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思想在近代中国曾引起过广泛争议,《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一书中作者对胡适前半生时期的思想特点进行了细致分析,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其思想特点

郑伟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文 / 郑 伟近百年前那场席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博士名噪一时，而他著名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更是作为胡适“实验主义”的代表而引起学术界广泛的争议。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内部左翼右翼矛盾日益加深，左翼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批判加剧了这位传奇人物的非议性质，上世纪 50 年代初“批斗”胡适的风潮，使人们对胡适的认识已被导向于“定格”，以至于几乎使他淡出了历史。而今，禁锢思想的枷锁已日益剥落，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研究胡适的思想。美国学者 J.B.格里德博士的著作《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分析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运用独特角度研究胡适的社会活动方式和政治参与，为我们复活了一位使人感到陌生而又容易亲近的胡适。格里德在书中充分表现了胡适的人格悲剧，为我们揭开了胡适鲜为人知的一面。一、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之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实在不能说是平静，但年轻的胡适却似乎不为所动，想要安安静静地走一条做学问的路。在书中，作者详细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从启蒙教育阶段到出国留学的思想变化。胡适在其父母以及新儒学的反佛思想影响下，造就了性格中的“理”性思维与唯物主义启蒙基础。“无论是坐在村里小学那高高的条凳上，还是在家里他母亲那严密监视的眼皮底下，胡适也学到了某些儒家传统的基本假说，因为这些儒家的基本假说在他读过的古典经文和评注中，以及他父亲所写的文章中都有收录。在后来的岁月中，他的名望都是由广义解释的儒家传统培养起来的反叛者。不过他也学到了很多怀疑论和人文主义等批判思想的‘次级’传统。”这条道路是别人替他选的，胡适的自传曾描述道：“大家都认为我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然而这条路又是他自己选的，胡适在少年时期私立学校的读书经历促成了其思想上的转变。在澄衷学堂学习的自然科学、在中国公学所接触到的新式思想以及在《竞业旬报》的撰稿生涯，种种经历依然没有改变胡适坚定的治学之路。尽管飘摇的风雨一再打进他的寒窗，他仍少年老成地对那些坐不住的同学们说：“让我们不要被报上的一派混乱喧嚣冲昏了头脑而抛弃了我们庄严的使命。让我们冷静、泰然、坚定地致力于学习，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祖国能度过这场危机——我相信她能，我们就去建设她改良她——或是必要的话，我们就应当把她从死亡中带向新生！”然而，在美国读书的七年时光改变了胡适的一生，胡适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实验主义信徒，按胡适自己的话来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话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格里德在书中着重强调了胡适本身所带有的乐观主义与逻辑理性是其信奉实验主义的内在因素。“虽然他后来发现杜威实用主义方法对他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很多方面其影响也只是证实和强化了它已有了的思想。”“胡适对于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接受满足了他一种理性上的需要，他自己追溯说，他在上海作学生的时候就有这种需要了。”总的说来，胡适的思想形成与其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适坚信“切实可靠的进步不能不适当地草率从事，变革须一步步坐骑，并无取得‘政治体面与效率’的迅捷便利之路，只有渐渐培养出人的聪颖天资才能为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提供一个足够牢固的基础，而且，理智决不能被暂时的激情引诱得放弃自身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二、理想与现实历史的戏剧性恰恰体现在他对人生的影响上。如果不是生在那个时代，胡适也许可以实现他读书救国的梦想，但他改变不了历史。胡适对祖国的忧患，又很难使他不闻窗外事地一味黄卷青灯。发生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那场大论战打破了他“不谈政治”的天真想法。在这场论战中，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始终坚定地站在了拥护革命的一方，与陈独秀不同的是，胡适对于这场革命转变的实际意义十分的担忧，“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古代经典中的‘死文字’并无眷恋之情，对于许多由这种文字所支撑的传统亦无钟爱之感……胡适认为，只有把文学革命置于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之中才能取胜……只有在把革命看作是进化变革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时，他才能接受革命这个概念。”胡适的思想较他人而言也常常不入流。胡适坚信“正如文学不可与其社会功能相分离一样，翻译作品也应当具有一种指导意义。”“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胡适再三劝导他的读者要培养出个性的力量和理性的诚实，他还认为“知识分子的天职便是去把自己从痴呆与自欺中解放出/历史悲哉！孤独的自由主义战士——读《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917- 1937）有感[摘 要] 胡适的思想在近代中国曾引起过广泛争议，《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一书中作者对胡适前半生时期的思想特点进行了细致分析，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其思想特点。[关键词] 胡适 实验主义76来。”“他不仅把自己置于他的某些朋友所信奉的乌托邦或无政府个人主义的新风气的对立面，而且他也反对‘自我修养’这种古代传统的复兴。”胡适这种对政治之有限、审慎、时断时续的介入，显然与传统士大夫们徘徊于“独善其身”和“兼治天下”之间的心态有关。但是，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结构毕竟又渗入了新的涵义：正是以社会公德和良知的名义去对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发表独立的思考和批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独立于社会。这便是他所宣扬的“易卜生主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们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胡适于 1917 年夏归国，“此时他更为坚信：思想与文化的更新必须先于政治的改革，在满意的政治解决之前，新的社会价值必须取代旧的”。无论是在《新青年》，还是在他后来创办的《努力周报》上，胡适都把他的这一观点体现于发表的文章里面。而他的自由派观点也随着《问题与主义》的发表达到辩论的最高峰。然而，胡适对于民主自由主义也有着坚定的信仰，在 1919 年5 月 14 日出版的第二期《努力周报》上，胡适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被后来的学者称之为“意义远远超出了它发表时的那个时代”的论文。“文中提出的种种设想和目标，以后很多年都是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重要特征。”胡适对于其提倡的民主主义形容为“民主的宗教”，胡适更为详细地阐述说：“它不仅是保证了一个人的自由，不仅是由于尊重别人的自由而限制了一个人的自由，而且它还尽力使每个男女自由地生活成为可能；这个宗教不仅要用科学和机械来成功地提高个人的福利和舒适，而且要通过组织和立法来扩大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财富。”1931 年，日本军队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满洲战争，此时的胡适恰巧重返北平。在民族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北平学界，胡适却公开反对以武装来回答日本的侵略，他的理由和他所寄予的是则日本的自我抑制和通过国际联盟与美国国务院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舆论的抑制性影响。胡适说道：“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酷的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他认为，中国的拯救应该在一个开明和有目的的政府的指导下，用“现代”文明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所提倡的政府治理更接近于西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批判。可以看出，胡适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没有丝毫的认同，只是在中国发展路径的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所主张的政治观点在当时却不能为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国人所接受，就连胡适的亲密战友丁文江也不赞同胡适的观点，他说：“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存本身。”为此他与蒋廷軷、钱端升等学者一道提出了“理想的”专制中国思想，要求人民集中地卷入政治生活以解决当前国内的民族危机。为此，胡适与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北京的六年间，胡适始终为自己的“自由”思想寻求支持，他相信“最终中国人是能够创造出‘一种与新世界的精神并无二致的新文明’”。他还谴责了国民党对合法异议的镇压，在胡适看来，国民党努力宣扬儒家思想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国民的思想行为罢了。随着 1937 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胡适所持有的那种认为改变历史进程的最终力量是理性和理性人的宁静信念，也存在不下去了。三、尾声胡适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启发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潜在的自由主义精神，然而，胡适在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上不免有些“乌托邦”主义，这是超越现实的，正如格里德书中写道：“胡适仅仅在追求公正冷静的理解，追求温和和节制。人们一致公认，这些东西都不是他那个时代的趋势。”胡适想要维护理性的尊严和思想的自由，但他却无力促使当局也和他一起来遵守理性的规范。但是仅仅因为这样就应该受到大众的谴责吗？胡适的思想和宗旨对他的人民来说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相反，他仍不遗余力地为国人大众宣传自己的理念，尽管遭到了各方面的批判与质疑。最后，年近古稀的胡适在对友人的信件中说道：“我的生日快到了。当我回顾过去四十五年的工作时，我觉得好像有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破坏了，完全的毁灭了。”他是如此执着、乐观和真诚地要在中国培养“现代文明”。也许正像他说的那样：“当我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时，人类的未来会对我们作出判决。”胡适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剩下的问题就只好由历史来回答了。时过境迁，胡适的命运同七十年前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淹没在那个暴力和革命的年代中。但他们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相反，他们的思想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发展、深化。历史绝不会忘记这些曾经为了民主和自由奋斗终生的战士，正如胡适博士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会为我们盖棺定论。”[参考文献][1](美)J.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917- 1937)[M].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胡适.胡适文存[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作者简介] 郑伟，男，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0。【责任编辑 / 梁梅婷】历史/77

悲哉!孤独的自由主义战士——读《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917-1937)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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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孤独的自由主义战士——读《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917-1937)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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