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社会经济、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长期以来作为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大量成果。2016年8月26—27日，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了“唐代江南社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40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3篇，对江南社会经济、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问题进行研探。会议期间，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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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探寻新的学术增长点———“唐代江南社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徐东升 毛 蕾 靳小龙［作者简介］ 徐东升，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361005，邮箱:xw70682@ xmu. edu. cn;毛蕾，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厦门，361005，邮箱:lmao@ xmu. edu. cn;靳小龙，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厦门，361005，邮箱:xmxljin@ xmu. edu. cn。江南社会经济、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长期以来作为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大量成果。2016 年 8 月 26—27 日，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了“唐代江南社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 40 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23 篇，对江南社会经济、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问题进行研探。会议期间，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冻国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作了精彩的开幕致辞;与会代表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明光最后做大会总结发言。一海上丝绸之路问题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收到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上。冻国栋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唐代江南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是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的勃兴与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的关系又是怎样的?魏明孔在开幕致辞中认为，隋代不应忽略，其一系列措施特别是隋代运河开通，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也为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转换做了积极准备工作。郑学檬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他指出:第一，从番商贩卖的货物来源分析，可追寻岭南、江南外向型产业的产业链，进而分析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把岭南、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第二，航海技术对贸易方式的改变影响重大，阿拉伯海船船体大而坚固，又有可逆风行驶的三角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东段基本上由阿拉伯商船经营，中国船舶多至诃陵、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今巨港)。郑学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晚唐五代以来(9—11 世纪)的波斯商、大食商、番商，他们是哪里人，是什么人?二是指南针导航是否普遍使用?天文导航是否还在继续?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海域、空域、航线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东段贸易的短途、转口、海盗式的抢劫等特点。孙彩红《唐代海外贸易对东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指出:唐代海外贸易的规模有较大增长，对蕃舶集中停靠的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的社会经济影响较大，但辐射范围有限。戴显群《唐五代福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指出:中唐以后福州成为福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与广州、扬州并称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晚唐五代时期，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福州港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刘云、程利英《唐五代漳州的社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指出:漳州自唐代建州后，社会经济逐渐发展，海外贸易开始兴起;五代时期，漳州先后为闽国以及留从效、陈洪进割据政权掌控，他们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获取了大量舶来品，但是对唐五代时期漳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不宜估计过高，五代以前没有漳州海商出海贸易的直接记载。郭锋《杜佑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认为，杜佑对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过实际的和知识性的两种贡献。前者指杜佑连续五六任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广州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海外交易市场的发展，杜佑有首役其功的地位;后者指《经行记》摘要收入《通典》，增进了唐人对西域诸国尤·191·其是阿拉伯国家的了解，也为后人保留了一份了解和研究 8 世纪中叶地中海至波斯湾沿岸诸国的珍贵史料。孙继民《唐代河北沧州海上交通管见》指出:沧州地区的海上交通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到了隋唐时期，有关沧州海上交通的资料明显增多，沧州应该是唐代河北地区海运和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王万盈《〈尺素频通〉与清代甬闽台蔗糖贸易》认为清代闽台区域糖业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大量闽台蔗糖通过当地“讨海商”海运至宁波等地销售，浙、闽、台区域经济一体化雏形在清代已经开始出现。海上丝绸之路问题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于郑学檬的报告内容与研究思路反响强烈。鲁西奇评论认，郑先生使用了“外向型经济的产业链”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其中潜在的一个思考是，如果承认外贸对于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及其结构有较大影响，那么对于所谓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或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性质的判断，就需要重新思考。另外，航海技术的发展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涉及到世界连接起来的方式，对于我们思考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怎样通过航行、贸易、物资的交换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认知，进而形成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非常有意义。郑先生提示伊斯兰教不同派别因在本土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而远涉重洋来到远东，这比我们今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把它看成是中国人走出去的过程，视野更加开阔，也更符合史实。二江南社会经济也是此次会议集中关注的问题，收到的论文时间跨度从东晋南朝一直到南宋，涉及地区开发、乡里制度、土贡、麻布生产、土地等问题。冻国栋在开幕致辞中也对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唐代江南地区过去一些相对后进的地区呈现出人才辈出的新格局，这与江南地域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唐代江南各道州之间物资互通有无、外来移民和包括岭南、福建在内的溪峒社会的开发、唐王朝的南选这个举措有无关联呢?唐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有什么样的关系?唐代江南地区各道州之间发展不平衡或者存在的差异何在，原因又在哪里?唐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后世包括宋元明清的影响又在哪里?陈明光《试论六朝时期江南生产力积极因素的积淀》以生产力积极因素的积淀为线索，讨论六朝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的关系问题。毛蕾《东晋南朝福建的开发与设置》考察了东晋南朝福建开发的进程和郡县设置的演变。鲁西奇《隋的乡里制度及其实行》从乡里制度的渊源和变化的角度，对隋朝三大历史地理区域:西魏北周故地之关陇巴蜀、东魏北齐故地之河北山东、陈国故地之江南江湘岭南的基层行政结构进行了梳理。卢华语《唐天宝间江南地区的麻布产量及社会需求》认为，唐天宝间江南地区年产麻布主要用于输纳赋税、衣料、日常用品的材料、充当货币职能等，产量达 23 482 463 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陈丽《试析江南东西道土贡在唐宋时期的变化》认为，唐宋土贡制度经历了由体现统治者权威的象征渐变为中央和地方争夺财政权力的手段，最后又回归为皇权至上的工具，江南东西道土贡的发展见证了这一变化。姜密《唐宋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有土地地权流转》指出，在江南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唐末五代国有土地流转的情况增多，宋代“系官田产”产权流转更为普遍和深入，随之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沈世培《南宋江南圩田开发及其经济地位》指出，南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安置流民和稳定社会，加强了农田水利建设，圩田开发是重要的措施，提高了江南特别是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地位。会议期间，郑学檬向与会代表赠送了其新著《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刘安志《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杨际平《我对唐宋变革论的困惑》、刘玉峰《唐代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禁令的废弛及危害———兼论唐王朝解决农户流亡问题的阻碍》、谢元鲁《唐宋明饮茶方式的变迁与“茶禅一味”》、刁培俊《欧阳修的官僚本相与宋仁宗朝“公议”的转移———以范仲淹神道碑为中心》等围绕唐宋变革、出土文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责任编辑:王小嘉)·291·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推陈出新，探寻新的学术增长点——“唐代江南社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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