通过新闻宣传推动实际工作，热情支持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2009 年，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中，就有“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今年初，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对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同志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从当前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在各级领导同志中，对待媒体的态度无非是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与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两种。两者各占多大比例，不知道是否有过准确的统计，但据我的观察，前者，即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不多；后者，即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不能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不在少数。当然，我的看法是否正确，有待专业人士的权威论证。作为一家之言，且无数据佐证，很可能是孤陋寡闻，以偏概全，不足为凭。但就我所了解到的两方面的例子，却可以从一个侧面支撑我的看法。一说到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可算一个。我曾经在人民日报福建站有过10 年的记者经历。亲身体会到项南同志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对媒体善待、善用、善管的风范。项南同志视记者如朋友，以为记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宽松的工作环境为己任。他在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就说他的办公室、他家 24 小时对我开放。有事直接找他，随到随进，不要预约和事先联系，也不必经过秘书。他还特别嘱咐我，到基层采访时，如果听到对省委、尤其是对他的批评意见，希望能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再尖锐、再难听的话，包括骂他的话，都没有关系。为了让记者了解省委的重点工作和重大事项，除了让记者列席有关的省委常委会外，还让省委秘书长及时向记者通报情况。项南同志善用媒体的出发点是为了推动本省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宣传福建的成绩。他常常是为了配合省委要解决问题才为记者出题目、提要求的。项南同志的善管记者，体现在他对记者亦师亦友、心平气和地与记者平等地讨论问题。如发现记者对问题抓得不准、分析不深的报道之后，便找记者谈自己的看法，启发记者由表及里做深度分析。这不仅有利记者报道找准问题，也提高了记者分析问题的水平。这一切，与他有很高的新闻素养，与他的思想水平和从事、领导过媒体有关。他曾多次为省报写评论、社论。其中的一些文章还获过全国新闻一等奖。他尊重记者创造性劳动，尊重记者按新闻规律办事。他关心记者的生活，以至亲自过问、解决记者的住房、办公条件、家庭分居等困难。遗憾的是，象项南同志这样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不多，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不能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大有人在。一些领导同志不仅欠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而且与媒体有隔膜，进而产生对立情绪。据今年3 月 12 日的《羊城晚报》报道，3月上旬召开的广州白云区“两会”，多项议程拒绝记者采访。当记者提出质疑时，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区领导作出的规定，也是该区历年来不成文的规定。”“白云区从来没有这样破例，只能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持工作证的宣传部工作人员拍照，也会受到盘问。其解释是“我们是基层单位，很难做到像全国及省市两会那样对待媒体。”理由是怕记者“捣乱”。与白云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就在同时召开的全国“两会”上，8 日的人民大会堂27个代表团同时向中外媒体开放，创下了“两会”团组同一天开放的最高纪录。当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话音未落，在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广州，时至今日，居然还出现怕记者“捣乱”而拒绝记者采访的咄咄怪事，而且解释还如此振振有词，真是匪夷所思。更极端的例子是，辽宁省西丰县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采写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立案调查，并进京拘传。尽管在各方干预和舆论压力之下，此案被撤，但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二认识决定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基于对媒体作用的正确认识之上的。为什么有人对媒体不但没有做到“三善”，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呢？问题就出在对媒体的认识不端正。因此，是否善于与媒体打交道，是否善待、善用、善管媒体，前提是对媒体的认识是否正确。比如，是把媒体当做可敬可爱的朋友，还是看做“麻烦制造者”乃至洪水猛兽，需要“防火、端正看法，才能落实“三善”01 主题策划   征文张铭清292010 年第6 期01 主题策划   征文防盗、防记者”；是把媒体视为平等相待的工作好伙伴，还是看做可以气指颐使、随便训斥的下属、甚至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是把媒体当做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信息来源，还是看做没有生命的、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那些对媒体有错误看法的人， 把媒体视为下属、奴仆、工具、乃至敌人，怎么能指望他“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呢？这些人如果不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对媒体的看法，要求他们做到“三善”，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恐怕是不可能的。因此，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做到“三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媒体的地位、职能和作用。即把对媒体作用的认识提高到李长春同志指出的“新闻媒体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上来。媒体是当代公共管理的重要载体。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只有切实把媒体看作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从而自觉地依靠媒体，才能为党和政府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对党委和政府来说，媒体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重大决策，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的有力武器；是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反映群众呼声和合理诉求，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密切人民群众与党、政府血肉联系的纽带；是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是加强舆论监督的不可或缺的有力助手；是获取各方面信息的重要信息资源。 基于这样的认识，才能尊重媒体按新闻规律办事，尊重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为媒体的采访报道营造宽松环境、创造良好条件。三作为一个领导者，媒体素养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对媒体的作用，我们不能要求领导同志象新闻从业人员那样了解，但要求他们具备一些媒体的基本知识并不过分。处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媒体无处不在。作为一个身负治国理政重担的领导，媒体素养是不可或缺的。况且，随着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媒体正无时不刻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迅速进步和突破，带来了人类传播方式革命性的飞跃，从而深刻影响了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不管你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不可避免地要与媒体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不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高度，提高思想认识，不把媒体看成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没有媒体意识和媒体素养，缺乏对媒体作用的自觉性，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便无从谈起，是难以做好工作的。对媒体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新闻学有喉舌论、工具论。舆论骄子梁启超有“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和“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的天职论等等。现在，则有满足人类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流的公器的看法。西方学者有权力论和工具论。如美国最高大法官斯图尔特从法学角度提出的、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理论。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在舆论监督方面，有“笼子”说，称政府是老虎，必须被关在笼子里，才会为公众服务，而这个笼子就是公共舆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任时，就自称“站在笼子里讲话”。他还说，“把官员关到笼子里”，“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这些看法，我们未必完全认可，但对我们都不无参考作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有关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责任和义务为新闻媒体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自觉地接受舆论监督。新闻采访活动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因此，媒体采访不仅仅是媒体的工作，而是为民众行使知情权服务。通过加强与媒体的沟通联系，重大事项及时让媒体知情，重大事件及时通过媒体发布权威信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是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拒绝、限制，乃至打压媒体采访，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拒绝了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一种违法行为。在解决领导同志“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媒体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自律意识，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近年来，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低俗报道、封口费等突破新闻道德底线的事件屡有发生。尽管这类事例是少数，但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和公信力，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反映了媒体加强自身建设的紧迫性。实际上，落实“三善”与媒体加强自身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媒体不能单方面要求有关方面对自己“三善”，自己却违背职业道德，丧失职业精神。试问，那些发生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低俗报道、封口费等突破新闻道德底线的事件的媒体，怎么可能有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对自己落实“三善”的勇气呢？□    （作者系海峡两岸交流协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本文编辑：陈富清）

端正看法,才能落实“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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