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文的启迪之下 , 拟继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温州案例再做一些探讨

杜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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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州案例”的一些引申含义杜朝运(厦门大学财金系 , 厦门 　361005)[收稿日期 ] 　2001 —04 —25[作者简介 ] 　杜朝运 (1973 —) , 男 , 福建泉州人 , 厦门大学财金系讲师 , 经济学博士。史晋川、叶敏两位同志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 年第 1 期以温州为案例 , 对其在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做了精彩的描述 (《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 : 温州案例》, 以下简称史文) ,不仅使人获益匪浅 , 而且令人深思。笔者在该文的启迪之下 , 拟继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对温州案例再做一些探讨。鉴于温州案例在史文中已有详细介绍 , 本文将直接进入理论的解释。一、双层制度安排与民间金融史文指出 , 温州的民间金融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由于官方正规金融多对国有经济投入金融支持 , 非国有经济部门难以接近官方正规金融 , 它们对金融资源的渴求便内生出与正规金融平行的民间金融。可以说 , 民间金融其实就是经济转轨时期为克服相对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缺陷而由民间自发创造的、旨在改变原有资金流动格局、促进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的一项制度供给。但是 , 民间金融的自发性及非正规的特征也同时决定了其存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 这一缺陷暗示着民间金融在制度变迁中的过渡性质。那么 , 如何认识民间金融的这种性质呢 ? 为此 , 笔者引入诺思和托马斯提出的双层制度安排学说。所谓双层制度安排 , 意指基础性制度安排(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和次级制度安排 ( Secondar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 两类。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 , 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由于此类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 因而在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 要对之加以改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矛盾和争执 , 改良的相对成本大 , 从而决定了这一层次制度安排具有滞后性和欠灵活性。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 , 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 , 具有非正式的特征 , 其供给乃至变迁的成本相对较小。次级制度安排的这一优势使其很可能出现在基础性制度变迁之前。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 次级制度安排大体可视作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 , 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 , 但这种背离、修改或者绕开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变化会不断产生压力 ,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更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 ,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人们的总体需求 , 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产生缺口。一旦这对矛盾得到顺利解决 , 作为其产物的次级制度安排就会自然消亡 ; 反之 , 当矛盾继续存在 , 次级制度安排也将随之存在 , 哪怕它遭到政府的极力打压 , 仍不会被根除 , 而只能使其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对照这一理论 , 我们不难看出温州民间金融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 : (1) 温州民间金融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兴起与发展 , 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而言是一种制度创新。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 , 温州民间金融的产生必然是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相作用的结果。(2) 正规金融在改革开放后负有扶持国有经济之责 , 正规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意味着政府在基础性制度安排供给上的不足 , 而适应非国有经济部门融资需求的民间金融 , 其“合理不合法”的性质使其相当于在基础性制度变迁之前出现的一种过17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年第 7 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渡性的次级制度安排。由此可见 , 对温州民间金融就不能以“非法”简单地概括之 , 以“取缔”简单地处理之。温州民间金融虽然有悖现行法律法规 , 但其存在有着客观复杂的经济基础 , 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是作为弥补、修正官方正规金融的次级制度安排 , 有助于整体金融制度的变迁和演进 , 且其自身经过大的整合和改良将有可能转化为正规金融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 ,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充当制度供给惟一主体的模式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因为惯性而延续下来 , 使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供给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活动和不断嬗变的社会运行方式面前 , 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正规金融逐渐暴露出其反应较慢、灵活性不足的缺陷 , 造成制度供需的断层 , 从而给作为次级制度安排的民间金融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鉴于民间金融作为次级制度安排在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过渡性质和积极作用 , 我们在治理上就不宜无视青红皂白一味打压之 , 积极有效的做法应是采取疏导的方式 , 在政府未能对现有金融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改良并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供给之前 , 让那些确能弥补、修正正规金融的民间金融充分发挥次级制度安排应有的作用 , 只有这样 , 才能把我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引向一条完善、健康、规范的发展和演进道路之上。二、两级行动团体与民间金融如前所述 , 民间金融是在基础性制度变迁实现之前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次级制度安排 , 而如何缩短制度变迁的时间 , 如何促使次级制度安排尽快规范化 , 如何推动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改良和革新 , 这些都涉及到制度变迁的主体 , 包括主体的行动目标及其效用函数、不同层次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为此 , 笔者引入“两级行动团体”概念。所谓“两级行动团体”, 是指戴维斯和诺思将制度变迁主体分成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虽然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 但它们在层次上和出现的时机上是不相同的。初级行动团体首先发现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的获利机会 , 并且在“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下进行制度创新 , 推动制度变迁 ; 次级行动团体则在初级行动团体推出一项制度安排后给予认可、接收并协助实施。显然 , 这两级团体在行动上存在时间差 , 这一时隔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次级行动团体的知识存量 , 亦即新制度经济学家所特别强调的“学习机制”。对照两级行动团体理论及前面所述的双层制度安排 , 我们对民间金融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民间金融是由民间自发推出的 , 基层群众作为初级行动团体 , 在过渡经济时期从实践中切实感受到正规金融部门无法对其提供金融服务上的支持 , 为求得生存和发展 , 他们自发进行制度创新 , 使制度供给曲线右移 , 从而填补了基础性制度安排空缺 , 促进了市场的演进。然而 , 作为自发生成而又在政府管制之外的制度安排 , 民间金融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 使其在运行和发展中同时蕴涵着对自身的否定 , 说明了民间金融只能是过渡性的次级制度安排 , 它无法胜任市场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 , 必然要为对应于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待构建的正规金融所取代。这就要求次级行动团体 ———政府应势而出 ,对初级行动团体 ———基层群众创造的民间金融予以规范化 , 使其转化为正规金融。所以 , 对民间金融的治理实际上应成为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完善制度变迁的一种行动。政府首先必须承认民间金融是基层群众启动的制度创新 , 是基层群众金融诉求的一种表达 , 由于它代表着市场机制的要求 , 所以政府施以强制打压是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的 , 它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 也不符合群众的意愿。打压不可能完全摧毁民间金融 , 只能使其以更隐蔽的方式开展活动。因此政府的明智之举是放弃视自己为制度惟一供给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 , 转而密切注意市场诱致下基层群众创造的次级制度安排 , 加强对其的“学习”, 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做法 , 并以此为指导修正某些过时的规则 , 及时完成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变迁。三、民间金融 : 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中国正处于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转型的改革进27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年第 7 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程中 , 市场经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改革取向。对于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 , 经济史学家诺思通过分析西方几百年来市场经济的演进历程 , 得出了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换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这一重要结论。所谓人格化交换 , 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换”。所谓非人格化交换 , “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 , 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诺思认为 , 人格化交换“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 , 经济规模小 , 交易成本较高”。当经济发展从人格化交换过渡到非人格化交换 , 则表明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交换范围和层次的扩大。在此转换过程中 , 最具根本意义的步骤是重构市场 , 建立起足够的正规制度(即前面所谈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 以确保交易成本降低。可以说 , 从传统经济演变为现代经济的过程 , 其实就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 创造出真正的能够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对照诺思的这一结论 , 我们可以对民间金融的制度特征进行分析。民间金融由于其自发性且不为政府所认可 , 它与正规金融相比显然在组织方式、运作机制、对行为当事人的约束等方面具有许多非正式、不规范的特征。具体地说 , 民间金融一般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 , 即使再大一些的民间金融组织也是从小范围的亲朋好友、邻里街坊的借贷圈扩展起来的。所以如此 , 是因为要克服借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履行合约问题。一般而言 , 熟人之间相互较为了解 ,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会很严重 , 而且能够彼此信任 , 因此在民间金融组织中较少有规范形式的合同 , 更多的是形成自我执行的默契 (或者可称之为隐性合同) 。民间金融以地缘、血缘等关系为运行基础的特点说明了其融资关系是一种人格化的交换关系 , 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传统伦理道德来维系。但是 , 基于传统的“以信为本”理念之上的民间金融 , 只适合于具有良好道德、彼此熟络、规模较小的团体 , 在这里 ,信任和名誉足以维持民间金融的正常运行。然而经济的发展使资金的筹措不能仅局限于一个小团体 ,融资范围的扩大在所难免。而组织的膨胀必然造成道义作用力不从心 , 于是 , 鱼龙混杂很可能导致民间金融的全面崩溃 (如史文中提到 , 温州曾经发生三次金融大风潮) , 这是民间金融在制度安排上的内在缺陷。由此可见 , 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民间金融所依靠的血缘、地缘关系便不断被突破 ,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 , 进而导致民间金融的风险剧增 , 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之下便会做出种种侵犯其他参与者利益的败德行为 , 他们往往以高利吸收款项 , 而后滥用、挥霍甚至卷款出逃。这种情形在民间金融组织膨胀的情况下尤为常见。民间金融以道德为根基的制度特征同已获得很大程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对比显得相对滞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不同的行为主体是彼此异质的独立自主的个体 , 这些个体由于承负的专业功能不同 , 彼此需要相互交换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但此时联系不同个体的纽带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有限的、适合传统经济的人缘关系 , 而是在充分尊重和承认异质个体自主性的基础上形成利益交换和利益互补的契约性关系。此即意味着交换各方都有选择交易对手的自由和权利 , 这就是所谓的非人格化交换。显然 , 在融资关系上以人格化交换为特征的民间金融是难以适应以异质个体及契约性人际关系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的 , 因此必须及时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化。非人格化交换的完成需要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作用。这就是说 , 充分的制度供给是进行非人格化交换的重要前提。因此 , 对民间金融的治理 , 就是要以正规的金融制度安排替代传统的人格化的融资关系 , 使原来隐蔽、分散的私人信息规范化、公开化 , 从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 减少交易风险。具体措施即如史文中所言 , 建立支持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中小金融机构 , 以规范化的运作确保借贷契约的履行 , 实现资金的有效运用和安全回收。如此 , 民间金融所呈现的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就过渡为现代意义上的契约性的、非人格化的融资关系 , 这其实也是在社会人际关系已经被市场经济广泛渗透和改造的形势下的一种适应性转变。37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年第 7 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四、对民间金融的再认识 :可持续发展视角可持续发展本是针对自然资源而言的 , 是人们在对传统的以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而提出的新的命题。我们将其运用到经济金融领域 , 缘于从资源的“可为人所开发利用并给人带来效用”的价值判断出发 , 金融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制度资源。按理说 , 金融资源既然是由人创生的 , 其来源就不存在先天有限性 , 因而其供给似乎不应具有稀缺性特点。但其实恰恰相反 , 正是由于金融作为一种制度资源是从经济运行中创生出来的 , 它才具有供给上的稀缺性。具体言之 , 社会经济水平是生产力的最直接反映 , 它总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 , 而金融作为一种制度 ,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无论是一种运作安排、一项金融法规 , 还是一种金融工具、一个金融机构 , 一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总是持续存在并发生作用的。这样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原来的金融制度供给就会显得滞后 , 即现实经济运行所需的有效金融供给常常不足 , 说明了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确实存在。金融资源的稀缺性质决定了人们对其的开发利用不能随心所欲 , 而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金融可持续发展应置于社会经济整体的背景考察。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以“双轨制”为特征 , 产生了两个部门 : 公有经济部门和非公有经济部门。由于官方正规金融多对公有经济投入金融支持 , 非公有制经济对金融资源的渴求便内生出与正规金融平行的民间金融制度安排。所以 , 民间金融的生成缘于官方正规金融的缺位 , 它是填补金融资源需求和金融资源供给之间缺口的产物。民间金融的存在价值体现在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服务上 , 既然正规金融无法满足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 , 民间金融便填补这一空缺 , 由此保证了我国的渐进式改革的顺利进行 , 实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分析 , 我国之所以采用渐进式改革 , 是为了使改革能够在较小的阻力或摩擦下稳步推进 ,确保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看过渡时期金融制度安排的绩效 , 一方面正规金融对国有经济部门的明显倾斜造成大量的金融效率损失 ; 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不规范特征又带来制度运行中的缺陷 , 然而 , 正是这种代价换来了社会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看 , 我们不应对转轨时期金融效率的欠缺过分指责 , 因为这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若不暂时牺牲部分效率 , 改革就难以为继 ,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然而 , 官方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相对滞后并不能太久地维持 , 特别是在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形势之下 , 否则它们的角色将发生质变 , 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此即意味着 , 对官方正规金融而言 , 要加快其市场化建设步伐 , 改变其对公有经济部门的保护性角色 ; 对民间金融而言 , 要促进其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 改变其较浓的人格化交换色彩。总之 , 在转轨时期 , 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产物 , 是正规金融资源不足的补充 ,它同正规金融一道 , 保证了改革的稳定进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 , 民间金融必须相应进行变革或重新设计 , 及时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化 , 此即含有“世易时移 , 变法宜矣”的意味 , 这同样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否则将无法实现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参考文献[1 ] 诺思 , 托马斯 1 西方世界的兴起 [ M ] 1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19891[2 ] 戴维思 , 诺思 1 制度变迁的理论 : 概念与原因 [J ] 1 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的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 M ] 1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1[3 ] 诺思 1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J ] 1 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 M ] 1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51(责任编辑 : 邢伯春)47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年第 7 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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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州案例”的一些引申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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