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軍「平遠」艦考釋

中法甲申戰爭時，慘澹經營多年，後世喻為中國海軍搖籃的福州船政 局 (簡稱閩廠)，連同閩江沿線的防衛設備，於 1884年8月23-29 日的閩江之戰遭法人嚴重破壞。閩廠經費向非豐裕，戰後得修復與創新兼顧已非易事，更何況支用日益拮据，苟有所成，自屬難得。在這段非常時期，閩廠確有特殊的表現。這成就歸功於在甲申戰爭結束後不久便出掌閩廠的福建按察使蘇人裴蔭森(1823-1895)

黃海海戰北洋艦隊失利與陣法問題

甲午戰爭距今一百一十一年，即使這場歷史對我們帶來多麼慘痛大家也會因時間久遠而被遺亡。但實際上歷史並沒有消失，只是我們忘記了歷史的教訓而已。為了正視歷史，因而決定「自揭瘡疤」，希望可以從失敗中學習，不再犯上同樣的錯誤。 甲午戰爭是中國人的慘痛經歷，而黃海海戰是其中的關鍵戰役；同時，黃海海戰的失利和滿清政府多番戰敗的最根本原因是一樣的。但至於每場戰敗的直接原因則每每不同。所以本文第一章將會探討北洋艦隊失利的直接原因。 前人多認為黃海海戰失利與北洋艦隊所採用的陣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在第二章中會對中日軍方所用的兩種陣法進行分析和較。 不少學者論述黃海海戰時出現分歧或矛盾的情況，本文將會在第三章中嘗試考證這些陣法問題。 誠然，前人不乏對黃海海戰的研究，但深感學者較少提及陣法對黃海海戰的影響，故試以另類角度出發，翼能帶出不同的思考和研究方向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

[[abstract]]中國對德國起先的印象是從一個「歐洲弱小國家」開始，1861年，當普魯士也想與中國簽約，以取得和英國、法國等的同樣權力時，中國其實並不想，因為她認為普魯士只不過是個歐洲小國，憑什麼與其他歐洲強權相提並論。然而，普魯士對外戰爭的獲勝，讓中國開始轉變對普的態度。加上當時普魯士對中國使節團表現出相當友好的一面，讓中國對普魯士的印象已經是非常深刻。 1871年，普法戰爭後，由普魯士一手建立出來的德國，一夕之間轉變成歐洲強國，這帶給了中國非常大的衝擊。中國剛好處於同光自強運動時期，故她對於這種國力「竄升」的國家就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而這一道濃厚的興趣，也就告訴我們，中國對德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軍事」，這是因為他的統一過程，主要是由三場對外戰爭獲勝取得。 中國對德國的軍事印象之深厚，也促成了她無論在武器方面，或是在軍事人員方面，都大量使用「德國貨」。原因如下： （一）客觀角度論。如克魯卜火砲（Krupp）及毛瑟火槍（Mauser）等，就品質而論，是各國武器中，精品中的精品，中國採用乃是無庸置疑。 （二）德國的態度。德國對華的態度一直相較於其他強權都是比較友善的，這或許是因為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知道中國市場對德國的重要性，而他也想利用中國牽制法國的力量或分散法國在歐洲的注意力。 （三）中國的態度。晚清不少人都對德國武器讚譽有加，也為德國武器打響知名度。而軍事人員的交流，則以李鴻章為主要討論者。李鴻章對於德國的軍事能力也是讚不絕口，他大量聘請德國人在華工作，甚至在光緒年間，兩次派遣學生到德國作軍事留學。應該注意的是，雖然李鴻章對於兩國間的軍事交流很重要，但是若沒有「德國的主動性」（德國態度與駐華公使作用），及其他華人在幕後的推動，中德間的軍事交流也不會如此頻繁。 不過，在所有的軍事交流中，比較特殊的個案是「海軍」。世界各國都認為，英國一定是海軍最強國家。但光緒年間，中國向德國購買的軍艦數量，竟然遠超過向英國購買的數量。一部份原因是英國在華的矛盾政策，這致使德國有機可趁。加上中國在李鴻章主導下，軍艦多半都向德國購買。不過，多數的晚清人士還是認為英國的海軍能力比較好，故中國在海軍方面的親德，只能算是李鴻章的主導。這裡也延伸出英國與德國在中國的軍事市場三方角力之局面問題。 最後，對德國的軍事印象是可以相當廣闊地延伸，例如在外交層面，他促成一種「親德」政策的可能性。中國確實曾在光緒年間想拉攏德國去對付其他國家。不過，中法戰爭後，中國對德國不理睬態度相當失望，致使在外交走向上也傾向不再與德親密。但需注意的是，這並不影響中德的軍事交流。意即，軍事印象與外交想像，是「相關聯又獨立」的兩個個體。 教育與政治是由軍事印象延伸最明顯的個案。在教育層面，中國看到德國的軍事教育之成功，也聯想到學校教育之提倡。不過，光緒末年雖然頒佈了教育章程，但其教育體制並未依照德制辦理。也因此，中國提倡德國的教育制度，其實也只是在書中討論而已。在政治方面，普法戰爭之獲勝，德國之強，統治者被認為是重要的關鍵，故威廉一世與俾斯麥的形象也在中國廣為流傳。顯然，中國對於國內出現威廉一世與俾斯麥，一直抱著希望。 這一連串的軍事印象及其延伸，也可說是德國軍事印象「塑造」之成功。就事實論，德國不僅對中國的軍事、國防影響甚鉅，連民國初年的政壇影響也很大，當時政壇人物，多半都是留德出身。其實不只是晚清，延續到民國，中國都在追求自立自強，這絕對仍與「軍事」脫離不了關係。

[[alternative]]The study of Li Hong Zhang and the policy of purchasing foreign warship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74-1891

碩士[[abstract]]　　晚清購艦政策的擬定施行，既反映了清代國防的現實需求，也是中國嘗試維繫東亞霸權的最後嘗試。為了對抗列強的軍事威脅，清廷陸續購入了炮艇、巡洋艦與鐵甲艦等戰艦。北洋大臣李鴻章不僅主導了購艦政策的發展，更一手創立了中國第一支近代化海軍「北洋艦隊」。 　　2008年刊行的新版《李鴻章全集》，收錄了大量前未得見的軍機處檔案、密諭與李鴻章和同僚間的私人信函，這些史料在以往的研究中並未有效利用。而本研究以《李鴻章全集》為史料基礎，發現李鴻章經營江南製造總局的背景、為了探悉西方海軍技術所設置的私人情報網絡，以及政治上的突發事件，正是購艦政策的內容不斷改變的主因。 　　本文著重指出，購艦政策的演進，與李鴻章個人海軍知識的發展過程密切相關，前後有過四次重要的改變，分別為：李鴻章在征討太平軍時和西方軍隊的第一次接觸、自製軍艦失敗後購艦取向的轉變、海防籌議後著手擬訂購艦政策的內容，和中法戰爭後購艦活動的高峰與停滯。透過對這四個階段的史事考究，本研究當能對清季購艦政策的全貌，提供較為完整的補述。[[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Policy of Purchasing Foreign Warships was reflected the indeed needs of national defense in Qing Dynasty, also the ultimate attempt to keep hegemony in East Asia. To against the military threaten from other various powers, the Qing Dynasty continually purchased the gunboats, cruiser, ironclad warship and other kinds of naval vessels. The Minister of Beiyang Li Hongzhang had l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of ship-buying, and also built the first modernize navy of China - The Beiyang Fleet. 　　In the year of 2008, there was a new version of Li Hongzhang quan ji（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 Hongzhang, 李鴻章全集）published at that time. It shows that it collected the plenty of Archives of the Grand Council, the secret edicts and some 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Li Hongzhang and his private staff.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had not been used efficiently in the past research. Bu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 Hongzhang and discovered the management background of Jiangnan Machinery Manufacture Bureau（江南機器製造局）, Li’s personal intelligence network to investigate the technology of Western navy, and the unpredictable event in politics. It was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content of the Policy of Purchasing Foreign Warships would continually changes at that time. 　　In this research,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i’s personal navy knowledge was connect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of Purchasing Foreign Warships. It had four important changes in this affair such as, at First, the first contact with Western army when Li Hongzhang compete for Taiping Rebellion; seco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Policy of Purchasing Foreign Warships, third, the content of Policy of Purchasing Foreign Warships after the debate on coast defense and last, the peak or stagnation time of purchasing warships activity after Sino-French war. Through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se four important variations,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 integrated statement for the Policy of Purchasing Foreign Warship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ableofcontents]]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述評 3 　第三節　史料學與研究取徑 7 　第四節　章節架構 17 第二章　李鴻章海防思想的根源 19 　第一節　李鴻章與英、法等國軍事技術的近距離接觸 19 　第二節　李鴻章洋務思想的形成 22 　第三節　李泰國－阿思本兵船事件的影響 25 　第四節　李鴻章接任北洋大臣前推動自製軍艦的嘗試 29 　第五節　西方海軍知識的引入 35 　第六節　《防海新論》等翻譯兵書與李鴻章海防思想的形成 36 　第七節　小結 40 第三章　牡丹社事件前後李鴻章購艦取向的轉變 41 　第一節　由自製軍艦轉向對外軍購 41 　第二節　牡丹社事件後李鴻章購艦取向的轉變 46 　第三節　海防塞防之爭與小型炮艇的購辦 53 　第四節　海防籌議的結論與鐵甲艦的緩購 57 　第五節　小結 60 第四章　中國的鐵甲艦之路 63 　第一節　光緒初年緩購鐵甲艦之原因 64 　第二節　購買鐵甲艦的初次嘗試與中止 68 　第三節　日本吞併琉球與外購鐵甲艦的再議 74 　第四節　由碰快船到鐵甲艦 78 　第五節　小結 92 第五章　中法戰爭前後的購艦活動 95 　第一節　中法戰前中國購買新式快船的嘗試 95 　第二節　馬尾海戰後的購艦活動 98 　第三節　英德兩國新式裝甲巡洋艦的論爭 104 　第四節　海軍衙門設置後的海防建設與購艦活動 108 　第五節　北洋水師的建立至戶部奏請停購船械間的發展 113 　第六節　小結 117 第六章　結論 119 　第一節　李鴻章從事海防工作的經驗對購艦政策的影響 119 　第二節　李鴻章的情報體系對購艦政策的影響 121 　第三節　其他突發事件對購艦政策的影響 122 　第四節　海軍史中的購艦政策研究 123 附錄 127 徵引書目 135[[note]]學號: 696030039, 學年度: 9

The Qing Dynasty's Navy and Li Hung-chang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就已經擁有一支位居世界第八的海軍。它有七千三百噸級鐵甲艦，一批留洋艦長，作戰訓練全用英語發令。 它的名字：北洋海軍。 它的創始人：李鴻章。 李鴻章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了非同尋常的足跡，卻又被釘在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海軍覆亡，中國人只要想到自己的苦難，就會對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切齒痛恨。 本書為紀念北洋海軍成軍一百週年而作，寫於中國改革風起雲湧的一九八八年。作者的筆端，百年前和百年後的變革，如歷史的重唱，交響，激盪…

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研究

清季的對外關係向來為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之一，但若是從中德關係為研究取向切入的成果則似嫌不足，以研究清末對德外交關係的學者著作成果來看，由於清末的對德關係相對於清末對英、美、法、俄、日的外交關係，學者往往沒有將其注意力集中於此，因此具體表現在研究「數量」上的不盡理想，於是此方面的研究，僅見於零星的單篇論文或是散見於一般的中外關係史論著當中，有系統的研究專著委實有限。因此，本文希望籍由對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的研究，來充實此一課題的成果，並進一步瞭解清季自強運動前期，清廷的對德外交政策，此為學生選定本論題的原始初衷。 其次，在初步對本課題進行聊解的過程中，深受李國祁先生所提出對自強運動前期李鴻章的外交策略重要觀點的影響，他認為：『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期間，以中法戰爭為分界，在此之前採「聯德制英法」的外交策略，此後採取「聯俄制日」的外交』。此一觀點的提出影響甚為廣大，中法戰爭前，李鴻章採取「聯德制英法」的說法似成定論，廣為學者沿用，但是卻未見相關研究，來充實此一論點。本文的主軸原先也是依循李先生的觀點出發，想將此一空白加以填補，然而，卻在一開始論述的過程中即遭遇瓶頸，因為幾乎無法找到相關證據說明李鳳苞出使德國期間，肩負「聯德」的任務，故本文的論述主軸逐漸轉向釐清中法戰爭前後，清廷派遣駐德國公使李鳳苞的相關史實，進而對所謂「聯德制英法」的觀點提出不同方向的解釋。再者援引美國外交史學者戴康德（Alexander Deconde）的說法：「外交是本國政治的反映，而各以其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基本動機。所以，外交史的研究，實與內政的研究，息息相關，為一體之兩面。」，本文即盼望藉由對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的探討，對當時的清廷內部的政治概況有另一層的認識，期望能為中德關係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本文主要以中文的直接史料為探討重心，其中又以《李文忠公全集》為貫串全文的史料運用重點，輔以《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海防檔》、《中法越南交涉檔》、《駐德使館檔案鈔》、《清德宗實錄》、《光緒朝東華錄》、《船政奏議彙編》、《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888）》，其次，李鳳苞各個時期不同的身份，也是運用各種中文的直接史料，瞭解他的出身及作為，如：《崇明縣志》，《外交檔案》、《軍機處月摺檔》，以及同時期清廷出使外國相關人員的一手紀錄，如：如李鳳苞的《使德日記》、郭嵩燾《郭嵩燾日記》、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彞，《隨使英俄記》、徐建寅《歐游雜錄》等等， 由於事涉德國，加上筆者不諳德文，因此在德文史料的運用上，將採用施丟克爾在其依據大量德國外交檔案的論著，《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Berlin,1958）一書的中文譯本，該書的副標題為：〈德國資本主義的入侵〉（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以及拉騰霍夫（Udo Ratenhof），《德意志帝國一八七一至一九四五年對華政策》（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 bis 1945 Wirtschaft- Rüstung- Militär ）兩書做為德方史料的重要來源。然後輔以經過翻譯的法文檔案，如《法國黃皮書》和《法國外交文牘》，期能達到多元檔案互證的研究取向。並藉由中西文等二手論著加以分析參照，整理，歸納，如此應可看出清廷初期對德外交的運作概況。。 由於李鳳苞在歐洲的行動似乎頗為低調，加上關於他的中文史料至今尚無人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因此，中文的相關檔案亟待整理分析，但李鳳苞出使歐洲卻不單單只有停留在德國一地，英國與法國都是其考察的重點，因此，相關國家的外交文件與史料按理都需要投注心力，惟因學生不諳德文與法文，因此在外文史料的運用上，有其缺陷，這都是本文探討時所面臨的困境。 本文主要按時間先後編定論文架構，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探討李鳳苞的出洋前的經歷。第三章出洋與任駐德國公使。第四章駐德時期的軍購與外交工作。第五章李氏的去職與其德國觀。第六章結論。 第二章為探討李鳳苞的出身背景，本章所表達的重點是；李鳳苞為當時少數具備「洋務」完整資歷的人物，這些洋務背景對其日後受到丁日昌，曾國藩，李鴻章的重用有著重要關連。 第三章則探討李鳳苞出使德國前的歷程，這當中包含探討光緒三年（1877），李鳳苞任華監督與洋監督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率領首批海軍學生赴英、法兩國學習船政的過程，此乃李鳳苞的首次出洋，以及駐德使館建立的緣起，李鴻章對德外交的態度與其對德人、德製軍火的觀感，最後則討論首任駐德公使劉錫鴻的任命及其短暫的駐德生涯。清廷最初並不是直接任命李鳳苞為駐德公使，而是要他擔任劉錫鴻的使館參贊，但劉錫鴻性情古怪保守，先前已與在英國的郭嵩燾關係形同水火，相互參劾不斷，因此李鳳苞亦不喜與劉錫鴻共事而婉拒此一任命，學者關注焦點多放在郭嵩燾與劉錫鴻間夾雜的新舊理念的鬥爭，本章節則從李鳳苞的角度切入探討此一過程，期望能從不同角度觀察郭、劉相爭的另一面相。 第四章要討論李鳳苞駐德時期的軍火採購與外交工作。軍火採購不啻是李鳳苞使德的最重要使命，而購置鐵甲艦更為清季諸多軍購的核心之一。在清廷海軍中只有二艘鐵甲艦的編裝，即為「定遠」、「鎮遠」二艦，均是由李鳳苞主事購買並參與該艦的設計，由於鐵甲艦為海軍主力艦，頓位大、造價高，清廷對此一直有正反意見的交鋒。其次將從相關檔案中，找出李鳳苞在德國處理非軍事性的外交工作，他參與外國主辦的萬國博覽會即為其出使德國較少為人所知的部分，最後將探討李鳳苞在中法越南爭執時的地位，其間想要解決的是，李鳳苞何以在即將回國之際，處理極為重要的中法越南交涉，同時也將探討德國在中法爭執時的角色。 第五章專章討論李鳳苞的去職與其《使德日記》對德國的描述與觀感。李鳳苞的去職風波不斷，軍火採購向來牽涉龐大利益，李鳳苞身處龐大利益中間，因此受到朝廷許多既得利益者所參劾，有人指其貪污中飽造艦款項達六十萬兩之巨， 李鳳苞亦在這樣的參劾聲中黯然去職。他是如何遭到連番的參劾，以及何以清人對他的評價如此惡劣，都是探討的重點之一，其次將從李鳳苞《使德日記》中歸納出他對德國的第一手觀察。舉凡他對德國風俗民情的觀察，對德國政經情勢認識，以致對德國學術文化的看法，都將是探討重點之一。 結論： 1. 李鳳苞雖是非經由科考出身的官員，但他憑藉其早年究心於歷算與測繪的專長，逐次受到清季洋務派官員的賞識，李鴻章派他擔任福州船廠首批出洋學生監督，並賦予其考察西洋軍事的任務。為日後購置鐵甲艦預作準備。而能夠肩負購艦重擔的理由即來自於他先前對洋務認識的完整背景，與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官員支持所致。 2. 使李鳳苞得以在李鴻章與郭嵩燾的推波助瀾下，讓其出使德國的希望逐漸成為可能，李鴻章也將他內心主觀對德國的偏好，藉由李鳳苞的出使，準備伺機加以利用。但李鴻章在此一期間對德政策上，似乎沒有太多行動，李鳳苞在德國的最重要任務即是受李鴻章之命，到歐洲各國的造艦廠，考察適合中國的鐵甲艦船式以及監督在歐洲留學的出洋學生與武弁，迨李鴻章將購艦經費準備妥當，李鳳苞隨即展開購艦事宜。 3. 購買西式軍火勢必牽涉大量的金錢交易，況且軍火交易的佣金回扣原本就存在類似的交易之中，也因此執行軍購事務的人，其操守與廉潔長久以來受到質疑。李鳳苞自然也逃脫不了這種命運，更何況他是清季最重要的軍火採購人之一，其操守很難不叫人提出質疑。李鳳苞的貪污問題幾乎是不用考慮的，但關於貪污款項有多少的問題，基於資料缺乏之故，相關問題難以確切精算。但粗略概算是可以辦到的，以海關駐英國辦公室主任金登幹所曾經收受軍火佣金的百分之五回扣來推算，即可約略算出李鳳苞「可能」貪污的金額。不過，問題是收受回扣似乎在當時是種普遍的狀態。反過來要探討的是，李鳳苞是否因收受軍購回扣而沒有辦好購買鐵甲艦的事宜。 4. 李鳳苞在海外的作為，與其在國內所受到的負面評價，兩者之間似乎顯出相當的不平衡；意即李鳳苞可能成為清廷朝野對中法戰爭失利原因的替罪對象，甲午海戰的失敗並非出在軍艦原始設計不如人，而是後來人員訓練的鬆懈以及海軍經費被橫遭挪用所致。 5. 對德國錯誤的估計卻普遍存在清廷朝野人士的思考之中，但從中也清楚看到，李鴻章的想法似乎完全為俾斯麥所識破；他想拖德國下水，但這樣的想法完全不見功效，遑論「聯合」德國與中國採取一致的軍事行動，從馬嘉理事件到中法戰爭，經筆者探討之後，似乎完全看不出李鴻章有任何「聯德」成功的範例，這種思考僅存在李鴻章的主觀態度中，它從未實現，也未曾發生。 6. 李鳳苞在署理法使，交涉中法戰爭事務後期時，對德國的見解即相當明確，他認為德國根本對華不安好心，無視於是他的警告，李鴻章仍想做最後的掙扎，這自然不會成功。但李鳳苞以其長期出使海外的見解來分析中法越南爭議，他的觀點非常現實，卻又極為符合清廷當前的實際狀況。事後證明清廷的下場完全按照他先前的預測發展，但他的言論卻傷及了勢力龐大的清議官員及士人的強烈反感，李慈銘竟稱他為「無賴」。 7. 德國在華的勢力雖有俾斯麥不願發展海外殖民地的壓制，但德國對華的野心卻是與日遽增，李鳳苞與李鴻章對德國的批判強度也是再此之前少見的。這似乎透露了些許徵候，從中能夠導引出在中法戰爭後，李鴻章的對德政策的遞擅以及德國對華關係所發生的微妙變化。 8. 德國不願捲入中法戰爭的泥淖中，對德國來說，法國在遠東兵力的消耗同樣意味它在歐洲兵力的減少，德國先是不願讓中國訂造的鐵甲艦回航，後來經李鳳苞的再三交涉，改口可以駛回，但不保證安全。德國大賺清廷的軍火預算，卻刻意不對法國對華的動兵主張提出異議，背後卻又鼓動中國對法作戰。因此，德國才是中法戰爭的幕後得利者。 9. 從清廷派遣駐德公使的角度觀察中德關係走向，似為中德關係研究的重要角度之一，李鳳苞使德後期，也就是交涉中法爭議時的批判言論，實已透露這種山雨欲來的徵候，德國對華野心的展現應可在許景澄使德期間再次觀察與印證，這也是研究清季中德關係的心得與重要取徑之一。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出洋前的經歷 第一節 出身背景 第二節 譯書的經歷 第三章 出洋與任駐德國公使 第一節 出洋與對留學生的監督 第二節 對軍購土耳其鐵甲艦的建議 第三節 出任公使的醞釀與派遣 第四章 駐德時期的軍購與外交工作 第一節 購艦交涉 第二節 參加萬國博覽會 第三節 參與中法越南爭執的交涉 第五章 李鳳苞的去職與其德國觀 第一節 去職與旁人對他的評價 第二節 李鳳苞的德國觀 第六章 結論 附錄 大事年表 人名索引 參考書

清末首屆留德軍事學生研究(1876-1881)

在鴉片戰爭後，滿清遭到內憂外患，在「三千年來的大變局」的背景下，清政府為推行自強與維新運動，和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下，看到中、德兩國相距遙遠，既沒有邊界的毗連，也沒有傳教的糾紛；加以因普法戰爭後，德國統一並成為世界軍事強權，為推動洋務人士所激賞，並希望透過外交的友好，來學習德國；而此時李鴻章的淮軍也已採用德式的武器與砲隊的編制，並聘有德籍軍事教練協助訓練，成效不差。還有1876年，在淮軍的德籍軍事教練李勱協（C. Lehmeyer）任期屆滿，整裝返德前，他向李鴻章建議以及在當時德國駐華公使布蘭德（M. von Brandt, 1835-1920）為爭取和擴大德國在華利益，而出面向李鴻章遊說及表達德國有訓練中國軍官的意願。 在德國方面，由於自十九世紀上半葉以來，德意志國家特別是普魯士工業化的結果，國力強盛、武器精良，並在同一世紀六○年代中期與七○年代初年，先後打敗丹麥、奧地利與法國，完成統一並建立「德意志帝國」。為了鞏固摧毀原先歐洲均勢的新帝國，俾斯麥（O. von Bismarck, 1815-1898）對外採取保守的政策，不積極進行對外擴張。雖然當時他對遠在東亞的中國還未進行侵略，但已想在華擴張德國的利益和影響力，尤其是在軍事上；因一方面可以傾銷其兵工業的產品，另一方面想仿傚英、法等列強，介入滿清的軍事組織。以便如中國武力增強，不但可阻止其世仇（法國）在遠東的發展，而且可以取得長期在華軍火的銷售市場。因此遂有1876年到1881年間，清廷首度派遣年輕軍官到德國陸、海學院學習的軍事合作案件。 這次軍事學生的派遣是近代西力東漸以來，中、德兩國第一次的軍事合作，也是近代中國學生首次留德的事件，同時也是中國公費學生和軍事學生首次留德的案件，更是清末實施「以夷制夷」的策略中，與德國軍事合作的首例；它同時也是近代中、西文化或軍事交流的一部份。不過，它只注重西洋「器物與技能層前」的引進，而未能進一步派遣文科學生赴德國學習，並注重西方「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層次」及「思想和文化層次」的研究、移植或模仿，進而轉化成為中國自我反省、更新或再生的力量，以便去面對西方勢力的挑戰與成功適應現代化的過程。這或許是清末日本能將自己的傳統與西方文化和制度結合，而導致「明治維新」能「成功」，而中國「自強與維新」終究「失敗」的主要癥結所在。 然而，這次七位華籍軍官到德國學習，同時也是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競爭中的副產品；而且它也是後來在十九世紀七○到八○年代中，清廷向德國購買多艘鐵甲艦，與北洋（天津）武備學堂續聘德籍教練和選派學生赴德國學習，以及在第一次大戰後，國民政府聘用大量德籍軍事顧問的端倪。雖然這次軍事學生的派遣較稍後留英、法兩國海軍的成果差，而且也未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產生重大的影響；不過，還算達到李鴻章原先預期的成果，同時它對清末軍事現代化，及奠定民國以來中、德軍事合作的基礎，有其一定的重要意義和貢獻，因此在中德關係史上確是很值得探討的重要史實。After the Opium War, the Manchu Dynasty suffered from troubles inside and ouside China. The Opium War caused Chinese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to realize that in order to catch up, they must learn from the West. Consequently, officials madly imported Western technologies and idustries. The Opium War forcefully and suddenly opened China to the world. The consequences of each abrupt exposure were deep and long-lasting at each level and in its overall effects follow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 and self-renewal movement”, the “political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strategy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nd considering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long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with neither border nor religious disputes;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and its becoming one of the leading military powers after the Prussian-French War; and the proposal of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learn technologies from German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ound Sino-German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t the same time, a military force trained and commanded by, Li Hung-Chang, which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had already adopted German weapons and a German artillery system, and German military coaches wre resident in China to help with military training. In 1876, before returning to Germany, Mr. C. Lehmeyer, the German military coach serving with the Huai military force, informed Li, hung-Chang that Germany was willing to help China train military officers, which matched the ambition of the Prussian Extraordinary Envoy to China, M. von Brandt, to secure ans expand Prussian interests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fte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russian Empire, Germany had rapidly grown stronger and was armed with powerful weapons as well. Consequently, Germany defeated Denamark, Austria and France respectively in 1860’s and 1870’s and built the “German Empire” after the subsequent successful unification.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new empire in Europe and to break the previous balance of power, Otto von Bismarck,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Prussian Empire, adopted a conservative policy externally and was not active in invading other countries. Although he was not ambitious to invade China at the time, he was ambitious to protect German interests and influenc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military field,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Germany could sell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to China,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wish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British and French powers to interfere with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imed not only to prevent from his enemy France’s development in the Far East by arming China, but also to sell weapons to China over the long run. Consequently, the Qing Goverenment dispatched seven young military officers to Germany (1876-1881) to study at the German Army and Navy Academies of Military Sciences based on a military cooperation project. This was not only the first Sino-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after the Western Powers had penetrated the Far East, but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spatched her students to study in Germany under the policy “to learn Western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 However, China aimed to import machine-made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learning, and to transfter and imitate on the levels of thought and liter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forming the energy for self-examination, self-renewal or regeneration, in order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to succesfully adapt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This might be the main reason w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apan could combine her own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West’s, leading to the “successful” Meiji Restoration,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self-improvement, self-strengthening and self-renewal movement in China “failed” in the en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ispatch of seven Chinese military officers to Germany for study was not only a part of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and military exchanges in modern history, but also a byproduct of the competit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It was also the reason why the Qing Government purchased a lot of warships from Germany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in the 1880’s, and why the First Chines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in Beiyang later appointed the German military coaches and dispatched students to German for training, as well as why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employed a lot of German military advisers after World War II. Although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 military students dispatched this time to Germany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ose dispatched to the British and French Navy Academies later (in 1877) and did not noticeably affect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t at least achieved the primary goal of Li, hung-Chang.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no doubt meaningful to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ound foundation of Sino-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