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it emerges as both a significant inward and a significant outward FDI country, China is adopting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is Perspective discusses China’s “new normal”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mely that China is adapting to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tandards

Zhang, Qia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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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点问题的观点 系列 174   2016 年 5 月 23 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Maree Newson (mareenewson@gmail.com)  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新常态” 张倩雯 *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人领导峰会上提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在步入“新常态”。1 这一转变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对待国际投资协定的态度中。换而言之，中国正在逐渐适应主流的国际投资法标准。  第一，中国对于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ISDS）正采取日渐积极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反映在中国对纠纷解决条款的拓展上，从仅允许就赔偿数额提起诉讼到现在几乎针对所有纠纷都可以寻求救济。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对外缔结了 132 个双边投资协定，其中有 103 个已经生效。在这些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中，2010 年 1 月 1 日以前缔结的共计 100 个，生效的共计 96 个。除了 2007 年的 Tza Yap Shum v. Republic of Peru 案涉及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2010 年之前中国和中国企业并没有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舞台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间，中国投资者提起了重要的诉讼，中国也数次因投资纠纷而出现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这些案件包括：2010 年 1 月，中国投资者向常设仲裁法院对蒙古提起仲裁申请。2011年5月，中国首次成为依据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提请仲裁的被申请方，投资者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公司 Ekran Berhad。2012 年 9月，一家大型中国企业——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比利时提起了仲裁申请。2014 年 11 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又接到了第二个对中国提起的仲裁请求，这次的申请方是韩国投资者安城公司。2014 年 12 月，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北京城建集团对也门政府提起了投资仲裁请求。  过去中国从未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有如此多的仲裁实践。这些案件反映出中国投资者正日渐愿意主动采用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对于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态度可能部分应归功于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政策。2010 年之前，中国企业较少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也可能是因为 2 它们对于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不熟悉，且不够重视。中国和中国企业目前意识到了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且做好准备无论是以申请方还是被申请方的身份参与到该机制中。  第二，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待遇条款中采取了更为开放的视角。虽然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一直没有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2 但这样的态度在近期却有所转变。中国在数个场合接受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其中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试验田，2013 年 9 月，准入前国民待遇模式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其后 2015年 4月又在福建、广东和天津自由贸易区试行。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一旦生效，外国企业将统一获得准入前国民待遇。3 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首个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4 由此可见，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注定会成为中国的“新常态”，这一转变预示着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行为模式的重要转变。  第三，目前中国在其持续开展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之外，也同样积极寻求区域投资协定合作。中国已成为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推动者之一，如开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中国也参与到贸易和投资的区域化进程中。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外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步发展也可能成为中国“新常态”的表现之一。  2015 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引进外资，且两者数额都超过了 1000亿美元，中国必须更好地对其海外投资者提供保护。其中一例便是 2015 年的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加入了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条款，而这在 2003 年的中澳协定中是没有的。通过借鉴其它同为重要的外商投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的经验，中国可以在改善其外国投资法立法以及推进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等议题上获得更多启发。  综上，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会见证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对于高标准更加开放的态度—即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新常态”。                                                             * 张倩雯（cdzqw@hotmail.com），四川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博士研究生。作者感谢 Huiping Chen，Stephan Schill 和 Wenhua Shan 对本文所作的建设性的同行评议意见。作者对 Sheng Zhang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本文作者观点不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合伙人与支持者的观点。哥伦比亚 FDI Perspectives (ISSN 2158-3579)是同行评议系列著作。 1 “Xi’s ‘new normal’ theory”, Xinhua, November 9, 2014,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4-11/09/c_133776839.htm.  2 A broadening of post-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 can be seen in Chinese IIA polic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ee Stephan Schill, “Tearing down the Great Wall; the new generation investment treat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5 (2007) pp. 21-24.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as/201501/20150100871010.shtml.   3                                                                                                                                                                                   4 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5 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0/19/content_10247.htm.  转载请注明：“张倩雯, ‘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新常态”，No. 174, 2016 年 5 月 23 日。” 转载须经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授权。转载副本需发送到哥伦比亚中心的 ccsi@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Daniel Allman, daniel.allman@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csi.columbia.edu。  最新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文章  No. 173, Gabriel Bottini, “Using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to enforce investor obligations,” May 9, 2016.  No. 172, Maria Borga, “Not al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foreign: the extent of round-tripping,” April 25, 2016.  No. 171, Delphine Nougayrède, “U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special purpose entities on FDI,” April 11, 2016.  No. 170, Wenhua Shan, “An outline for systemic reform of the investment law regime,” March 28, 2016.  No. 169, Kaitlin Y. Cordes and Anna Bulman, “Land investments and human rights: how home countries can do more,” March 14, 2016. 所有之前的《FDI 展望》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   

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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