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利用科举功名体恤功臣名勋简论

清朝是科举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科场条规旨在显示其周密和公正,因为科举被举国普遍认为是当官的\"正途\",皇帝也利用科举功名来彰显其仁心浩荡、体恤功臣名勋的赫赫权威,这样做的本意或有奖叙功臣、树立重贤重德的价值观的蕴意在,但也易超越尺度、变成既得利益者谋取更大利益的渊薮,清朝科举功名的含金量屡屡被质疑,科举制度遭遇的危机也势必日益加深

论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

本文着重从清代商人由流寓转向土著、超越乡井以及由边缘走向中心等方面考察了这一时期商人经营方式的一些变化趋向。在这些转换当中 ,会馆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来是借鉴官僚阶层做法所组建的会馆 ,逐渐成为明清时期商人的重要活动场所。通过会馆 ,商帮得以壮大发展 ;通过会馆 ,各不同商帮得以进行平等的商业对话 ,进行彼此的交流 ,从而实现了由乡井到超越乡井的跨越。会馆、公所直至商会是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阶段性产物 ,各自具有自己的工作重点 ,但试图以地缘、业缘或超越地缘业缘来区分三者 ,往往亦有失偏

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

明朝建立后 ,为了防范逃至海上的张士诚、陈友谅及倭寇等的侵扰 ,朱元璋加强了海防的建设 ,局部维持了沿海地区的安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积累 ,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 ,沿海的防备越来越显出漏洞 ,海防设施内徙了 ,海上官兵逃亡了 ,沿海官员与盗贼相互多有勾结 ,商盗结合、商人武装化等现象都令明政府不断致力于加强海防 ,不断致力于加强对沿海官员的配备和调换 ,但倭寇、海贼等力量却越来越炽 ,官方或者借助客兵兴剿 ,或者竭力招抚 ,都没有肃清海氛。最后只能和成长壮大起来的郑氏势力联合 ,才形成了东南海上的安宁局面

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

明清时代,会馆的出现、发展与兴盛映衬着明清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并随着明清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不断变更着自己的社会功能。于是,对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会馆的研究便不无意义。 一、会馆制度的界定 以往研究会馆的学者,或把会馆看作是商工业者的行会,或把会馆看作是一种同乡组织。后者几乎是被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如“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会馆是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

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

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明清时期，封建政府比较重视水利。从明洪武元年到清宣统三年（１３６８─１９１１）的５３４年中，有一些治水官员和水利专家勤奋努力，消除水害。兴修水利达５５０４处。而从春秋时的前７２２年到１３６８年的２０９０年中..

从西人记述看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与医疗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记述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情形大体是:气候总体上对健康有利,但也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城市公共卫生差,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经常发生,人们应对疫病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为改善不利的日常卫生状况、进行医疗传教、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居民健康,西人开展了众多医疗活动:海关管理者制定卫生检疫章程,鼓浪屿工部局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教会、外国领事等创建西式医院;教会医院成立医学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西方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在晚清厦门的这些具体实践,不仅传播了西医的知识、观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而且使得卫生意识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更新和改善

从碑铭看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

明清时期,闽南地区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秩序的形成,除了官方加强海防控制和行政治理等因素外,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社会士绅、耆老和普通民众对秩序的认同,即对官方治理政策的积极响应与配合。这种配合,主要体现在对乡村秩序有重要作用的乡规民约之中。遗存至今的大量碑铭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财产权、婚姻、丧葬、风水、宗教信仰

“官民相得”传统与现代社会治理

中国政治文明中具有"官民相得"的优良传统,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是"道"与"德",其表现形式是"公"与"私"的配合和交融,其实现途径可以是官员移风易俗,也可以是民纠官弊。传统社会治理中存在"公"与"私"二元系统,各有自己的"自域",也有共同参与的"共域",二者的合作是主流,偶尔的冲突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调而被化解,值得当今社会治理借鉴

乡绅对明清江西地方社会秩序的意义——施由明《明清江西乡绅与县域社会治理》述评

施由明先生的专著《明清江西乡绅与县域社会治理》,对乡绅概念的辨析、对江西乡绅特点的提炼、对乡绅与江西地域社会治理的关系、对乡绅如何走向近代化等有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但对有些概念及问题的表述仍需要更准确的拿捏