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一种新世界观。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抉择。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内在一环,可能孕育着一种现代文明的新类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关键是要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良性互动。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结构转型与中国发展关系研究》(2013B125); 2012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研究成

张艳涛

郭晓月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Vol.30 2014 No.2近年来，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问题是：中国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亦步亦趋的模仿和更大规模的复制，还是对其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模式的反思与超越？随着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加重，迫使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一、生态文明的世界观意蕴生态危机为人类敲响了警钟，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也使人们真切地感到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性。面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认识到现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探索。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入手，侧重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进步，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1］另一种思路从社会文明进步层面，认为“人类文明经历远古前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即将进入它的第四个阶段——生态文明时代。”［2］理解和认识生态文明需要有哲学的眼光，应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绝不仅仅是一种面对生态危机的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所谓“发展的代价”，而是一种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作为一种哲学观它要求人们从人类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视角审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它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近代以来，在自然观上人的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目的’，经由海德格尔对他称为‘座架’的技术的本质的批判，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在这段观念发展的历史期间，自然还是原来的自然，只不过由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后果的负价值判断，从而导致了人类自然观的转变。”［3］当前，必须运用“整体思维”、“关系思维”和“系统思维”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加减乘除法”□ 张艳涛，郭晓月（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摘 要：生态文明是一种新世界观。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抉择。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内在一环，可能孕育着一种现代文明的新类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关键是要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良性互动。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加减乘除法”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2-0024-03收稿日期：2013-12-23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结构转型与中国发展关系研究》（2013B125）和2012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张艳涛，男，哲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能力理论和和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研究；郭晓月，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转型问题研究。24第30卷 2014年 第2期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对待环境的种种弊端，在当今我们通常称之为‘环境危机’的领域里是显而易见的”［4］。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戕害，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双重伤害，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逻辑的泛滥。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规避、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生产、生活、生态兼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一）生态文明的当代出场：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扬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农业文明时期，“生存优先，顺天应时”，按照自然节奏安排生产和生活。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只能消极被动地依赖自然。第二个阶段是近代工业文明时期，“生产优先，利润主导”。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最初的人类“敬畏自然”变为“破坏自然”，进而受到自然的惩罚。第三阶段是现代生态文明时期，“生态优先，兼顾经济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伙伴”关系，经济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当然，建设生态文明决不是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强调先进的工业文明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二）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经济发展“必要”但“不足够”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生态环保问题，更是社会民生问题。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的高度，既是尊重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体现，也是尊重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健康权的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就是要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也是当下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以牺牲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取得的是“人民不满意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取得的经济发展是“得不偿失的”，人的生命一旦失去不可挽回，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极难恢复，而且“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也很难挤身于“文明国家”之列。（三）民族振兴的永续动力：“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型在中华民族振兴过程中，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一度选择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粗放式发展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在取得物质文明建设辉煌成果的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张，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是“主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在转变中谋发展’”［5］。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减乘除”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关键是要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良性互动。（一）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段时期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超过了自然本身的修复速度，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阻碍。因此，“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生态修复”的“加法”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系统的优化组合。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一方面，要加大“生态修复”的宣传力度，提升全社会的“生态修复”意识，使“生态修复”思想深入人心，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进而调动各方力量自觉参与到“生态修复”的行动中，真正以思想的转变引领发展的转型。另一方面，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要继续实施各项“生态修复”的政策并将其真正落到实处。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生态修复”的政策法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保护珍稀野生物种等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得“生态修复”初见成效。但“生态修复”是一个长期系统过程，“污染容易而治理难”、“破坏容易而修复难”，“提出措施容易而贯彻落实难”。生态危机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当然，“生态修复”绝不是“先污染后治理”，需要观念变革和工作前移。为此，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在当代中国，不仅“发展是硬道理”，“保护也是硬道理”，保护生态与其说是为了动物和植物，不如说更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贵在创新，重在建设，成在持久，需要全社会共管共建共享。（二）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做好“生态修复”的“加法”，还要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战略转型机遇期，此时需要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依托节能降耗，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促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按照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哲学研究25Vol.30 2014 No.2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加大对高能耗企业的重点监控，重点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循环工业经济和清洁能源，扶持和壮大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企业，采取以源头减废为主导的政策，以节能减排为重点，推动循环经济过渡为主导经济。当然，“节能降耗”的“减法”不是简单的相减，而是通过改造升级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快高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改造。在企业层面推行清洁生产方式，在产业的层面进行产业生态改造，建立和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休闲服务业，在消费者层面倡导绿色消费。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经验，加大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能源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将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能源推广到每个企业和家庭，降低传统工艺和传统高耗能行业所占的比重，提高能效，实现节能。“提高能效可以降低消费者的能源支出，提高工业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6］。国家和企业要自觉加大对“节能降耗”的投入。实际上，“节能降耗”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个公民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践行低碳生活方式，把“节能降耗”落到实处。（三）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利在当代、造福子孙、事关长远的系统工程，应加快形成政府推动、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建设生态文明要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相辅相成。离开经济发展抓生态文明是缘木求鱼，离开生态文明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发展生态经济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构建低碳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不仅是优化经济发展的突破点，也是国民经济“绿化”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政府要引导和鼓励环保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环保型为主的循环经济，构建资源再生、产业延伸的循环经济承载平台，加快打造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现代产业体系，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共赢。另一方面，发展生态经济贵在改革创新。成功的关键是改变行为和转变公众观念，改掉一些不合时宜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创造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消费方式。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每一个人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每个人都能践行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理念，那么乘以13亿人口，便可以汇聚起生态建设的巨大能量。（四）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当前，中国整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西方发达国家300年间逐步出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在当代中国集中显现，呈现“时空压缩”特征，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环境压力还在增大，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一些地区污染物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突发环境事件频发，环境风险不容忽视。因此，必须增强环境生态意识，提高生态综合治理的效率。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一方面，要破除传统路径依赖，破除全面开发的传统惯性，破除粗放低效的传统模式，破除政府包办的传统思维，建立多元化生态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精细化程度和综合治理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实行各部门联合执法，从项目审批，生态评估、生产过程、消费过程等方面全过程严格监督。同时还要充分动员媒体和每个公民的力量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管，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建设既是政府的应有职责，也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使命，因此政府应联合监管部门、大众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共筑生态综合治理的坚实后盾。诚然，关注并不等于理解和行动。“人们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以往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习惯，往耗能少一点、利用久一点、功率大一点的自我规制来建立未来新的生产方式”［7］。首先，应增强资源回收利用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其次，要用生态系统思维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再次，生态文明建设应纳入法治轨道。总而言之，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理论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深入研究，作为实践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重在落实。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绝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落后-发展-资源需求-生态崩溃”的“绝路”，而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的“新路”。参考文献：［1］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4-5.［2］余谋昌.生态文明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9.［3］陈嘉明.事实与价值可分吗：以生态伦理学为视角［J］.学术月刊，2011（8）：38-43.［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5］韩庆祥，张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J］.中国社会科学，2012（3）：4-26.［6］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D］.胡光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07.［7］黄瑞祺，黄之栋.绿色马克思主义的形塑轨迹［M］.台北：硕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2013：65.责任编辑 任浩明26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加减乘除法”

http://dspace.xmu.edu.cn/bitstream/handle/2288/126610/%e8%ae%ba%e7%94%9f%e6%80%81%e6%96%87%e6%98%8e%e5%bb%ba%e8%ae%be%e4%b8%ad%e7%9a%84%e2%80%9c%e5%8a%a0%e5%87%8f%e4%b9%98%e9%99%a4%e6%b3%95%e2%80%9d.pdf?sequence=1&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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